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日施行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稱《解釋（二）》）明確了職務侵占罪定罪量刑標準參照貪污罪執行，將“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定為300萬元。

對于2026年5月1日之前實施的職務侵占行為，司法實踐面臨數額標準新舊銜接、司法解釋溯及力適用的重大爭議。 實踐中，有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無論涉案數額高低，均應按照《解釋（二）》的標準量刑。

第二種觀點認為，涉案數額低于300萬元，因存在舊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司法解釋（規定），因此基于從舊兼從輕的觀點，適用舊規。超過300萬元，以《解釋（二）》應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而舊規并無“數額特別巨大”的規定，因此應當適用新規。

第三種觀點認為，無論涉案數額高低，均應按照舊規的標準量刑。

上述三種觀點各不相同，基于不同的觀點，辯護律師可能會作出各自不同的訴訟策略選擇。葉律師在與同行交流中發現，有的同行可能會對新舊解釋適用問題產生誤讀，最后以“適用新法可能會法定刑升格”為由規勸當事人認罪認罰。

立場先行，先說觀點：2026年5月1日前發生的職務侵占犯罪，無論案涉金額高低，均不得適用《解釋（二）》數額特別巨大標準進行量刑。

一、立法沿革及問題由來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

需要注意的是，職務侵占罪法條中的“數額特別巨大”并非自始就有。2021年3月1日施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原有 “數額較大”“數額巨大” 兩檔量刑基礎上，增設 “數額特別巨大” 量刑檔次，實現該罪名三檔量刑結構完整化。在此之前，《刑法》對職務侵占罪的量刑檔位僅有“數額較大”與“數額巨大”。

然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法僅完成量刑層級增設，并沒有同步規定 “數額特別巨大” 的具體數額起點。彼時職務侵占罪唯一可適用的司法解釋，仍然是2016年兩高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6解釋》）。《2016解釋》第十一條僅規定：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中的 “數額較大”“數額巨大” 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受賄罪、貪污罪相對應的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五倍執行。

立法增設量刑檔、司法解釋未跟進配套，直接導致2021年3月1日至 2026年4月30日期間，全國司法實踐陷入有罪名量刑層級、無統一數額標準的規范空白、實踐混亂狀態。

為了統一非國家工作人員類職務犯罪裁判尺度，“兩高”在《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中明確職務侵占罪定罪量刑標準直接參照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標準執行，由此，職務侵占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標準直線下降（標準降低意味著入罪、升格量刑的門檻變低，新法整體量刑更重。），并且明確了“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為300萬元。

二、爭議焦點：新舊司法解釋的適用爭議

《解釋（二）》施行后，新舊法的適用之爭，關系到不同量刑檔次之間的適用，甚至關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無期徒刑的適用，厘清法律適用邊界，既是貫徹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也是統一類案裁判尺度的現實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1〕5 號），有如下規定：

“二、 對于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后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

三、 對于新的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已有相關司法解釋，依照行為時的司法解釋辦理，但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適用新的司法解釋。”

上述規定簡單而言，在處理涉及司法解釋施行前的犯罪行為，應當遵守兩個準則：1.如果沒有舊解釋，則用新解釋；2.如果有舊解釋，則用舊解釋，除非適用新解釋會對嫌疑人、被告人更有利（所謂從舊兼從輕，即：有新有舊，除非新的更輕，否則用舊的）。

有該規定可見，當職務侵占罪不涉及“數額特別巨大”標準時，《2016 解釋》的標準明顯高于新施行的《解釋（二）》，處理結果也會明顯更輕。所以如果有職務侵占罪在《解釋（二）》施行前發生（且不涉及“數額特別巨大”），則應當適用《2016 解釋》。

然而，如果職務侵占數額超過300萬，應該如何選擇呢？

三、“沒有規定，就是沒有相關解釋”嗎？

上文已述，根據《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若不涉及“數額特別巨大”，則發生在2026年5月1日前的職務侵占罪，適用《2016 解釋》標準。

有觀點認為，2021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就職務侵占罪的量刑標準新增“數額特別巨大”的檔次后，原有的《2016 年解釋》僅規定了“數額較大”和“數額巨大”，未明文規定“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屬于規范空白，應當適用《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二條規定，對發生在2026年5月1日前，且數額超過300萬的職務侵占罪案件，適用《解釋（二）》中“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適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基準刑。

葉律師認為，將“未明文規定‘數額特別巨大’標準”等同于“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是對《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二條中“相關司法解釋”的誤讀。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相關司法解釋”不應解讀為“對應規定”。《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二條所稱是“行為時無相關司法解釋”，此處所謂“相關”，是指與該行為、該罪名、該法律適用問題直接對應的解釋規定，而非特指“有無對應情節”。《2016年解釋》就職務侵占罪而言，雖無“數額特別巨大”標準，但存在“數額較大”和“數額巨大”的標準，上述標準本身就是職務侵占罪審判過程中，據以量刑的核心衡量因素，即便確無“數額特別巨大”標準，也不應認定為“無相關司法解釋”。

第二，“沒有相關司法解釋”，是指針對本案所涉罪名及法律適用問題，行為發生當時完全不存在任何兩高制定的司法解釋（無論全文還是具體條款）可資適用，屬于規范上的空白狀態。

《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二條適用前提是：對案涉罪名及核心定罪量刑框架，行為時整體上不存在可據以裁判的兩高司法解釋；此時新解釋出臺后可回溯適用。

實踐中，部分罪名在設立初期確實缺乏配套司法解釋；此時，若兩高后續就該罪名出臺司法解釋，則該司法解釋施行前發生、施行后尚未審結或仍在處理的案件，均可依照新司法解釋辦理。比如，2021 年 3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襲警罪后，至 2025 年 1 月 18 日前一直無專門司法解釋；因此，2025 年 1 月 18 日之前實施的襲警行為，在該日期后尚未處理或正在審理的，均可直接適用《關于辦理襲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三，因《2016年解釋》無“數額特別巨大”標準而認為應當適用《解釋（二）》標準，忽視了同一內容司法解釋條款適用的統一性，也未考慮變相同罪異罰的情況。上文已述，若案涉數額低于300萬元，基于“有新有舊，從舊兼從輕”原則，應當適用《2016年解釋》而非《解釋（二）》。而若基于《2016年解釋》無“數額特別巨大”標準而認為應當適用《解釋（二）》標準，則將會造成同為職務侵占罪量刑標準的司法解釋條款內，部分可適用而部分不可適用的情形，甚至因新舊解釋之間的量刑差異，出現變相同罪異罰的情形。

譬如，行為人涉嫌職務侵占299萬，按《2016年解釋》標準，雖然法定刑在3-10年，但同等條件下裸數層面常見落在約5-7年區間；而若該行為人侵占300萬，按《解釋（二）》標準，僅法定刑便應當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兩者僅差1萬元，量刑結果懸殊，明顯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四、結尾

2021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 “數額特別巨大” 量刑檔次，填補了原有立法漏洞，但未同步明確數額標準；2026 年《解釋（二）》統一參照貪污罪標準，是對未來行為的規范指引，不能反向約束 2026 年 5 月 1 日之前已經實施完畢的犯罪行為。

對于涉案數額超過300 萬元以上的職務侵占案件，司法機關應當恪守從舊兼從輕底線，適用《2016年解釋》而排除 300 萬元新規的溯及適用，結合全案情節精準量刑，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唯有如此，才能堅守罪刑法定原則，維護刑事司法的確定性、穩定性與公正性。

[完]

葉東杭 律師

廣東知恒（前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知恒刑事中心數字經濟與網絡犯罪辯護部顧問，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稅務犯罪、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辯護，撰寫稅務犯罪文章數十篇，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稅務犯罪、信息網絡犯罪辯護經驗，曾辦理多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涉及建設工程、成品油、制造業、財務咨詢、出口貿易、自媒體行業。同時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強制措施釋放、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