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極目新聞評論員 紀平
原定5月30日上映的電影《監獄來的媽媽》引發的輿論風波仍在發酵。電影宣傳文案稱其為“真實故事改編”“本人真實出演”，但被網友發現其美化犯罪行為，先拍后備，價值觀扭曲等問題，5月20日凌晨，汪涵發布聲明，就擔任電影《監獄來的媽媽》出品人一事向公眾道歉。
聲明措辭與幾天前轉發宣傳該電影的姚晨的聲明如出一轍：初衷是好的，了解是不夠的；出資是沒有的，關聯是要切割的。
汪涵的聲明，表面上是道歉，實際上是一套精心設計的“切割”話術。他說自己只是掛名出品人，未參與投資，已解除關聯，不再保留署名。言下之意很清楚：我只是幫忙撐個場面，片子里出了問題跟我沒關系。這套說辭不僅難以自圓其說，也難以平息公眾質疑。
汪涵是該片唯一署名的出品人，身為資深媒體人、多次參與影視項目的行業前輩，汪涵不可能不清楚出品人的核心職責——對項目背景、內容導向、合規性進行全面審核，從立項到上映的全流程負有責任，而這部電影恰恰從拍攝到上映全流程都存在極大爭議。
片方先拍攝后備案，女主角在服刑期間出演商業電影，電影內容公然篡改真相，美化犯罪，把司法認定的殺人犯包裝成“反家暴榜樣”，這樁樁件件，汪涵作為出品人難道全不知情？既不出錢，也不把關，還不負責，那這個出品人當得也太輕松了。
據多方信息顯示，汪涵與影片導演秦曉宇淵源頗深，此前在《第一次的離別》《密語者》等多個項目中，汪涵均以運作投資和行業資源的方式深度參與，常掛名出品人或總策劃，難道這些項目他也都是不了解內容背景，就友情掛名嗎？
國家在工程建設、金融互聯網等領域，都嚴厲打擊掛靠資質的違法行為。而到了電影圈，明星哪怕對項目一無所知，也能掛名當出品人，出現在海報和宣傳物料上，出了事再發一紙聲明說“我不了解情況”，這不是草臺班子是什么？如果汪涵這套說辭是托詞，那就是赤裸裸的不負責任；如果是實情，那就更說明該片從一開始就漏洞百出，居心不正。
從法律層面來說，汪涵作為電影的出品人，在官方資料、宣傳物料上署名，意味著他以個人信譽為這部電影做了背書。該片在國外得獎時，也有觀眾稱是為了汪涵才去看的。現在，汪涵聲稱自己只是掛名，未參與投資就能免除內容審查義務，完美“切割”嗎？恐怕不行。署名即擔責，這是基本常識。監管部門已經介入，國家電影局明確表示“已在進行處理”。汪涵的一紙聲明，與其說是給公眾一個交代，不如說是給自己留一條后路，但這條后路，未必走得通。
說到底，無論是汪涵當出品人，還是姚晨轉發宣傳，體現的都是明星對影視作品的態度。你既然愿意用自己的人氣和影響力為影片助力，那了解影片內容，明白它想表達和引導什么，那就是最基本的責任。
如果真的是連影片講什么故事，主演是什么身份，與現實犯罪行為有何關聯都不知道，就敢于當出品人，就敢配文說“這是我看過最勇敢的演出”，說明在這些藝人眼里，一部電影的價值根本不在于能給觀眾帶來什么，是否對社會有正向啟迪，而在于它是否能為自己博取關注度，贏得所謂的國際知名度。說白了就是精致的功利主義：好處都要占，風險絕不擔。
藝術創作有自由，但絕不能凌駕于法律和事實之上。真實案件改編有空間，但絕不能扭曲真相與是非的本質。《監獄來的媽媽》最大的惡，就在于用“藝術改編”的幌子，違規操作，洗白罪惡；消費死者、煽動對立，挑戰司法尊嚴和社會底線。這部電影踩過的每一條紅線，都不是“缺乏了解”四個字能抹平的。
法律不會因為一句“疏忽”就豁免責任，公眾也不會因為一紙聲明就忘記“背書”事實。汪涵既然是出品人，就必須和主創團隊一起，為電影罔顧事實真相，挑釁司法判決，刺痛公眾情感的行為付出代價，忙著切割是沒有用的。只有以實際行動回應公眾關切，為自己做過的事埋單，才是真正的尊重司法權威，尊重司法判決。
（來源：極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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