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與心靈的成長

——讀陳琰楓《不可思議的面具》有感

陳琰楓是重慶本土青年作家、詩人、藝術家，從小阿蓬江邊的生活環境讓他的文字更加貼近某種地方傳統。他曾就讀于中央美術學院，游學法國，對西方文學、文化有很多見識。《不可思議的面具》的核心意象是“面具”，“面具”在東西方文化中都有著象征意義。在東方文化中，面具是“請神降臨”的媒介，儺戲是面具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文化中，面具象征著人與神的溝通，現代面具是雙重身份的象征。小說即故事，潛文本是作者對于美的判斷，陳琰楓有著敏銳的文學藝術感知。同時，他作為一個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八零后，不急于展示創作成果，如文藝隱士一般，以看似隨性的節奏，悠悠然，在日常之外自然流露出液態般生命感思。他的文字松弛、柔軟，避免了說教，也無所謂顧及市場，就只是寫，把文字還給了文字。

正如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思維方式。”在《不可思議的面具》中，作者以詩化的語言穿梭于意識流，完成了夢游般的體驗，那意味著忘乎所以的心流狀態。在小說虛構的想象域和現實域中穿梭，虛實之間的轉換可能是通過面具。一種失真感在閱讀時候產生，“桃花源”“仙境”是想象出來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是戴著面具的真實世界，讀者明知小說之虛構而承認其虛構之合理性。借用一句書中的話，“真是個講故事的好氛圍。”《不可思議的面具》中有35個連續的小故事，十分有趣，二郎神、海妖、神明、甘生、秦童等人物出現在其中。主人公李米米是一個兒童，他天真，對世界充滿好奇。他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不加評判地觀察、體驗。心靈的成長向來不是依靠書本，而是放任時光的內在求索。武陵群山的寨子有返古傾向，仿佛回到原始部落時期，民風淳樸與野性難馴同時存在著。

為什么回到家的爸爸是戴面具的“假爸爸”，在外面的爸爸是“真爸爸”？這與一貫思維中的現象出現差異，還是這樣的設置是作者跟我們開了一個玩笑？面具戴久了，就會成為臉的一部分，于是假的就成了真的。仿生人就是機器人，帶著未來感，以抵消地方性敘事帶來的過去感。《不可思議的面具》方言特征顯著，書中穿插著很多當地民歌。“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喝茶就喝茶，哪來恁多話？”未來和過去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說是虛構的，真實的是未來、過去疊印于現在，對現在產生的影響，未來、過去是現在的一部分。李米米說，“我是我，我是二郎神，我是爸爸，我是仿生人……”我是非我，我是無我，我看見什么，什么就稱為了我。二郎神、爸爸、仿生人都可能成為“我”的面具。面具使真實的自我變得神秘。這種神秘性是陳琰楓所偏好的，文藝即不祛魅，即敬畏神性。神秘色彩在陳琰楓作品中體現為整體氛圍，小說中出現的先知、儺公、儺娘、仙娘等也是為了營造這樣一種氛圍，成就整體表達效果。人物的命名已經暗示了某種設定和巧思。思維和想象力帶動神啟意味的生成，成為貫穿始終的精神氣質。先知的口吻和敘事方式，詩中的預感、預言、審判、拯救、宿命，讓小說有了人性、神性、神話。《不可思議的面具》中的面具與土家族傳說有關，與楚巫文化有關，有著濃濃的浪漫主義色彩。巴蜀的楚巫氣息來源于地方傳統文化，它通過口頭傳播、書籍傳播等方式，由一個時代流向另一個時代。《楚辭》中常見神、鬼、靈、巫，巫即神職人員，是人與鬼神的靈媒，巫也是歌舞演員，人們對鬼神的態度即尊敬而親近。

《不可思議的面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一連串場景，呈現出戲劇性特征。書中段落，“這個布藝店，其實是你曾經看到過的某個法式布藝店，這紅茶和茶點，還有我這時尚的形象，都來自你記憶中那個布藝店的樣子。”一切都是心象，一切人可以生著相同的面孔，“一切是多么虛幻！”于是，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靈魂、記憶是流動的。人可能被面具代替，面具也可能被面具代替。《不可思議的面具》有著接近土壤的部分，奇幻中有鄉村生活的縮影。小說內在的戲劇張力就在于人物不間斷的動作，李米米在經歷一系列鯽魚一般鮮活的事物，那些行俠仗義之舉動，不同于傳統的“大鬧天宮”式神話想象。《不可思議的面具》對于童年的書寫，是作者站在一個成人的視角，反觀自己的過去，并關注作為普遍意義上的兒童的生活。唐仙娘說：“孩子，那是被你人格面具所束縛的自我，他渴望沖破內心的困惑。”這里體現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洞察。“待人如照鏡，你怎樣對待別人，便可以從別人眼中看到自己戴著怎樣的人格面具。”

一個人對待世界和他者的方式與他自己的內在有關。陳琰楓對“自我”與“真實”的問題有諸多思考，這樣的思考里包含了一種反思性的建構，“我就是我”。這不僅是一部獻給兒童的作品，也是一部獻給心靈的成長中的人的作品。而心靈的成長期與生理年齡沒有必然性關聯，只要我們還在持續思考、探索生命，就不會陷入一種僵化的模式和全然的死寂之中，這是很幸運的事。

作者簡介：侯乃琦，電影學碩士，文學博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