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治剛（識局智庫首席戰略專家）

*本文為識局AI時代“雙重脫嵌”系列的開篇。接下來，我們將沿著認知、勞動、政治與生命等維度，逐層解剖AI時代的社會病理，并探索“預警式再嵌入”的可能路徑。

你有沒有過這種感受？一邊刷著手機上AI生成的視頻、漫劇、詩文、圖片、甚至“朋友”的聊天記錄，一邊隱隱覺得哪里不對勁。不是技術不夠驚艷，恰恰相反，它太驚艷了——寫詩、作畫、編程、做視頻、模擬人聲，樣樣精通。

但正是這種驚艷，帶來了一種更深的暈眩：好像所有人都在拼命給火車提速，卻沒人認真討論軌道盡頭是不是懸崖。

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覺。這是一種正在全球蔓延的集體癥候。從硅谷的發布會現場到重慶街角的奶茶店，從華爾街的交易大廳到東南亞的零工市場，同一種“不對勁”在發酵。

我們驚嘆于AI的能力邊界每天都在刷新，卻同時目睹著就業結構的松動、認知習慣的瓦解、政治話語的扭曲，以及一種說不清的、彌漫性的焦慮。

問題在于，這種焦慮很難被命名。你說“AI讓我失業”，會被反駁“新技術總會創造新崗位”；你說“算法在操控我”，會被安慰“你可以關掉推送”；你說“這發展太快了”，會被教育“不要當盧德分子”。所有的擔憂，都被一句輕飄飄的“這是不可阻擋的趨勢”輕輕打發。

可如果這種趨勢本身就有問題呢？

今天我想引入一個概念，來命名這種“越進步越眩暈”的悖論。

它叫作“雙重脫嵌”。

01盜火者的遺忘癥

先講第一層：技術普羅米修斯主義。

普羅米修斯從神界盜火贈予人類，自己卻承受了漫長的懲罰。這個神話本身就藏著一個完整的隱喻：火種帶來文明，也帶來灼傷。但當代社會正在系統性地遺忘這個隱喻的后半段。

我們這個時代正在患上一種“盜火者遺忘癥”——只記得盜火的英雄氣概，卻刻意抹除了后果。在AI領域，這種遺忘癥表現為三個根深蒂固的信條：

第一，“能夠”即“應該”。只要算法能實現某種功能，它的部署就被視為理所當然。大模型能生成以假亂真的視頻，所以深度偽造的泛濫被當作“技術演進的副產品”；算法能用零工模式重構勞動市場，所以數百萬人的職業不穩定被當作“必要的代價”。倫理審查不是前置條件，而是事后補丁。

第二，速度即正義。實驗室里那句流行語“先奔跑起來，再想怎么剎車”，就是最典型的普羅米修斯式宣言。它預設了一個危險的前提：任何對速度的質疑都是對進步的背叛。可問題在于，當你的速度已經快到連方向盤都開始發抖的時候，“先跑起來再說”就不是勇敢，而是魯莽。

第三，未來會自動修復一切。所有當下的陣痛——就業沖擊、隱私侵蝕、認知混亂——都被包裝成“過渡期的代價”，仿佛只要忍著，技術增長總有一天會自動撫平所有傷口。這個許諾是不可靠的。歷史反復告訴我們，技術紅利不會自動向下滲透，而代價總是先落在承受力最差的人肩上。

這三個信條共同構成了一種集體催眠：我們不是在理性地選擇技術路徑，而是在一種“不可阻擋”的迷醉中，放棄了選擇本身。

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對“心態”的批判，分析就還不夠深。要理解這種心態如何轉化為結構性的社會創傷，我們需要引入第二個概念。

02脫嵌的幽靈

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在1944年出版的《大轉型》中，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鋒利的概念：脫嵌。

他觀察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催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念：市場應該按照自身的邏輯無限擴張，價格機制應該成為社會生活的最高仲裁者。于是，勞動力、土地、貨幣這些原本深嵌于社會倫理、文化習俗和共同體庇護之中的要素，被硬生生地從它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網絡中“拔”了出來，變成了純粹的商品。

波蘭尼警告說，這種“脫嵌”是危險的。市場一旦徹底脫離社會的倫理錨定，就會反噬人類生活本身。

今天的AI技術，正在以更劇烈、更隱蔽的方式重演這一劇本。如果說波蘭尼時代的市場脫嵌是把人變成“勞動力商品”，那么今天的技術脫嵌，則是把整個社會變成算法的“數據養料”。你的注意力、職業技能、社交關系、情感表達，都在被重新編碼為可供計算和優化的對象。

技術不再溫順地嵌入人類社會的既有契約與節奏，而是以算力、數據和資本為燃料，從政治問責、倫理共識、文化適應力和經濟緩沖帶的重重錨定中撕裂出來，成為一臺自我指涉、自我加速的獨立引擎。

這正是“技術脫嵌”的真正含義：它不是技術太快了，而是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那根臍帶，被剪斷了。

03雙重脫嵌：發動機與軌道的合謀

當技術普羅米修斯主義（發動機）與技術脫嵌（軌道）相互咬合，我們就進入了“雙重脫嵌”的險境。

普羅米修斯主義提供了永不停歇的燃料——一種對技術必然性的意識形態迷醉，一種把“能夠”等同于“應該”的集體無意識。

而脫嵌則燒毀了可能讓社會發起自我保護運動的緩沖帶——當技術從社會倫理中撕裂自己，風險分配就失去了社會緩沖；當技術從政治問責中撕裂自己，民主制度就追不上算法的迭代速度；當技術從經濟倫理中撕裂自己，企業就不必再為它們制造的混亂買單。

這兩者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相互喂養的關系。正因為有了“先跑起來再說”的普羅米修斯心態，技術才得以不斷加速脫嵌；正因為脫嵌已經如此深入，社會失去了剎車的能力，普羅米修斯主義才更加肆無忌憚。

于是我們看到一種普遍的社會眩暈：大學還在爭論要不要禁止學生用AI寫論文，AI已經能寫出比大多數本科生更嚴謹的文獻綜述；勞動法專家還在研討“算法用工”的定性，平臺已經用智能調度系統重構了數千萬人（零工）的工作節奏；心理學家剛開始關注AI對青少年社交能力的影響，下一代人機交互界面已經準備直接讀取用戶的生物信號。

社會并非麻木不仁，只是消化系統的轉速，追不上技術迭代的時速。

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都有一套隱形的“消化系統”——教育系統重新培訓勞動力，法律系統劃定權利邊界，社區網絡緩沖文化沖擊。

但AI的迭代速度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套系統的處理能力。三年，對于需要重新設計課程大綱的教育體系來說，只夠完成一輪教材修訂的論證；對于需要征求意見、專家論證和部委協調的政策流程來說，只夠讓一部監管規則從草案走到試行。而與此同時，模型早已迭代十幾輪。

當消化能力崩潰，陣痛就會變成“慢性病”，最終惡化為社會肌體的壞死。

04為什么偏偏是現在？

你可能會問：人類經歷過無數次技術革命，每次都挺過來了，這次有什么不同？

因為這一次，技術成熟度與社會脆弱性發生了致命的交匯。

從蒸汽機到電力普及，人類社會花了一個多世紀去適應；從個人電腦到互聯網成熟，我們用了大約三十年。

而從ChatGPT引爆生成式AI到今天，僅僅三年多，我們已經見證了多輪技術范式的躍遷——從文本生成到多模態理解，從輔助工具到自主智能體（Agent），從實驗室到深度滲透醫療、法律、教育、軍事等核心領域。

更關鍵的是，AI同時沖擊了認知、勞動、政治和生命四個維度。它不只是改變你“做什么工作”，還在改變你“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與他人建立信任”。

而且，它的“破壞”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訓練進大模型的偏見數據很難徹底剝離，被算法重塑的認知習慣很難一鍵還原，被自動化摧毀的職業共同體很難瞬間重組。

法國技術哲學家雅克·埃呂爾早就警告過：當技術系統龐大到一定程度，它就開始脫離任何單一個人的控制，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這時候，不是某個壞心眼的技術官僚非要剝奪公眾的討論權，而是系統本身的效率邏輯已經吞噬了反思的可能。哪怕一個心懷善意的工程師，陷入這種系統之后，也只會被裹挾著去追求下一個性能指標、下一輪融資、下一次突破。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常有這種無力感：好像誰都隱約覺得AI的方向有些危險，但誰也踩不下剎車。因為剎車踏板不是被某個人焊死的，而是被“雙重脫嵌”的結構性力量鎖死的。

05診斷之后，路在何方？

命名“雙重脫嵌”，不是為了販賣焦慮，更不是為了反對技術本身。火種已經來到人間，這本身是壯麗的。但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把火燒得更旺，而在于把火重新嵌入壁爐——讓溫暖有家可歸，讓灼傷有界可守。

波蘭尼在八十年前留下了一個重要的啟示：社會具有自我保護的韌性。市場最終無法徹底脫嵌，因為社會會發起“雙重運動”——不是反對市場，而是要求市場重新服從社會的倫理目的。今天，我們同樣需要追問：AI技術何時才能重新服從社會的倫理目的，而不是讓社會去屈就算法的效率邏輯？

這種“重新嵌入”不是保守，而是緊迫的制度工程。它需要預見性治理、教育重構、公共哲學的復興，以及全球層面的技術協調。但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完成一件事：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雙重脫嵌”的臨界點上。

盜火者真正的智慧，是學會敬畏火。在AI這場盜火盛宴面前，保有一點這樣的清醒，不是反智，而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也最值得珍視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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