“災難日”一詞在阿拉伯語中意為“災難”，指的是1947年至1949年間，大約750000名巴勒斯坦人因猶太民兵推進、以及隨后新成立的以色列軍隊進攻而逃離或被逐出家園。這些人約占如今以色列國境內當時巴勒斯坦居民總數的三分之二。

他說，在英國托管巴勒斯坦時期，也就是1920年至1948年間，埃及歌手烏姆·庫勒蘇姆、敘利亞裔埃及歌手法里德·阿特拉什等阿拉伯樂壇巨星，都曾在海法一座如今只存在于歷史書中的音樂廳演出。

參加這場導覽的約30人全都是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隨著66歲的曼蘇爾繼續講述，眾人臉上的笑意漸漸消失。他帶著更多無奈而非煽情的語氣說，父親曾花“三巴勒斯坦鎊”從黎巴嫩重要歌手兼作曲家哈利姆·魯米手中買下一把烏德琴，但最終沒能留下它。

和海法其他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人一樣，曼蘇爾的父親在1948年哈加納民兵進攻海法時逃離了這座城市。三年后，他獲軍事當局準許返回海法，卻發現自家房屋已被收歸國有。這一做法依據的是1950年“在場缺席者”法。根據這項法律，當局沒收了數十萬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的財產，即便他們人仍在以色列境內。

“當他們告訴他，那已經不再是他的家時，他只求能把那把烏德琴拿走。連這個都不被允許。”曼蘇爾惋惜地說。他是研究海法歷史、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歷史的歷史學者，也是特拉維夫附近貝特貝爾高等學術中心的教師。有時，他自己也會走近那棟如今已歸他人的房子，那是父親曾投入積蓄的地方。

參與者一路經過廢棄的土耳其浴室、宅邸和清真寺。這些地方曾構成1947年前當地生活的骨架。那一年，阿拉伯方面反對聯合國分治巴勒斯坦方案，局勢隨后演變成某種內戰式沖突，猶太民兵在推進過程中制造恐慌。

事實上，“災難日”中的大多數強制流離失所，就發生在那一時期，也就是以色列建國和第一次阿以戰爭爆發之前。第一次阿以戰爭開始于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通常把“災難日”放進這一戰爭背景中加以解釋，借此淡化其意義。

警方前一天在海法逮捕了約30名參加“災難日”示威者中的9人。對巴勒斯坦旗幟的執念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上個月，一名警察把一名以色列活動人士小圓帽上的巴勒斯坦旗圖案剪掉了。那頂小圓帽上原本同時有以色列旗和巴勒斯坦旗圖案。

上個月，前往一處巴勒斯坦村莊遺址舉行紀念游行的傳統活動連續第二年停辦。警方以安全為由，將參與人數限制在1000人，并禁止攜帶巴勒斯坦旗幟。由于這場游行往年通常會有20000至30000人參加，組織方干脆決定取消活動，以免自己淪為某種變相禁令的配合者。

除2020年期間外，這幾乎三十年來只有這兩年沒有舉行這場游行。最終，組織方改為通過視頻連線舉辦一場關于“災難日”的討論會，邀請藝術家和歷史學者參加。

他承認，現在的日子很難過。他甚至擔心，警方或市政府會叫停這樣一場看似無害的導覽，因為活動觸及了以色列建國所依托的族群清洗，也因此衍生出兩套并行敘事：一套是某些人眼中，一個在大屠殺結束三年后仍無國家的民族迎來勝利與喜悅；另一套則是另一些人所經歷的失敗、被剝奪與流亡。“紀念‘災難日’不僅是為了記憶，也是為了守住我們的身份認同。以色列從1948年至今一直試圖抹去這種身份。”他說。“在這個國家的小學里，巴勒斯坦歷史既不被提及，也不被講授。我們學到的只有猶太民族的歷史。伊斯蘭歷史則從倭馬亞王朝時期講起。在我們使用的歷史課本里，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民族這回事。”

塔哈堅持認為，“災難日”實際上是巴勒斯坦身份認同中“最重要的元素”。因為正是這條線索，把像他這樣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他們是當年留在這個新生國家中的人們的后代——與加沙、約旦河西岸，以及約旦、黎巴嫩、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連接起來。后者如今已超過300萬人，他們的后代繼承了難民身份。

1948年，聯合國大會承認巴勒斯坦人有權“盡快”返回“自己的家園，并與鄰居和平相處”。以色列從未允許他們返回：它射殺了數百名試圖秘密越境的人；摧毀了他們居住的400多個村莊；在海法這樣的城市里，又把房屋收歸國有，用來安置陸續來到這個新生國家的猶太人——這些人往往是被迫從北非或中東其他地區遷來的。

在這個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很少居住在同一座城鎮的國家里，海法是少數被稱為“混合城市”的地方之一。以色列常借海法向外界展示一種被理想化的和諧共處圖景，但生活在這里的巴勒斯坦人很清楚，這種當下格局從何而來。

1948年的海法是一座重要港口。經過數十年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框架下的移民流入，這座城市中的巴勒斯坦居民和猶太居民人數已大致相當。那年4月，哈加納發動行動，試圖奪取數萬名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街區。

導覽員站在今天名為巴黎廣場的地方解釋說：“他們控制了高地，這讓他們擁有戰略優勢，并從那里向低處投擲桶裝炸彈。人們看到、聽到這些桶裝炸彈時，還能怎么辦？”“當然是逃。”一名參與者回答。“對，逃。”

幾個月后，海法已被占領，城里只剩下4000名巴勒斯坦人。

從導覽參與者的年齡結構看，“災難日”顯然并不只是那些親歷者或其直系后代的歷史挫敗感。隊伍里有不少年輕人，也有一些家庭，這說明這段記憶跨越了幾代人。

如今，許多人接受一個更具政治意味的概念——“持續中的災難日”。這一概念認為，“災難日”不是一個已經結束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延續至今的以色列項目。

45歲的參與者奧薩馬說：“這不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它前天發生，昨天發生，今天也還在發生。”他解釋說，這就是自己為什么帶著十幾歲的女兒來參加導覽。“這只是一個很小的活動，但它關系到我們是誰。”

努爾和澤伊娜都23歲。出于以色列當局制造的恐懼氛圍，她們不愿透露姓氏。她們象征著新一代對維系近八十年前記憶的興趣。

澤伊娜說：“幾乎每個民族都會紀念一段可怕的歷史，就像猶太人紀念大屠殺一樣。這就是我們的那段歷史。”

努爾解釋自己為什么來參加活動時說，這是她們“從內部”還能做的“少數事情之一”——巴勒斯坦人通常用“從內部”來指代以色列。她說，在以色列摧毀加沙、并在約旦河西岸進一步加深強制人口遷移的當下，這一點尤其重要。“我想知道，這些如今被改成希伯來語名字的街道，以前叫什么。我想了解那些被禁止談論、連我自己都害怕開口的事情。”她說。

近些年來，尤其是自2023年10月那場突襲之后，以色列國內最右傾的群體對“災難日”的態度，已從長期的否認、質疑或淡化，轉向把它當作一種威脅來使用。那場突襲中，哈馬斯在以色列殺害了近1200人，并劫持了250多名人質。

就在這個星期五，在“旗幟游行”上，數以千計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一邊慶祝六日戰爭中奪取東耶路撒冷，一邊伴隨著暴力事件和種族主義口號。一家名為“如果你愿意”的組織在老城穆斯林區入口處豎起橫幅，上面寫著：“你們想要一場屠殺，那你們將得到一場‘災難日’。”

早在四年前，也就是哈馬斯大規模屠殺發生之前，現任國防部長、與內塔尼亞胡同屬利庫德集團的伊斯拉埃爾·卡茨，就曾在議會威脅要發動一場新的族群清洗。起因是，一批學生在以色列大學校園里于“災難日”當天揮舞巴勒斯坦旗幟——而這種形式的示威如今已被禁止。

他說：“記住1948年。記住我們的獨立戰爭，也記住你們的‘災難日’。去問問老人們，問問祖父祖母們，他們會告訴你們，隨著時間推移，猶太人會醒來，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如何保護猶太國家這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