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3年10月下旬，巴勒斯坦裔美國作家哈拉·阿良感嘆說，每當罕見有巴勒斯坦活動人士、律師或教授真正出現在媒體上時，他們都會“在直播中被誘導、被打斷，甚至被徹底噤聲。他們被迫為一點點播出時間和所謂公平報道而賣力表演。他們是在求記者去完成自己工作中最基本的任務。”

到了2025年5月，這種情況仍未改變。美國國家公共電臺的史蒂夫·英斯基普采訪了一名忍受饑餓的巴勒斯坦作家。那時，他和妻子及4個孩子住在加沙北部自家房屋廢墟上的一頂帳篷里。

在這名作家講到沒有水可用、全家只能分食少得可憐的面包后，英斯基普問他：“你現在對哈馬斯是什么感受？”這名記者顯然無意繼續追問他的掙扎與求生經歷，也無意追問這一切為何發生，更沒有追問內塔尼亞胡如何在2025年3月3日切斷進入加沙的全部援助，把饑餓當作戰爭策略、當作一種危害人類罪——他想要的，是讓對方譴責哈馬斯。

講述“以色列一方的故事”時，媒體往往會反復轉述一些建立在偽證據、操弄性材料以及視聽宣傳之上的說法，而這些材料其實很容易被識別出來。以色列國防軍發布這類“證據”，并不是新鮮事。

在10月7日之前18個月，以色列占領軍的一名狙擊手殺害了半島電視臺記者、巴勒斯坦裔美國人希琳·阿布·阿克萊。隨后，以色列國防軍在網上發布了一段視頻，畫面中一名孤身的巴勒斯坦抵抗人員朝一條小巷開槍，并稱其射擊對象是半島電視臺采訪團隊。

貝采萊姆認為，這種宣傳策略是一種熟悉的伎倆，經常被用來維持“以色列給予自己的全面免責”。該組織還指出，以方敘事在“行動路徑上根本不可能成立”，建立在“一套旨在保護施害者的虛假敘事”之上。在報道以色列對加沙的戰爭、尤其是大屠殺發生期間，主流媒體經常采用這類偽證據。

2023年11月，以色列襲擊希法醫院綜合體前，曾發布一段制作精良的三維視頻，想象哈馬斯總部位于醫院綜合體地下。這也是一個早期信號，顯示以色列計劃摧毀加沙的醫療體系。當然，在以色列國防軍摧毀了這個一度被稱為加沙“跳動的心臟”的地方之后，并沒有發現這樣的據點。

正如本書將進一步展示的那樣，后來所謂關于醫院綜合體下方有哈馬斯武裝人員的“證據”，荒誕到在社交媒體和獨立媒體上廣受嘲諷。類似例子還有很多：一些被稱作“恐怖分子通話”的錄音，經不起核查；還有一些視頻遭到篡改，例如“面粉大屠殺”的航拍畫面，就被英國廣播公司核查團隊發現有4處剪輯痕跡。

即便這些捏造在多數情況下最終會被揭穿，最初的新聞報道仍足以攪渾認知、拖延判斷，為以色列繼續殺戮爭取時間，也讓媒體得以轉入下一輪新聞周期。結果，就是一種不斷被正常化的過程。信息是如何獲得合法性的？記者又應當在何時引入懷疑？如果沖突中只有一方被賦予“合法發言權”，其說法總被重復、極少受到質疑，哪怕這些消息源早已多次被證明散布謊言，又會發生什么？

從10月7日到11月24日，《紐約時報》一共使用了53次“大屠殺”一詞——這些用法指向的都是被巴勒斯坦人殺害的以色列人，而只有1次用來指稱被以色列殺害的巴勒斯坦人。隨著加沙死亡人數不斷攀升，《紐約時報》也習慣性避免對巴勒斯坦人使用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詞語。另一個被禁止使用的詞是“種族清洗”，與此同時被禁的還有“難民營”和“被占領土”。

正如向外泄露這些指令的《紐約時報》消息人士所說：“你們實際上是在把占領從報道中拿掉，而這恰恰才是這場沖突真正的核心。”美國新聞機構正是被這些語言限制束縛住了手腳。它們對人道主義語言、國際原則和國際法施加種種限制，也因此無法對加沙正在發生的事情作出準確解釋。

媒體框架建立在一套潛在假設之上，并通過那些熟悉、幾乎不受質疑的敘事套語，在語言和呈現方式中表現出來。有些故事只是某種信念和神話的映照；另一些故事，只有在現場記錄支撐下，才算得上準確再現。

那些被委以重任、負責報道這場重大沖突的資深記者，似乎并沒有真正分清兩者。他們沒能識別“暴行故事”作為宣傳工具的歷史與用途，也沒有意識到伊斯蘭恐懼敘事的運作方式，比如“揮舞刀具、野蠻殘暴的阿拉伯恐怖分子”這一套語；他們同樣忽視了西方長期以來的東方主義傳統，以及愛德華·薩義德所指出的對阿拉伯男性的過度性化塑造。

建制媒體還套用了麗貝卡·索爾尼特所說的“無法無天”框架。這種慣例性的敘事命令，總是把人道災難的責任推給受害者；而索爾尼特指出，事實上，在這類危機中，社區往往會團結起來彼此幫助。“無法無天”的框架被用來把饑荒成因從以色列制造的饑荒上轉移開，轉而歸咎于正在挨餓的巴勒斯坦人。而這些尋找食物的饑餓民眾，當時還在遭到以色列國防軍狙擊手射殺。

到2024年秋天，學生還將遭遇一波打壓，他們的公民自由以及表達自由權利都受到攻擊。在決定講述哪些故事、跟進哪些話術、忽略哪些視角時，這些刻板印象是否曾被認真納入考量？如今留給我們的許多敘事，被用來解釋這場所謂“以色列——巴勒斯坦沖突”，其實都只是媒體熟悉的建構，根本無法解釋一場種族滅絕。

從很多方面看，大型媒體都沒有向公眾提供關于以色列轟炸及其給加沙民眾帶來后果的準確信息。它們拼湊出一套混亂、否認和辯解的語言。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的是：媒體套語和框架與一系列語言發明結合在一起，不斷淡化以色列愈發殘酷的種族滅絕暴力；媒體又用空洞的回聲為每一次軍事暴力開脫，充當了“權力的速記員”。這些策略助推了種族滅絕的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