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撥開厚厚的學術泡沫，中國盡管過去二十年進步非常大，但是在基礎研究、前沿科技、頂尖成果方面，仍然與美國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仍舊是與英國、美國、日本一樣屬于第二梯隊國家。

學術和思想最大的價值是原創性，而非產出成果的數量，它們本來是最難用，也是最忌諱用具體量化指標去考核的東西。過分的標準網格化考核體制，會導致學術土壤板結化，營養流失化。

耿同學批評知名高校的知名教授、杰青等都在論文注水造假，揭露學術腐敗和論文大躍進，筆者無論從對身邊個體的微觀觀察，還是近兩年對中國科技的宏觀數據搜集分析上，都有深切的感同身受。

像管理工廠生產一樣管理學術，將學術研究論文化，是近二三十年來全球高等教育的通病。1990年全球大概生產了62萬篇SCI論文，2024年增長到230余萬篇，人類過去15年的論文發表量超過之前5000年的總和；2014年全球nature index 期刊論文發表量在5.6萬篇左右，2024已經上升到10萬篇左右，短短十年翻了近一倍。

這些當然并不意味著全球科學技術研究水平在短時間內顯著提高了，人類發現了更多的真理，創造了更多的知識，只不過是按照學術工廠參數指標生產了更多沒有什么新意的“標準件”，甚至原創性、思想性的東西比過去減少了很多。現在美國右翼政客批評大學，甚至不斷有企業家呼吁取消大學、尤其是大學文科，這都是對全球學術走向腐敗、劣質化的一種反饋。

中國的這種變質又是全球的極致。中國在“文革”期間走入另一種極端，極力蔑視和否定發表學術論文這種做法，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白專路線”，全國絕大多數學刊都停辦了，更是十年沒有發表一篇國際論文。改革開放后我們覺得吃了虧，為了提高大學排名，開始積極鼓勵教師發論文，最后愈演愈烈，發展成為了論文而論文，為了排名而排名，于是乎，依托中國的人力資源基數優勢，論文數量也急劇膨脹起來。

以SCI期刊論文為例，1992年中國發表量為6200余篇，2024年增加到86.7萬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增加了近140倍，遠遠高于GDP的增量。不可否認，我國改革初期論文發表量過低，這里面有補課的成分（大約以2010年為界）。2015年我國論文發表達為22.97萬篇，僅用了9年時間，就翻了近兩翻，從數量上講，則增加了近64萬篇，大約相當于整個歐洲的論文發表總量，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高校科研能力提升了3倍，或者是用了短短9年就創造了相當于整個歐洲科研水平的增量。

根據荷蘭萊頓大學的CWTS Leiden Ranking Traditional Edition研究，全球引用率達到前50%的論文發表量20強大學中，中國有16家，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這種優勢大于美國高校在20世紀下半頁的優勢，鄭州大學都已經排名到全球第25，高于斯坦福和牛津的發表量。這項研究統計的還是2020年至2023年的數據，如果用最新數據，我相信中國的優勢更突出。

（中國引用率達到前50%的論文數量已經全球遙遙領先，或者等于整個西方之和）

我們在這個排行榜還可以發現，江蘇大學這個中國并不出眾的非重點大學，論文發表量都已經超越了芝加哥大學、麥吉爾大學、普渡大學、香港大學等傳統世界名校。在山東都名不見經傳的濟南大學，國際排名僅比香港中文大學差一個名次，當年去香港讀本科的山東考霸是不是該后悔了？

再以論文質量更高的nature index 期刊來看，從2014年到2024年，中國發表量從5022篇增加到32122篇。2024年中國大陸共有892所高校發表了自然指數期刊論文，占全球機構總數的17%，論文總數的30%以上；自然排名前100的高校中，中國大陸占42所。我們也可以看到四川大學排名高于斯坦福大學，吉林大學高于MIT，華南理工高于牛津大學，南通大學與臺灣大學、美國東北大學不相上下的革命性景象。

（中國的nature index 份額迅速提升并超越美國）

全球大學排行機構和知名期刊，也在中國市場賺的盆滿缽滿，web of science 在中國成立了咨詢公司，即科睿唯安信息服務（北京）有限公司；自然雜志官網專門設立了中文網，僅僅2025年上半年，中國作者就為Nature Communications貢獻了約1.4億人民幣的版面費。中國已經成為這種學術評價機制的最優秀服從者，以及最豐厚的市場。

但是，我們只要在科技論文數據庫中稍微改變一下統計參數，就可以看到中國所謂的“科研成果第一大國”的真實成色。以SCI論文達到前10%的比率來看，前五名的一律都是美國高校，前20名中有11所美國高校、4所英國高校；中國地區進入前50的僅有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也排到了第50-60名之間，而清華為全球第73名，北京大學為第164名，這也是很多優秀學生仍然選擇去香港讀書的原因。

如果再嚴苛一點，我們僅看全球前1%的論文發表量和發表率，中國高校或科研機構都遠遠不是美國高校和歐洲高校的對手。盡管中國科學院在2020-2023之間發表了超過10萬篇SCI論文，但是僅有1525篇進入1%，比例為1.4%；而斯坦福大學比例為3.8%，它的論文總量為47168篇，前1%數量卻達到1813篇。全球前1%論文發表量20強機構中，美國為11家，英國為4家。

如果看前1%的比率，中國的高校和研究機構就更讓人大跌眼鏡了。進入前100的只有渤海大學一家，當然這根統計偏差有關，渤海大學論文發表量本來在國內就屬于極低，排名在350開外，因為基數過低，拉高了進入前1%的概率。真正意義上，論文1%比率最高的中國地區高校是香港中文大學，以2.7%的比例排名全球第109名，清華大學全球第204，北京大學全球第327，全球論文發表最多的機構中國科學院排名第765。該指標全球前20強中，美國高校10所，英國5所，全球排名前三的依次為MIT、斯坦福和普林斯頓。

（以論文數量看，中國高校遙遙領先，但以高引論文數量和比例看，美國還是獨領風騷）

再Nature本刊論文為例，Springer Nature集團為了賺錢，這些年搞所謂的nature index排名，中國在這個擴編的指數當中位置飛速提升，nature index指數已經超過美國的60%，或者是英國的4倍左右，但是如果只看 Nature本刊，中國論文發表量還是遠遠低于美國，以及低于英國，去年美國發表了1431篇，英國為506篇，中國為471篇，稍高于德國的422篇。

所以，如果撥開厚厚的學術排名泡沫，中國盡管過去二十年進步非常大，但是在基礎研究、前沿科技、頂尖成果方面，仍然與美國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仍舊是與英國、美國、日本一樣屬于第二梯隊國家。世界科研競爭力的本質格局仍然沒有大的改變，這是中國人應該清醒的。

這兩年一些學者專家，不斷聲稱全球科技中心已經從美國轉移到中國，是不符合實際的——依托巨大市場和有活力的科技企業，中國目前只做到成為全球產業研發和應用中心之一，但是科學技術研究比發達國家還是有很大差距。產業的崛起要靠經濟體制改革，過去中國做的很不錯，基礎研發和創新力的崛起，要依靠教育體制改革和科研管理體制改革，這方面中國近二十年一直進展不大。

有史以來全球任何國家，科研的人力資源都沒有今日的中國如此豐富。2025年中國新招博士研究生超過了17萬，約等于美國（6萬）、歐盟（10萬）和日本（1.2萬）之和。中國應該改變目前的高校老師應聘機制、考核機制，改變學生的培養機制，促進原創力的發揮，才能根本改變科技上“卡脖子”處境。

學術和思想本來是最難用，也是最忌諱用具體量化指標去考核的東西。老子用一生完成《道德經》不過5000字，歌德完成《浮士德》用了四十年，日本近十年有多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是不懂英語，沒有在國際期刊發表過文章，如果按照現在的學術評價機制，他們都要被淘汰。

學術和思想的最本質價值，在于那稍微一點點的原創，而不是等身厚度的標準化論文和專著。而這一點點的原創，需要非常多的自由時間和自由思考，以及自由的社會空間的支撐。

如果像管理工廠流水線或考核銀行柜員那樣，用行政機構制訂的項目等級、經費、論文、頭銜等級等等五花八門的指標，建立成網格化的學術考核體系，對老師、科研人員、碩博士生進行點狀打卡式管理，是對學術的嚴重扭曲，是對思想創造力的嚴重侮辱，這種管理會導致學術土壤板結化、去營養化。

目前的考核和培養體制，只會嚴重降低中國的智力資源發揮效率，中國可以培養美國3倍以上的博士，但是研究、發明創造能力極難達不到相應系數。這種體制只會催生一批很懂得擅長處理人際關系，能夠申請到盡可能多的科研經費、國家項目，拿到盡可能多的頭銜的“學術科研活動從事者”，而非有助于有天賦的人，錢三強、陳景潤在這種體制中大概率都要被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