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洪（1920—2007）先生，出生于山西省定襄縣，原名牛仁權，曾用名牛黃、牛中黃。馬洪先生憑借眾多成就，于2005年獲得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詞稱：“馬洪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老一輩經濟學家中，他是為數不多的進行跨學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學者。他是經濟學、管理學理論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決策咨詢研究事業的一位卓越的開拓者、奠基者和組織領導者。”

重新確立市場經濟地位的

理論邏輯

自1953年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起，我國逐步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在改革開放初期，如何從理論上闡明恢復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要性，成為影響改革方向的核心理論難題。在這一關鍵歷史節點，馬洪先生以其扎實的理論素養和前瞻性的戰略眼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作出了突破性貢獻。

1984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他建議把“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寫進全會決議，并強調“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和現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從理論上說清楚”。1984年11月，他在中宣部組織的報告會上作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報告，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闡明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特點，強調“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方針的理論依據”，“只有克服自然經濟的影響，肯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商品經濟的屬性，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才能在國民經濟計劃的指導下，更好地利用市場機制，搞活經濟，推動社會生產力生氣勃勃地向前發展”。1987年，他在黨的十三大小組會上所作的《向市場經濟轉變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大變革》的發言中強調指出：“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替代計劃經濟體制，不僅僅是一個提法上的變化，它涉及對社會主義經濟性質認識的重大變化，進而涉及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方式、經濟改革的目標和改革策略的相應變化。”

正是因為馬洪先生當初的信，以及當時來自體改委、社科院和眾多經濟學家對于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的必要性的反復論證、堅持、發聲，促使中國開啟了向市場經濟回歸的新的歷史進程。

主張制定經濟發展戰略與

實行經濟預測

馬洪先生主張從實際出發制定中長期規劃，其主持的“2000年的中國”研究，為國家發展規劃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

1982—1983年，在馬洪先生主持下，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組織1400余人，制定了《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綜合經濟規劃》（1981—2000）。該規劃第一次通過經濟數學模型和電子計算機研究一個省的社會經濟問題。其中，與煤炭產業相關的若干模型得到了歷史驗證。國家層面的中長期規劃的范例是“2000年的中國”課題。1983年，為了回答“2000年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的問題，在馬洪先生主持下，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組織各方面專家學者歷時三年開展“2000年的中國”課題研究。其預測領域包括：人口、能源、耕地、糧食、交通、水資源、國民收入的生產與分配、消費、投資、外貿、體制改革等。他的很多研究成果后來得到了驗證。

20世紀80年代，馬洪先生開始通過跨學科的專家團隊，運用多學科結合的方法，對處于高速發展、制度轉型的中國進行中長期預測和戰略研究。正是這樣的努力，戰略意識、戰略預測和戰略選擇等概念被決策者、學者、企業家普遍運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前瞻性研究。

開啟企業管理現代化之門

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從企業制度改革做起，而企業制度改革，必須從企業的現代化管理做起。馬洪先生在管理科學理論研究和實踐中有著卓越建樹，并且注重與國外交流、參觀、考察和調研中汲取先進的管理經驗，奠定了一套中國的企業管理理論，開啟了企業制度現代化特別是企業管理現代化的歷史之門。

一是進行管理科學理論研究和實踐。在深入調研和參與起草“工業70條”的過程中，他系統總結中國企業管理的歷史經驗，批判地吸收蘇聯以及一些西方國家的企業管理經驗，主持編寫《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系統地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企業管理制度和方法。1978年9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馬洪先生在《充分發揮企業的主動性》一文中提出：“解決經濟管理體制問題，應當把充分發揮企業的主動性，作為基本的出發點。”“無論企業歸誰管，無論國家機關的條、塊怎樣分工，都需要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處理好國家和企業的經濟關系，尤其要承認企業在客觀上所具有的獨立性，賦予企業一定的自主權。”這是一篇較早觸及企業性質、地位和自主權，強調把充分發揮企業主動性作為解決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基本出發點的文章，對推進企業改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是廣泛吸收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改革開放之初，在建立工業經濟研究所時，他專門成立了國外研究室，收集和研究國外經濟和管理理論、方法和經驗。1978—1980年，他陸續出訪日本、美國、歐洲等地，圍繞先進技術、企業管理制度等進行調研，以開闊的視野審視我國經濟發展、經濟改革與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和前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和建議，撰寫了多部著作，系統介紹了國外的經濟發展經驗、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等。此外，為系統地進行國際學術交流，馬洪先生還積極倡導和組織雙邊或多邊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通過這些活動，進一步考察、研究、吸收各種類型國家的管理經驗，聯系我國實際加以運用。

推動新技術革命對策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面對世界范圍出現的新技術革命浪潮，我國各界對于其內容、性質及可能帶來的社會經濟后果眾說紛紜、認識不一。1983年10月9日，國務院專門召開會議研究此問題，并指定馬洪先生組織專家進行研究。為此，馬洪先生組織了三次有上百人參加的會議，進行“新技術革命和對策”研究，提出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并指出：新興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必將帶來生產力的飛躍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知識越來越成為發展生產力、提高競爭力和取得經濟成就的關鍵。在分析新技術革命發展趨勢的基礎上，馬洪先生從我國國情出發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重點產業的發展方向。可以說，這三場大討論決定和影響了中國技術發展和產業發展的方向，意義重大。其研究成果《新技術革命和對策》于1984年作為國務院文件轉發全國各地，對我國新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除此之外，馬洪先生還提出“把開發高新技術產業放在經濟發展戰略全局的主導地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政策的重點應由區域傾斜轉向產業傾斜和技術傾斜”的主張和具體政策建議，構建了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科技政策的框架和體系。

創建全新多元的決策咨詢體系

馬洪先生是我國決策咨詢工作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在決策咨詢實踐中，緊緊抓住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提出前瞻性、戰略性思路，為國家和地方決策服務。他善于聚集人才、吸引人才，注重調查研究，政策建議切合實際，逐漸形成全新多元的決策咨詢體系。

1978年4月，馬洪先生受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委托創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并任所長。該研究所是以現實國民經濟運行和經濟體制改革為研究對象，把各種資源整合起來、張力極大的研究機構。工業經濟研究所涉及工業經濟、企業管理、產業政策、技術進步、體制改革等現實經濟和體制問題，集研究、教學、實踐于一體。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期間，他強調“社會科學院要做黨和政府的助手”；“黨和政府總是希望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能夠獻計獻策，真正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出一些好主意”。

1981年5月，馬洪先生受托組建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并任常務干事會總干事。馬洪先生注重把經濟、技術、工程相結合，研究中心的決策咨詢工作采取多種形式、多層次組織，聯系了包括各部委規劃院、設計院、研究院在內的多個協作單位，聘請各領域的顧問，吸引了一批以青年為主力的研究人員。研究中心還開發了一系列經濟模型，注重發揮定量分析在決策咨詢中的作用。

1989年，馬洪先生發起創辦了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這是國內第一家綜合性、全國性的社會智庫，有改革試驗者的面貌，最先嘗試市場化運作。歷經三十年，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2015年入選為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

縱觀馬洪先生60多年的革命實踐和治學道路，頗具傳奇色彩。他沒有讀過名牌大學，更沒有留過洋，他的理論功底是在延安馬列學院（后改為“中央研究院”）奠定的，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我國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他憑借勤奮、嚴謹、執著、求實的精神在經濟學理論研究領域取得了顯赫的成就，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審；經濟管理出版社副編審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張云華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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