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kiki

2016年，中國存儲行業發生了兩件大事，兩座相隔三百多公里的內陸城市以一種奇妙的緣分相遇了。

沒人能想到，十年后的今天，它們會成長為讓其他城市艷羨的產業高地。

這一年的3月，總投資240億美元的國家存儲器基地正式落地武漢光谷，現場熱鬧非凡，當地媒體通稿這樣形容：

“這是我省建國以來最大的單體投資高科技產業項目”。

4個月后，長江存儲成立，它瞄準閃存戰場，日后將成為中國存儲雙雄之一。

同一年的合肥，另一位存儲雙雄、專注內存的長鑫存儲也成立了。5月，兆易創新創始人朱一明和合肥經開區的領導討論起本地存儲項目的發展規劃。

他們中，一個曾和武漢一起爭奪國家存儲器基地的選址，另一個是創業初期就懷揣著“做中國存儲第一”野心的半導體人，曾計劃以65億元的價格收購做車載存儲的北京矽成，但最終折戟沉沙。

兩個“失意人”很快一拍即合。

這一年在中國存儲江湖里，被稱為“中國存儲自建元年”。

十年后的今天，長江存儲和長鑫存儲均開啟IPO沖刺，也是這一年，全球存儲進入超級周期，三星、海力士、美光等全球存儲巨頭賺得盆滿缽滿，新聞里連海力士的工資都上了熱搜。

武漢、合肥兩座存儲之都，就這樣走入人們的視野，有人說它們賭贏了。

但存儲向來是一門殘酷的游戲，中國存儲的漫長突圍，又何止是十年？又何止是兩座城、兩個企業？

看似逆襲的爽文劇本，背后皆是城市資源傾斜、產業資本押注、頂尖人才集結的漫長蟄伏與艱難突圍，從無捷徑可言。

這是無數城的嘗試，無數人的復仇、接力和沉浮。

1、星星之火的試錯

中國存儲芯片的原點，本不在武漢和合肥，榮光屬于北京和上海兩座半導體重鎮。

時間撥回1975年，北京大學物理系半導體研究小組采用我國第一個半導體器件生產廠“109廠”的技術，試制出中國大陸第一塊1KB DRAM，比英特爾晚了五年，距離美光成立還有三年。

109廠舊址、北京市東城區大取燈胡同3號

同一時期，上海的半導體產業與北京并駕齊驅，上海無線電十九廠與北京的東光電工廠（878廠）被稱為中國IC產業中的南北“兩霸”。

以北京和上海為原點的實驗室試錯，給中國存儲埋下了火種。

那一代的科研人白手起家，在“沒有資料、沒有圖紙、沒有實驗設備”的年代里，硬生生地為中國存儲芯片的突圍闖出了一條道路。

但他們或許沒有想到，完成科研任務的北京和上海，距離存儲產業化的道路，竟如此艱難。

907（紹興）、908（無錫）工程相繼遇到諸多問題，大快好省的戰略導致建設周期過長，國內存儲芯片的研發和設備制造幾乎處于停滯。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存儲決定用市場換技術，與外國存儲巨頭合資成為了重要方向。

日本存儲大廠NEC來了。它一邊和首鋼合資成立首鋼NEC，在1994年量產4Mb DRAM；另一邊在上海和華虹合作，上海背靠909工程，華虹NEC建設了中國第一條8英寸生產線并實現內存的成功量產。

上海華虹NEC鳥瞰圖

但我們說了，存儲從來都是一門殘酷的游戲。

此時韓國存儲廠商抓住機會，豪賭國運，到了1998年韓企的內存市場份額已超日企，隨后，NEC和日立合并內存事業部為爾必達謀求生存，此后又再度破產。

無奈之下，首鋼只能回歸鋼鐵主業，華虹也轉做代工，但北京和上海研發、建廠、合資的失敗經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半導體制造人才，當然這是后話。

2、武漢，爭來的存儲布局

存儲產業化的旗，能被武漢接過來，某種程度上是這座低調的城市爭來的。

談到長鑫存儲和長江存儲的從0到1，都繞不開一家公司：中芯國際。

2000年，國務院發布的“18號文件”引發了第一批芯片創業潮，也是這一年張汝京回國創辦中芯國際，武漢政府開始籌劃發展集成電路相關產業。

武漢的想法很迫切、也很簡單，作為中心城市，傳統產業以鋼鐵為主，急需找到未來十年的新產業引擎，為此，武漢主政者超前瞄準集成電路產業。

“如果不做這件事，在中國未來半導體產業的版圖上，就沒有湖北武漢的名字。”華中科技大學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與系統研究中心主任鄒雪城在接受長江日報采訪時提到。

用了兩年時間，武漢先后尋找10多家國內外知名芯片廠合作，一次偶然機遇，他們邀請了中芯國際高層來武漢考察，最終雙方決定在2006年成立武漢新芯，由湖北省、武漢市和東湖高新三級政府出資設立，旨在建設中部地區首條12英寸集成電路生產線，成立初期，由中芯國際全流程托管。

武漢新芯

但好景不長，在武漢新芯2008年投產的關鍵階段，金融危機爆發，半導體進入下行周期，自出生就遭遇重創，令人始料未及。

為了活下去，武漢新芯只好借助外來力量，發揮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為美國閃存廠飛索代工，但飛索隨后破產，武漢新芯又陷入絕境。

而同為難兄難弟的中芯國際，也無法繼續對它注資，臺積電、美光等半導體巨頭在此時又看中武漢新芯，決定抄底。

但武漢政府堅持了下來，決定自主發展武漢新芯。

2011年，雙方成立合資公司，2013年，中芯國際退出新芯，武漢東湖開發區又力邀原中芯國際首席運營官楊士寧加入武漢新芯任首席執行官，他曾在英特爾公司有過十多年的工作經驗。

在新任CEO和武漢國家隊的支持下，武漢新芯拿到了兆易創新等重要客戶的訂單，直到2014年國家大基金開啟中國半導體集成電路芯片領域的第二次大投入，武漢決定在存儲領域“再搏一次”。

武漢新芯生產車間

國家存儲器基地就是武漢爭來的。

據當時媒體報道時任武漢市市長萬勇一上任，就來到東湖高新區專題調研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并當即拍板在全國兩會上向國家提交議案。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萬勇懇請國家支持在武漢落地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又拜訪工信部的分管領導。

但很快“國家存儲器基地正在選址”的消息不脛而走，北京、合肥等地都相繼加入了競爭，據后來的政府招商人員回憶，在基地落地武漢近三年時間里，幾乎每周都要跟隨領導赴京。

可能是湖北人這股不服輸的狠勁，最終國家存儲基地選定在武漢啟動，在武漢新芯的基礎上，國家大基金、紫光集團和湖北省政府、武漢市政府共同出資成立了長江存儲。

這是長江存儲的起點，沒有熱血爽文，是爭來的堅持。

3、合肥，“賭城”順勢而為

在武漢終于等來“國家隊”的青睞時，此刻的合肥則像一個意氣風發的少年。

憑借著對“面板一哥”京東方的投資，“賭城”合肥一戰成名，用占當年財政收入近四成的“投資撿漏”故事，日后也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合肥模式”。

合肥在京東方實踐了一種“用股權投資的思維來做產業導入、再用投行的方式做產業培育”的機制——大筆股權投資拉動項目落地，然后再擇機推出，獲得收益重新投入。

京東方

據媒體「新財富雜志」的統計，合肥國資三次投資京東方的賬面收益或達到140億元，收益率超120%。

投資京東方不止是讓合肥賺到了錢，而是更能看到產業的短板，合肥本土產業家電制造想要升級，不僅需要屏，更需要芯，合肥看到了智能家電對芯片需求也越來越高。

2020年，合肥的領導用了一個成語這樣形容新興產業布局：芯屏器合（心平氣和）。

因此，存儲芯片對合肥來說，不是豪賭，而是順勢而為。

一位半導體投資人提到，在2016年左右，合肥就在引入很多半導體產業人士作為招商顧問，政府的招商人員也在積極承接上海、北京等芯片重鎮溢出的項目。

在和武漢爭奪國家級項目中落敗后，合肥也沒有給自己喘息的機會。

同年5月，合肥506項目開始醞釀，是迄今為止安徽省投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投資規模最大的工業項目，旨在打造國內首個、國內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自主研發內存制造項目。

長鑫存儲也由此誕生，以“類京東方模式”運作，合肥政府承擔初期的資金，企業負責市場化運營。

長鑫存儲

和武漢的存儲芯片基礎不同，合肥在存儲芯片上是平地起高樓。

組建初期，兆易創新創始人朱一明找到前中芯國際CEO王寧國。彼時的王寧國已經70歲了，他在華人半導體圈被稱為“應用材料專利之王”，在應用材料公司工作了25年，是硅谷位置最高的華人科技主管。

據財新報道，長鑫存儲早期員工都是沖著王寧國去的。在他的振臂高呼下，長鑫存儲從臺積電、聯華電子等中國臺灣芯片企業搭建了早期的核心團隊，還吸收了一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武漢新芯、中芯國際及無錫海力士工廠等的本地人才。

這是長鑫存儲的起點，也沒有熱血爽文，而是順勢而為。

4、無數城、無數人、無數失敗

讓我們再回顧一下存儲這片殘酷的江湖吧。

知名半導體投資人陳啟曾在《內存戰爭》中提到，存儲行業玩的就是“投資-產能過剩-供過于求-洗牌出清-供應不足-投資”的循環游戲：

“每顆晶粒下都是巨頭的血淚史”。

存儲行業也遵循摩爾定律，每18個月集成度提升1倍，意味著性能提升1倍，而單位價格卻下降一半。60多年的發展歷史里，每一種主流產品的迭代，每一次技術的演化，需要玩家全力以赴。

存儲行業先后經歷的兩次區域轉移，從美國到日本，從日本到韓國，它遵循基本常識：

根據需求制定擴產策略，利用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敢于逆周期投資押注下一代工藝，不斷改進技術和產品，由此形成正向循環。

而無論是武漢和長江存儲，還是合肥和長鑫存儲，它們的崛起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國存儲的艱難突圍之下，是看不見的無數城的追趕、無數人的復仇、無數次的失敗。

武漢和合肥靠存儲走向聚光燈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晉江、西安、成都等城市也有過存儲野心。

長江存儲和長鑫存儲成立的同一年，晉華集成也成立了，它們甚至被稱為中國存儲芯片產業的“三駕馬車”。

晉華集成

但晉華成立不到兩年，就遭遇了美國專利和監管的狙擊。2017年，存儲巨頭美光將晉華告上法庭，控告聯電及晉華侵害其內存商業機密，直到2023年，美光才和晉華達成全球和解協議，但長達六年的糾紛嚴重阻礙了晉華的發展。

不光是無數城的探索，還有無數人、無數失敗。

2016年長江存儲成立后，被稱為“中國臺灣內存教父”的高啟全擔任長江存儲的執行董事、代行董事長，這位在半導體行業經驗超30年的老兵，在南亞科技退休后，一頭扎進了中國大陸的存儲江湖。

高啟全

選擇再次折騰，源自一段不舒服的屈辱。2010年，高啟全的大兒子赴韓國三星任職，考慮到同行避嫌，他主動向一位三星電子的副總經理說明此事，沒想到對方并不在意：

“我們根本就沒有把你們（南亞科技）當作競爭對手。”

為了爭一口氣，高啟全回到長江存儲再次創業，他一路協助長江存儲步上正軌，在接受采訪時他說：“我在大陸很多年了，大陸并不弱，是很多人以為中國大陸很弱。”

同樣選擇在中國“復仇”，還有70多歲來到紫光的“日本半導體教父”坂本幸雄。

坂本幸雄

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內存產業陷入困境時，坂本幸雄臨危受命，擔任重組后的爾必達社長，但金融危機到來后，爾必達和三星的價格戰中，最終破產，被美光收購。

看著日本最大也是最后一家內存廠倒下，坂本幸雄曾說：“不想作為一個失敗者結束人生，想自己做個了結。”

另一邊的朱一明則顯得有些悲壯。

2018年7月16日，在長鑫存儲宣布正式投片試產的當天，兆易創新官宣，朱一明辭掉了公司的總經理職務，從王寧國手中接過了一把手的擔子，再創業時，他立下一份軍令狀：

在長鑫存儲盈利前，他不領一分錢工資、一分錢獎金。

在他的帶領下，長鑫存儲從加拿大知識產權公司WiLAN手中收購了大量奇夢達（前身為歐洲內存龍頭英飛凌）的技術專利，還聘請了多位奇夢達的資深技術人才作為顧問，由此強化了公司的技術儲備。

朱一明為人也低調務實，鮮少接受媒體采訪，在公司內部尤為強調“埋頭苦干”。

而翻開中國存儲公司的名單，爛尾和失敗更是不計其數，這之中有泡沫時期的炒作，也有熬不下去的苦澀。

而長鑫存儲和長江存儲“雙子星”，合肥和武漢兩座城，他們的傳奇故事也難以復制，因為對存儲公司來說，上市不是終點，對城市來說，存儲產業生態仍需要悉心耕耘。

爽文有劇本，但存儲產業沒有劇本，它靠的是城市執政者的堅守、企業家的堅持、工程師的投入，以及日復一日的熬，甚至還需要一些難以言說的運氣。

就像是高啟全說的：“做半導體產品，基本上不是比誰聰明，而是比誰有多少錢，有多少人，能做多少研發實驗，能做得多快，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存儲沒有神話，合肥和武漢也沒有，試圖復制他們，也并不可取，更關鍵的是看到其中的規律：他們尊重人才、尊重資本，也尊重市場，并將這份尊重轉化為長期主義。

參考資料：

1、半導體產業觀察：日本半導體教父：坂本幸雄絕不是“末代社長”

2、財新：內存芯片低調破冰 追趕國外路有多長？

3、南風窗：這些人太強悍了，現在壓力給到任正非

4、啟哥有妙計：內存戰爭

5、長江日報：2780億！武漢再次站在國家戰略制高點！這事比當年在漢建武鋼更大！

6、投中網：中國二線城市的半導體戰爭：武漢有新芯，合肥有個京東方

7、第一財經：為“顏值氣質”還有實力，武漢鏖戰“一號工程”太拼了

8、新財富雜志：京東方、長鑫、蔚來，深度拆解合肥三大知名項目，國企如何管資本？20年GDP增長20倍背后，合肥模式能否復制

9、國信證券：存儲60年 ：觀歷史，聊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