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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耿同學講故事”抖音號
撰文 |張天祁
2026年4月上旬,視頻科普博主“耿同學講故事”發布視頻,質疑同濟大學時任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團隊發表于《自然》(Nature)的論文存在數據異常,隨后該事件迅速發酵。
4月16日,同濟大學發布情況說明,稱已成立調查組并啟動調查程序。5月6日,學校公布處理結果,認定相關論文存在學術不端行為。免去王平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職務,降低專業技術崗位等級兩級,并取消其崗位聘用、工資晉級、職務晉升、科研項目申報、評獎評優等資格24個月;論文第一作者金佳麗被解除與學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關系[1]。
從同濟大學正式發布“啟動調查”到公布處分結果,大約用了20天。如果從“耿同學講故事”最早公開舉報算起,僅有一個月左右。這種處理速度,在以往高校學術不端事件中并不多見。
耿同學沒有停下來。4月25日,他舉報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佺發表于《自然·癌癥》(Nature Cancer)的論文中,補充材料里64組數據在小數點后兩位完全一致,而且有數據重復和小數點末位分布規律異常的問題。5月4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得主、杰青康鐵邦成為新的舉報對象。5月6日,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鄺棟明也被列入名單。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均已成立調查組,調查仍在進行中。后續,耿同學又質疑上海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蘇佳燦造假。
近期,耿同學的論文在Pubpeer上被人反向打假,稱論文圖片有兩處條帶存在異常相似。網友發現,質疑耿同學的,就是最初在Pubpeer上指出同濟大學王平造假論文的評論者之一[2]。在知乎的回應中,耿同學表示“圖片明顯不重復”。此外,他說自己在視頻中曾明確提到看到了Pubpeer上面的信息,他也并未宣稱自己是第一個發現問題的人。“此人如此時間點,發這種不靠譜質疑,請允許我用不太陽光的想法看待他”,耿同學在回應中表示[3]。
耿同學的賬號簡介寫得很直白:"吉大生物學本碩,北航生醫博五沒畢業。努力做生物學科普,因為科學能強國。偶爾也分享科研圈的瓜”。恐怕今年之前沒人會想到,這位博士退學的科普博主,能夠成功打假杰青、長江學者、院長們,還促使很多實驗室開始數據自查。
在與《知識分子》的對話中,耿同學認為,此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變打假方法有關。過去他主要揭露圖片造假問題,對方可以辯解是”圖片誤用”;今年他主要從數據異常和圖片PS痕跡兩個方向入手,這些不是“誤用”能夠解釋的。
他還說,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用什么方法能減少未來的學術造假。
01 “我不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
學術打假者給人的印象往往是孤勇的斗士,他們帶著道德潔癖,勢要讓造假者得到懲處。但耿同學并不認同這種標簽,他說“我不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在他看來,理解行為的環境與原因,比單純的道德批判更有意義。
“我看問題相對比較理性,更愿意從規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些事情。誰干了壞事,我不會認為他品德不行,而是考慮他身處什么樣的環境,什么因素導致了他做這件事。單純從道德角度批判沒什么意思”。耿同學說。
5月17日晚,耿同學又發布了一條新視頻,標題是《給杰青們一個自查機會,拒不整改,再行舉報!》。他在視頻中直接點名4所高校,表示手中掌握著5名杰青的造假素材,涉及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湖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稱這5名杰青團隊的代表作存在嚴重學術造假行為。但這次他沒有直接點名,而是公開呼吁杰青們自查實驗室發表過的論文。
這次的選擇,耿同學在視頻中表示自己是退了一步。一方面是家人阻攔,擔心人身安全。一方面也是因為發現《自然》正刊和子刊造假的數量遠超想象,并不是個案。
“我的目標不是把每一個造假的人都繩之以法。如果只是干掉某一個人,大家沒有受益,這件事就沒有意義”。耿同學對《知識分子》表示,“我更多是在想如何讓中國的科研強大起來,讓更多的人受益。我看的是未來,計較過去意義不大”。
不針對個人,而是從改變整體環境出發,這是耿同學在談及學術打假時反復強調的立足點。
耿同學自己的科研路并不順。讀博期間,他和導師在科研思路上存在分歧。導師安排給他的活,他并不認同。自己想做的東西手里又沒有資源。“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就是兩個人對同一件事的做法合不到一塊去”。
疫情是另一個變量。耿同學是2020年入學的博士生,疫情期間在北京連著幾個春節無法回家,他被憋在宿舍里,心情苦悶又有生活壓力。家里不富裕,而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拿到博士學位前途也未必光明。
那個寒假,他開始在網上找兼職,第一份工作是替一個科普平臺解讀論文,用約200字概括一篇論文的主要內容,一篇50塊錢,一個月能掙好幾千。做了一段時間,他覺得文字平臺流量有限,就開始自己做視頻自媒體。就這樣,一步一步做到了現在。
耿同學坦承,即便沒有疫情,也會走上類似的遠離學術的道路。可能去工廠或者藥企實習,只是不一定做互聯網,疫情只是讓他提前走上了另一條路。最終,即使導師挽留,他依然選擇了退學。
親歷過研究生階段的種種不順,他講起“勸退”內容來總能直擊痛點。從實驗室的人際關系、延畢壓力,到導師與學生之間失衡的權力關系,他都講得格外具體、生動。他說,這條路上的苦他自己都吃了一遍,當然是勸退的。
一個密集打假、高喊“勸退”的人,難免讓人認為他對學術界帶著某種怨氣。但談及自己的選擇,耿同學卻說,“如果能重新選擇,我肯定還是想老老實實走科研這條路。現在這條路并不是我理想的選擇,更像是一種被逼無奈”。
身為曾經的科研圈一員,耿同學對造假已經到了見怪不怪的地步,他甚至調侃“如果看到造假論文還覺得新奇,那說明你不是圈里人”。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對科研環境完全失去信心。在談到中國科研的發展時,他說自己還是發自內心地認可。
“從2000年、2010年、2020年這三個時間節點看,能看出明顯的進步。2000年科研還非常薄弱;2010年有了雛形;2020年已經飛速發展了。希望是真實存在的,問題也確實很多,我認可它的發展和批評他這兩件事并不矛盾”。
這種既認可又批評的態度,正是他行動的出發點。不是站在外部去攻擊一個與自己無關的體制,而是以一個親歷者、曾經的內部人的身份,對自己深知有潛力、卻又問題重重的領域發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可以說是恨鐵不成鋼吧”。
科研造假的情況很復雜。有老師裝作不知道的,也有老師確實管理疏忽沒有發現的。耿同學估計,超過一半的造假是學生瞞著老師做的,老師沒有直接參與,頂多是默許。他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用什么方法能減少未來的造假。
“大家看這些造假的事,可能就是圖一樂,吃個瓜就完了。但我不希望就這么簡單結束。我更希望通過這件事,讓更多的課題組導師意識到:課題組的成果我是有責任的,我必須監督好。”耿同學說。
02 不要小看業余的力量
連續幾次打假之后,耿同學的名字開始被更多人注意到。但他始終強調,這些學術造假案例并不是自己最先發現的:“起點不是我,論文讀者們才是打假的真正起點,我一直扮演的是放大器的角色”。
以此次同濟大學案例為例,事情的起點并不是耿同學。半年前,一個研究團隊想比較中國論文和外國論文各自的造假比例,在統計過程中發現了一批數據異常的論文,將結果掛到了學術論文評論平臺PubPeer上。
今年四月,耿同學的一位朋友在微信群里把相關消息轉發給他。發現論文里的數據造假太過明顯,“但凡認真一點,把數據編得像個真實數據的樣子都不會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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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耿同學講故事
他立刻意識到這不可能是孤例,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篇數據明顯造假的論文下面,很可能潛藏著很多不那么明顯的造假論文。耿同學推測,能造出如此明顯的假,作者過去肯定已經順風順水地造假了很多次,逐漸松懈才會放出造假如此拙劣的論文。
于是,他把該作者論文的原始數據全部下載下來,逐一比對。越看問題越多,才有了后來這一系列的打假。
然而,這么離譜的造假論文,最終卻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了《自然》這樣的頂尖期刊上。代表著學術界最高專業水準的頂刊編輯和權威審稿人加在一起,竟然漏過了一群普通讀者就能看出的問題。
在耿同學看來,這直接暴露了同行評議的局限。同行評議說到底看的是論文的創新性,審稿人對可靠性雖然也會評估,但標準往往很模糊。至于編輯環節,《自然》可能并沒有專門的步驟去核查數據的可靠性,編輯或審稿人也只是粗略瀏覽。另外編輯每天可能要面對大量論文,要求編輯逐一進行深度核查,顯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圍,這并非態度問題,而是制度使然。
這種制度性的漏洞,恰恰給讀者們的業余打假留下了發揮空間,成為了這條打假鏈條能運轉起來的邏輯起點。“讀者才是論文最大的檢驗器”,耿同學說,“一篇論文可能被幾萬人讀過,只要有一個人能看出來問題,造假就會暴露”。
耿同學經常在視頻里提到他的群友們,他們提供了不少打假的線索。這個群最初只是幾個朋友互相監督論文進度的“打卡群”,后來論文沒寫幾篇,打卡也沒堅持下來。但群就這么留了下來,后來變成了大家交朋友、聊共同話題的地方。
這個群活躍的人并不多,經常參與討論的也就十來二十個人,都是研究生,本職是在實驗室做實驗、發文章。打假對他們來說是業余愛好,是午休時打開群看看消息、閑著沒事回兩句的事。“這能算職業打假嗎?不能算。但不要小看業余的力量”。
他舉了兩個社群的例子,GitHub因一群沒有利益關系的參與者分享開源代碼而興起,PubPeer靠著一群不是運營者的人發帖和討論而壯大。“參與者讓社區變得強大了,就是這個道理”。
在內容核查上,他們有一套內部機制:耿同學自己發現的問題,拿給群友核對。群友發現的,他自己再核對一遍。“出來的成果,至少經過一遍審核,有些甚至被核查了十遍以上”。
雖然在視頻里耿同學不止一次調侃造假論文數據是離譜造假、低級編造、不會使用隨機數生成器,但論文中的數據異常,仍然是在詳細核對全部數據之后才被發現的。“我們現在發現的這些問題,并不是一眼能看出來的,需要盯著數據仔細看很久”。
方法上,耿同學主要靠自己的經驗去判斷論文的真偽,但會借助合作團隊開發的軟件進行交叉驗證。其中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一支名為“5GH”的小型研究團隊。他們代表性的打假案例是在2024年,發現大量環境類期刊的編輯為自己的合作者違規大開綠燈。當時也點名了某位在985任職的杰青,但校方沒有做出處理[4]。
這支團隊的負責人介紹,他們本來從事的是科研運行方式的學術研究,團隊不到10人,主要依靠科研項目支撐,資金并不寬裕。學術不端調查屬于科研運行方式這個大主線的一部分,但因為涉及負面話題很難單獨去申請經費,大家做這件事也是處于職業和業余之間。
兩支團隊此前沒有什么交集,耿同學和5GH建立聯系,是在此次同濟事件之后才發生的事,前后不過半個多月。過去5GH團隊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國外的學術誠信研究學者和出版商,“國內的合作真的很少,耿同學這次是一個開始”。
5GH團隊的核心方法,是用統計手段在大量論文中識別數據異常。具體來說,他們會把同一個細分領域內所有論文的數據匯總起來,建立統計基準,再看哪篇論文的數據明顯偏離整體分布。“就像面前站著一群人,一下能看出誰高誰矮”。
這種方法需要先把整個小領域的數據都拉進來,相當耗時費力。好處是不依賴對論文內容的專業理解,只看數據本身的統計規律,能夠覆蓋各個領域。5GH團隊也坦承,現在發現的更多是造假方法粗制濫造的論文,對于精細一些的造假很難發現。
在發現問題之后,5GH有一套固定流程。先把調查結果報告給出版商和涉事學校,走完這個環節才做公開報道。涉及數十乃至上百篇文章的案例可能需要大半年,如果是單篇論文,這個流程可以非常快。
以耿同學舉報上海大學一事為例,5GH團隊負責人回憶,當時耿同學在周六早上把材料發過來,他到中午就確認了數據存在問題。當天下午,團隊便向出版商、學校以及教育部等部門發送了郵件,傍晚六點多將內容掛到了5GH的網站上,晚上九點多又通過公眾號發布。整個核查與舉報的流程,在一天之內就全部走完了。
根據他們的經驗,過往國內高校對這類舉報的應對往往是冷處理,也就是當作沒有看到郵件。這次能夠促使多個學校成立調查組,特別是同濟大學給出的嚴厲處分,對耿同學來說已經是遠遠超出預期。據他回憶,從2012年他讀大學開始,這可能是國內對學術不端個人處分力度最大的一次。
早在2022年,耿同學就已經開始發布學術打假內容,視頻點擊量也一直很高,但當時的打假動作并沒能直接促使相關高校成立調查組。這種尷尬并非孤例,此前國內不乏知名科學家公開舉報他人科研造假,可造假者最終要么免于懲處,要么只是被高高提起、輕輕放下。
耿同學認為,這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變打假方法有關。過去他主要揭露的是圖片造假問題,但是這個領域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帶,對方可以辯解是"圖片誤用",道個歉修改下論文就蒙混過關了。
今年耿同學主要從數據異常和圖片PS痕跡兩個方向入手。“圖片可能誤用,但不可能說是不小心PS了,數據相似到那種程度,也不是失誤能解釋的。一旦解釋不了,就說明存在明確的造假行為”。在他看來,這也是同濟這起學術不端事件最終走向實質性處分的關鍵。
“過去的學術打假更多是疑罪性質,但是疑罪從無,很多時候拿造假者沒辦法。我今年給出的不是疑罪,是坐實的證據。但凡造假者能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也就不會被免職”,耿同學說。
03 打假之外,他更想改變什么?
耿同學近期揭露的論文,造假手段大多并不高明,他拿出的證據也常常讓人無可辯駁。可如果造假者把數據做得再真一點,打假者還能發現嗎?
這是一位記者曾經提給他的問題,當時他的回答是“確實發現不了”,這個答案讓他自己覺得很不好受。民間打假終究有限度,而國內學術界主動的內部監督機制,用他的話說,不是失效,而是“根本就沒有建立過,等于零”。沒有源頭上的限制,學術造假自然屢禁不絕。
5GH團隊負責人解釋,這是一個世界難題。在全球范圍,目前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主動監測學術不端的機構。原因也很現實,這個機構放在哪里都有問題。放在學校里,學校沒有動力去調查自己的老師。放在相關部門,他們目前連被動處理舉報都已經很吃力了,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支撐一個主動監測的機構。
至于事后追責,耿同學在最近的視頻里提到,他已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舉報了這起學術不端案例,對方也已介入。但他心里清楚,基金委的職責更多是接到舉報后進行被動核查。中國一年發表的SCI論文多達72萬篇,基金委就算想主動監測也是有心無力。
5GH團隊的經驗是,如今將學術不端案例上報教育部或科技部后,通常會被轉回至相關高校,由學校自行開展調查。深入調查每一個案例,這超出了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能力范圍,即使是事后調查,很多時候也已經滯后。在這種情況下再去建立一個主動監測機制,除非國家投入一筆大的專項資源,否則以現有的資源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
耿同學一直在思考,怎么從源頭上去減少科研造假的發生。最終他想起了讀書時在吉林大學見過的兩個大型課題組。當時這兩個課題組無論哪位師兄師姐得到了實驗結果,組里都會讓一個新來的師弟師妹去獨立重復一遍。他們這么做已經超過十年,學生也正常畢業,說明這個方法很可行。
他希望把這個做法推廣出去。在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學院層面,他建議專門成立一個小工作室進行重復實驗,找一些做實驗基礎扎實,暫時又沒有工作去處的研究生來負責,這樣既增加就業崗位,又對研究質量有一定把控。
這種重復實驗最好只針對《自然》或《自然》子刊之類的頂刊論文進行核查,在論文發表后,選擇論文里相對簡單的一個實驗復現,不需要重復整篇論文。
如果論文重復不出來,可以先問作者原因,讓作者來當面重復。如果還是做不出來,并且作者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那可以去聯系出版社撤稿。即使有爭議不能撤稿,也可以由工作室對外公布一份說明文件,寫明復現結果”。這樣讀者參考這篇論文時,心里就會有數,對它的信任度自然會降低。
在一些大課題組內,他也希望推動開展重復實驗。課題組里如果有同學A報告了一個比較新奇的發現,不要百分之百相信,應該讓另一個同學B獨立去重復一遍。他補充說,實驗室的師弟師妹本來就要做實驗練手,拿高年級師兄師姐的實驗結果來重復是一舉兩得,并不增加額外花銷。成本很低,但更能保證論文的質量。
耿同學相信,如果每個課題組都能推廣重復實驗,科研經費就能真正花在刀刃上。“我們現在總說產學研脫節,為什么脫節?因為在研究階段造假太多了。”他之所以花力氣推廣這件事,就是希望科研結果能更真實,并能成功實現更多轉化,最終給畢業生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
然而,重復實驗目前還只是耿同學的設想,真正落地仍要面對不少現實難題。5GH團隊負責人介紹,復現研究這個話題在全球學術界也得到了很多討論。現在最大的困難在于研究者普遍缺乏參與的動力,原因主要有兩個。
首先是評價體系的限制。重復別人的實驗,如果結果一致,往往很難轉化為可發表的成果,創新性也不容易被認可。在現有以論文和指標為導向的評價體系中,這類工作很難直接對應KPI,投入大量時間與經費之后,可能仍然無法形成可交付的學術產出,這在現實中構成了明顯的激勵不足。
其次,復現研究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假設100篇文章中只有1篇有問題。隨機選一篇去復現,大概率會選到沒問題的論文,做完不會得到任何收獲。這種不確定性讓研究人員在一開始就缺乏參與的動力。
據他介紹,歐洲有一個項目,計劃用4年時間復現100篇社會學論文,但到今年年初,時間過了一半,只復現了8篇,任務完成量連十分之一都沒到,這說明研究人員對復現的熱情普遍不高。
僅僅是自媒體打假和提出重復實驗的設想,耿同學就已經遇到了很多現實阻力。如今不少導師開始主動向學生索要原始數據,部分同學因拿不出數據跟導師起了爭執。還有部分同學轉頭把怨氣和情緒發泄到了耿同學身上。
"耿同學讓我畢不了業”,這句話成了耿同學最常見到的控訴。甚至出現了一種說法,耿同學對畢業生的危害早就超過了翟天臨。當年演員翟天臨一句“知網是什么”,讓往后數屆畢業生畢業論文的查重、盲審標準一夜收緊。耿同學的打假,更讓很多學生擔心這會引發新一輪對原始數據、實驗復現的層層加碼。
這些指責給耿同學帶來了實打實的心理壓力。即使部分同學真的有涉及造假的行為,他也認為這雖然是做了錯事,但也是迫不得已。“倒臺多少院士我都不傷心,如果傷害到一個普通同學。這個傷害與我有關,我心里也會難受”。
耿同學理解很多學生對畢不了業的擔憂。為此,他也在考慮一些折中的辦法,試圖在保障學生現實利益的同時,讓導師把實驗做得更扎實。但與此同時,他也不愿因為這些同情與顧慮,就停下自己的腳步。
“我能理解他們的出發點,但難受歸難受,但我心里堅定地認為我現在做的事情是對的,得繼續推動。”他說,“不能因為理解,就默認甚至陪著一起造假。哪個對哪個不對要分清楚”。
為什么如此執著于推動科研環境的進步?耿同學不想立一個無私的人設,反而大方承認了自己的“私心”。
他直言,自己想追求一個好的名聲。正因為希望得到好名聲,他要求自己干的事就必須對大家有益才行。關于日后別人怎么評價自己,他希望蓋棺定論的會是這樣一句話:這個人做過一件事,對某個領域產生了某方面影響。
既然在科研發現上已經不可能再有什么貢獻,耿同學現在把雄心押在了規則和機制的改變上:“在體制層面,我希望能做一點事。這恐怕是我能對學界做出的唯一一點貢獻了”。
- 參考資料:
- [1] 同濟大學. (2026年5月6日). 情況通報. 同濟大學新聞網.
- [2] PubPeer. (2021). Butyrate Suppresses Glucose Metabolism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via GPR109a-AKT Signaling Pathway and Enhances Chemotherapy. [PubPeer comment page].
- [3] 知乎用戶. (2026年5月16日). 有網友發現反向打假耿同學和舉報同濟Nature的是同一人 [知乎問題]. 知乎.
- [4] Scientist Press科學人. (2024). 一位杰青的不良編輯記錄.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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