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71年2月25日，星期四。一個男人在簡陋的房車里鋪開信紙，第一句是道歉——"請原諒這張便簽紙，我找不到別的了。"
他想給遠方的Cheri打個電話，但茶室的人不愿意讓人用電話打長途。于是他只能寫。而這一天，他剛剛獨自擺平了一場可能要出人命的沖突。
清晨，印度工頭來到房車，說工人們拒絕上工。昨晚卡車司機喝得爛醉，揚言要殺人。他威脅了印度工頭，放話說不怕任何人，包括"老板"。
這個男人帶著Brian趕到橋頭。肇事者果然等在那里，準備"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然后信里出現了一句奇怪的自我描述——"盡管我肚腩發福、外表怯懦，但處理這種事，我確實有幾分本事。"
他沒寫具體怎么解決的。只寫"把肇事者帶離現場"，然后雇了新司機，讓Brian去過周末。接著信斷了，又從頭開始寫日期。
你看，這封信最動人的地方，恰恰是那些沒說的。他沒向Cheri哭訴壓力，沒渲染危險，沒把自己塑造成英雄。他只說"真是漫長的一天"，然后為一張破便簽紙道歉。
異地戀的通信里，有人寫滿"我想你"，有人寫滿"我很好"。這封信介于兩者之間——他講了一件很糟的事，語氣卻像在講天氣。這種克制本身，就是親密。
但你也注意到了吧？那個"肚腩發福、外表怯懦"的自我調侃。五十多年后再讀，這句話比整封信都重。他在愛人面前承認自己并不強大，卻又忍不住暗示：關鍵時刻，我能扛。
這種矛盾的坦白，比任何情話都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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