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張家口一處建筑工地上，工人正往下挖地基。

鐵鍬下去，碰到硬東西，以為是石頭，換了個角度再挖，帶出來一截骨頭。

幾個人蹲下來看了半天，誰也沒說話。

后來警察來了，把整塊水泥地撬開，底下是一副完整的人骨。

法醫蹲在旁邊翻了翻，發現死者腳上穿著一只褐色的皮鞋，鞋底磨得不算厲害，鞋面上的皮子還沒爛透。

旁邊有人忽然說了一句——這不是李楊失蹤那天穿的那雙鞋嗎。

那是1963年11月22日。

李楊，張家口市機械廠的會計，二十三歲，結婚沒幾年，孩子還小。

那天上午十點多，她從廠里出來，步行去三百米外的銀行取全廠工人的工資，一共一萬六千多元。

那個年代一萬六是什么概念，大概相當于現在的一百來萬。

全廠一百多號人等著發工資，她不是第一次去取錢，每個月都是這條路線，每個月的這一天都是這個時間。

但那天她走出銀行大門之后就再也沒有回到廠里。

等到下午，工人們坐不住了，廠里派人去找，銀行說人早就取了錢走了。

又去她家里問，丈夫說沒回來過。

報了警，警察沿著她可能走的路線一寸一寸地搜，什么也沒找到。

沒有尸體，沒有兇器，沒有任何搏斗的痕跡。

人就這么憑空蒸發了。

廠里開始傳閑話，說李楊卷了工資跑了。

說她看起來老實，其實早就有外心，說她家里條件好是假的，說她跟她丈夫感情不和。

這些閑話像風一樣灌進李楊父母和丈夫的耳朵里。

他們沒有辦法反駁，因為人確實不見了，錢也確實不見了。

只有她丈夫一直不信。

他后來跟人說過很多次，說她那天早上出門的時候還跟他說，今天發了工資，晚上買點肉回來包餃子。

他說她不可能是自己走的，她連換洗衣服都沒帶，她孩子還在家里等她。

但沒人聽他的。

警察的調查方向一度也偏向了她攜款潛逃，但查來查去發現她家庭確實不差錢，社會關系簡單到幾乎透明，親戚全在本市，連個能投奔的外地朋友都沒有。

一個沒有作案動機、沒有逃跑條件、沒有任何前科的女人，就這么被釘在了卷款潛逃的嫌疑里，一釘就是二十三年。

直到那副骸骨從水泥地里被挖出來。

那塊水泥地上面原本是一棟平房，平房的主人叫喬世凱，是原物資局的科員。

警察趕到喬世凱家的時候，門虛掩著，推門進去，喬世凱躺在床上，嘴角有白沫，旁邊扔著一個農藥瓶子。

人已經涼了。

他服毒自殺了。

警察把喬世凱的妻子張葆珍帶回去審訊，她一開始什么都不說，坐在審訊椅上低著頭，嘴唇抿得很緊。

后來審訊的人把法醫鑒定報告放在她面前，說李楊的頭骨上有好幾處鈍器擊打的痕跡，是被斧子一類的東西活活劈死的。

張葆珍忽然開口了。

她說是喬世凱動的手，她自己也參與了。

她和李楊是在1963年8月認識的。

那天李楊去百貨大樓買皮鞋，張葆珍也在柜臺前看鞋，兩個人聊起來，發現是滄州老鄉，越聊越投機，后來就經常來往。

李楊對這位老鄉沒有任何防備，把她當朋友，有時候去她家吃飯，有時候約著一起逛街。

她跟張葆珍說過自己是機械廠的會計，說過每個月22號會去銀行取全廠人的工資，說過取完錢以后會路過她家門口。

喬世凱和張葆珍夫妻倆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動的心思。

一萬六千塊，在那個年代是一筆足以改變命運的巨款。

11月22日那天上午，李楊從銀行取完錢出來，手里拎著裝滿現金的布袋子，沿著平時的路線往回走。

走到張葆珍家門口的時候，張葆珍站在門口沖她招手，說正好做了午飯，一起吃一口再走。

李楊沒多想就進去了。

她跨過那道門檻的時候，喬世凱就站在門后面，手里攥著一把斧頭。

張葆珍后來交代說，李楊進門以后還沒坐下，喬世凱就從后面沖上去，一斧頭劈在她后腦勺上。

李楊倒下去以后喬世凱又補了好幾下。

他們把尸體埋在了自家院子的地下，澆上了水泥。

那筆錢他們沒敢怎么花，怕被人發現突然暴富，只是日常吃喝稍微好了一點，其余的都藏在床底下。

張葆珍說，埋尸以后的那段日子，喬世凱每天晚上都睡不著覺，有時候半夜爬起來，坐在院子里抽煙，一坐就是大半夜。

院子里的香爐從來沒斷過，不是為了敬神，是為了壓那股從地底下往上滲的尸臭。

二十三年，李楊的父母從等她回家等到閉上了眼睛。

她的丈夫一個人把孩子拉扯大，再也沒娶。

她廠里的同事有人說過她一句好話，也有人戳過她脊梁骨。

而真正殺了她的那兩個人，就住在埋她的那塊水泥地上面，每天從她頭頂走過，吃飯、喝茶、睡覺。

偶爾有鄰居問起李楊的事，張葆珍說，不認識，沒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