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治之端也。”總書記曾引用《荀子·君道》中的這句古訓，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開端，是公平正義的基石。

然而，在河北衡水，一起涉及民營企業負責人的刑事案件，歷經八年審理、五次判決、三次抗訴、兩次發還、一次撤訴、兩次起訴，卻始終伴隨著爭議與質疑。原衡水飲食服務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高蘭起，從2007年涉嫌“貪污罪”被刑事拘留，到最終被以“職務侵占Z”判處有期徒X四年，不僅蒙受了四年羈押之苦，更堅信自己遭遇了一場由公權力濫用引發的假錯案。近日，隨著高蘭起持續信訪，這起跨越十余年的案件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其審理過程中的諸多瑕疵、法律適用的爭議的焦點，以及當事人亟待解決的訴求，值得我們深入探究與反思。

案情：八年八次司法程序，一場充滿波折的審理

梳理高蘭起案的審理歷程，其復雜程度與波折性令人矚目。這起案件始于2007年，源于一場企業內部的權力紛爭，最終演變為一場跨越八年的司F拉鋸戰，每一個時間節點都承載著當事人的命運轉折，也留下了諸多待解的疑問。

2007年7月19日，時任衡水飲食服務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的高蘭起，因涉嫌貪污Z被衡水市桃城區檢方刑事拘留。據高蘭起回憶，此次抓捕源于公司經理張俊東的惡意誣告，時任桃城區副檢察長、反貪局長的張玉書，為幫助張俊東奪取公司控制權，濫用偵查權，以“先立案抓人、后湊證據”的方式，開啟了對他的司法迫害。

2008年5月19日，桃城區檢方虛構事實，以（2008）第71號起訴書，向桃城區法院提起公訴，指控高蘭起犯貪污罪、受賄罪、職務侵占罪三大罪名，涉案金額涉及數百萬元。同年11月17日，桃城區法院作出（2008）衡桃刑初字第72號刑事判決，以貪污罪、受賄罪判處高蘭起有期徒刑十七年，高蘭起不服判決，當庭提出上訴。

2009年8月13日，衡水市中院經審理認為，該案事實不清，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裁定。同年12月4日，桃城區檢方以“事實、證據有變化”為由，向桃城區法院申請撤回起訴，同日，桃城區法院作出（2009）衡桃刑初字第159號刑事裁定，準予其撤回起訴，并將裁定送達給高蘭起及其辯護律師。按照法律規定，撤回起訴后案件應終結，高蘭起應被釋放，但他卻在無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被繼續非法羈押長達兩個月。

2010年2月5日，桃城區檢方在沒有新事實、新證據，罪名、事實與此前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以衡桃檢刑訴（2009）第298號起訴書再次提起公訴，違反了最高檢《刑事訴訟規則》中“撤回起訴后，沒有新的事實證據，不得再行起訴”的明確規定。桃城區法院對沒有變化的起訴明知不應受理，居然受理、審理，并于同年6月12日，作出（2010）衡桃刑初字第27號刑事判決，把“貪污罪”改判為“職務侵占罪”判處高蘭起有期徒刑三年。桃城區檢方不服，提出抗訴。

2010年7月16日，衡水市中院再次以事實不清為由，作出（2010）衡刑終字第62號X事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同年9月27日，桃城區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公開審理此案，11月13日，作出（2010）衡桃刑初字第136號刑事判決，仍以“職務侵占Z”將刑期由三年改判為四年。12月13日，桃城區檢方再次提出抗訴。

2011年5月4日，衡水市中院根據衡水市檢方的抗訴請求，僅針對“向孫建才借款18萬”一起事實進行審理，開庭時宣讀了市檢方對其他三起指控不再抗訴的決定。5月12日，衡水市中院作出（2011）衡刑終字第7號刑事裁定書，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2012年7月17日，高蘭起收到河北省高院送達的河北省檢方抗訴書，省檢方對該案提出抗訴。同年11月23日，省高法公開開庭審理此案，直到2015年7月13日，高蘭起才收到省高院2014年11月22日作出的刑事裁定書，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至此，這起案件歷經八年時間，完成了一次撤訴、兩次起訴、三次抗訴、兩次發還、五次審理、五次判決，最終以高蘭起構成職務侵占Z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告終。高蘭起表示，判處我構成職務侵占Z無任何事實和法律依據。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蒙受了四年冤獄之災，而這四年羈押期與刑期完全一致，無異于用判決手段掩蓋對其非法羈押的“實報實銷”。

據悉，該案的核心爭議焦點集中在四件事上：一是企業改制期間，高蘭起是否侵吞國有資產142萬余元；二是高蘭起向孫建才借款18萬元，是否屬于“以借款為名要回公司核銷欠款并據為己有”是否構成“貪污罪”；三是高蘭起向劉春立借款75萬元，剩余45萬元被免除，是否構成受賄Z；四是高蘭起是否將公司開發的商住樓據為己有，構成職務侵占Z。而這四件事，也成為了案件瑕疵與爭議的核心所在。

上圖：飲食公司旗下的“華澳大酒店”，高蘭起就在這里從“輝煌跌

案件瑕疵：程序違法證據存疑，諸多環節不合規

梳理高蘭起案的全部卷宗及相關材料，不難發現，該案在審理過程中存在諸多瑕疵與異議，從偵查階段的刑X逼供、非法取證，到起訴階段的違規再訴，再到審判階段的違法受理，證據采信偏差，每一個環節的不合規，都讓這起案件的公正性受到質疑。

首先，偵查階段存在嚴重的逼供、非F取證行為，關鍵證據涉嫌偽造。據高蘭起及相關證人證實，時任桃城區副檢察長、反貪局長的張玉書，為逼取有罪證據，指使辦案人員對高蘭起及多名證人實施逼供。高蘭起在偵查期間，被辦案人員銬在老虎D上連續審訊兩天一宿，后被輾轉關押于兩個省、四個地區的五個看守所，期間遭受打罵、凍餓、烤熬等非F手段，被更名改姓、限制會見律師、剝D基本生活保障，最終落下嚴重的心臟病和腦梗死。

對于關鍵證人，辦案人員同樣采取威B利誘的手段逼取偽證。在“向孫建才借款18萬元”一事中，孫建才最初明確證明該款項是其與高蘭起之間的私人借貸，與孫建國（孫建才之兄）欠公司的款項無關，且高蘭起已還款2萬元，并出示了收條。但張玉書為獲取有罪證據，將孫建國關押一天一宿，同時將孫建才傳到華澳大酒店威逼利Y，迫使孫建才重新作出“該18萬元是替孫建國償還公司欠款”的偽證。同樣，證人劉春立、劉春普、劉春寬等人，也被辦案人員非F審訊、威X，其證言存在明顯的誘導痕跡，甚至出現兩名證人的證言一字不差的情況，顯然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

其次，起訴階段存在違規再訴的嚴重程序違法。2009年12月4日，桃城區檢方撤回起訴，桃城區法院作出準予撤訴的裁定后，該案已依法終結。但張玉書拒不執行法院裁定，繼續非法羈押高蘭起兩個月，隨后在沒有任何新事實、新證據的情況下，將原起訴書改頭換面，再次提起公訴。這一行為明顯違反了最高檢《刑事訴訟規則》第353條的規定，屬于典型的濫用公訴Q，變相剝奪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其二，案件事實認定存在嚴重偏差，關鍵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其一，關于“侵吞國有資產142萬余元”的指控，河北省高院在再審裁定中明確指出，飲食公司在改制評估基準日之前，按照省二建起訴的標的額申報債務，符合相關財務制度規定；雙方工程款糾紛最終結果確定時，改制已結束，根據衡水市財政局相關批復，基準日后的財務成果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接，無需調整，因此省檢方抗訴高蘭起侵吞國有資產的理據不充分。但此前的一審判決卻無視這一事實，對該指控予以認定，明顯存在事實認定錯誤。

其三，關于“向孫建才借款18萬元構成職務侵占罪”的認定，存在嚴重的邏輯漏洞。該18萬元是高蘭起與孫建才之間的私人借貸，孫建才是獨立的民事主體，該債務與孫建國欠公司的36萬元核銷款無任何法律關聯，且無任何證據證明該筆借款發生了債務轉移，更無證據證明高蘭起將該款項據為己有。高蘭起始終主張，該筆借款是其個人行為，與公司無關，而法院最終以職務侵占Z對其定罪，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最后，審判階段存在徇私W法、偏袒一方的嫌疑。據高蘭起舉報，張玉書在辦案期間，與張俊東相互勾結，將公司控制權交給同樣涉嫌犯罪的張俊東，辦案人員甚至住進公司的華澳大酒店，與張俊東同樓辦公、吃喝玩樂，明顯存在利益輸送。在審理過程中，法院對公訴部門提交的非F證據未依法予以排除，對高蘭起提交的無罪證據未予以采信，多次作出與事實和法律不符的判決，導致案件久拖不決，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

上圖：衡水市軍區招待所舊址，高蘭起曾經在這里度過了無數個不眠

專家點評：程序正義是底線，案件存在多重爭議

針對高蘭起案的審理過程及存在的爭議，記者專訪了多位法律專家，專家們結合案件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對該案進行了全面點評，一致認為該案在程序和實體上均存在諸多問題，值得司法部門重新審視。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猛表示，程序正義是司法公正的底線，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體正義。高蘭起案中，偵查階段存在的逼供、非法取證行為，是對司法程序的嚴重踐踏。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采用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Z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X等非F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而該案中，關鍵證人的偽證、高蘭起的有罪供述均系非F手段獲取，卻被公訴部門作為指控犯罪的核心證據，法院也未依法予以排除，這顯然違反了非F證據排除規則，導致案件事實認定出現偏差。

對于該案中違規再訴的問題，李教授指出，最高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規定，撤回起訴后，沒有新的事實或者新證據，不得再行起訴。桃城區檢方在撤回起訴后，沒有任何新事實、新證據，僅將原起訴書改頭換面再次起訴，屬于典型的程序違法。這種行為不僅浪費司法資源，更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違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則，凸顯了部分司法人員對法律程序的漠視。

河北大學法學院教授、刑事訴訟法專家王淑娟則重點點評了案件的實體認定問題。她表示，貪污、受賄、職務侵占的構成要件具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該案中，公訴部門對高蘭起的多項指控均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其一，貪污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高蘭起在企業改制后，已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不符合貪污Z的主體要件；其二，關于18萬元借款的認定，混淆了私人借貸與公司債權的法律關系，私人借貸與公司核銷債權是兩個獨立的法律關系，不能隨意嫁接，認定高蘭起構成職務侵占，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其三，受賄罪的認定需要具備“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和“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兩個核心要件，該案中，無證據證明高蘭起為劉春立謀取了不正當利益，也無證據證明雙方存在利益交換，因此受賄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王教授強調，企業改制期間的資產處置問題，應當嚴格遵循相關政策和法律規定，不能隨意將正常的企業經營行為、私人借貸行為認定為犯罪。該案中，法院將高蘭起的私人借貸行為認定為職務侵占，將企業改制過程中的正常債務申報行為認定為貪污，明顯存在法律適用錯誤，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

此外，多位專家還指出，該案中存在的公權L濫用問題，值得高度警惕。張玉書作為反貪局長，利用職權介入民營企業內部紛爭，與他人勾結制造假錯案，非F拘禁、逼供，不僅損害了司法公正，也破壞了營商環境，侵犯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這種行為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懲，以維護司法權威和社會公平正義。

上圖：高蘭起就在這里被無端獲刑

當事人訴求：懇請糾正錯案、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歷經八年審理、羈押四年就判刑四年。高蘭起始終堅信自己是無辜的，多年來一直堅持信訪維權，希望能夠通過合法途徑糾正錯案、還自己清白。如今，高蘭起雖年過七旬，卻依然不放棄信訪之路，他提出了明確的訴求，亟待相關部門予以解決。將為正義奮斗終身！

首先，懇請司法部門依法糾正錯案，宣告其無罪，還其清白。高蘭起表示，該案是一起典型的人為制造的假錯案，偵查階段“先立案抓人，后湊證據”。存在刑X逼供、非F取證，起訴階段存在違規再訴；審判階段存在違法受理、審理，事實認定錯誤和法律適用錯誤，多項指控均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他希望最高法、最高檢能夠介入此案，重新審理，依法撤銷原判決，宣告其無罪，恢復其名譽和黨員身份。

其次，懇請追究相關違F辦案人員的法律責任。高蘭起舉報，時任桃城區副檢察長、反貪局長的張玉書，利用職權徇私枉法、刑X逼供、非F拘禁、制Z偽證，與張俊東勾結侵占公司財產，給其本人和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張玉書卻越舉報越被提拔重用，在舉報中提拔為河北省紀委四室主任。高蘭起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嚴查張玉書及相關辦案人員的違法F罪行為，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據了解，高蘭起堅持長期舉報，一直申訴無果。近年來多次向河北省紀委監委、最高法、最高檢郵寄信訪材料，最高法也曾回復其信訪事項已辦理完畢，“經查，申訴人高蘭起已委托律師多次到最高法申訴窗口申訴，請接受窗口接談法官的意見”。接談法官明確表示該案確有錯誤，并多次報領導批準，但領導總是說讓等等。高蘭起對辦理結果并不滿意，認為相關部門推諉扯皮，漠視訴求。截至目前，申訴材料仍在最高法立案庭有錯不糾，壓案不辦。

結語：以法治守護公正，讓民眾感受司法溫度

當前，我國正大力推進法治建設，強調“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對于高蘭起案這樣存在諸多爭議和瑕疵的案件，司法部門應當秉持客觀公正的態度，有錯必糾，還當事人清白，還社會公平正義！

重新審視案件事實和證據，依法糾正錯案，還當事人清白；對于違F辦案、濫用職權的相關人員，應當依法嚴肅追究其責任，以儆效尤；對于當事人的合法訴求，應當依法予以回應和解決，彌補其遭受的損失。以法治守護公正，真正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