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已于5月23日晚落下帷幕，本屆金棕櫚大獎由羅馬尼亞導演克里斯蒂安·蒙吉的新作《峽灣》（Fjord）摘得。繼《四月三周兩天》于2007年摘得金棕櫚后，蒙吉時隔近二十年再度獲得這一戛納最高榮譽，也成為少數完成“二封金棕櫚”的導演之一。

蒙吉始終持續關注羅馬尼亞及東歐社會中的制度困境與人性灰度。《四月三周兩天》《畢業會考》《核磁共振》等作品，都以冷峻、克制卻充滿悲憫的視角，描繪現代社會結構下個體的失語與壓迫，而《峽灣》則是他將目光首次真正移向羅馬尼亞之外。影片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情感價值》主演雷娜特·賴因斯夫，以及憑借“冬兵”一角為大眾熟知的塞巴斯蒂安·斯坦共同主演，這也是蒙吉迄今合作過最具國際知名度的演員陣容之一。影片在戛納亮相后迅速成為發行市場焦點，最終由霓虹影業提前拿下北美發行權。而隨著《峽灣》摘得金棕櫚，霓虹也完成了連續七年押中金棕櫚影片的紀錄。

“峽灣”原本是挪威特有的地貌，一位長期描繪羅馬尼亞社會現實的導演，為何會以這樣一個北歐意象作為片名？隨著故事展開，這一疑問也逐漸得到解答。與前作一樣，《峽灣》依舊延續著蒙吉對于道德困境與制度壓迫的母題，只是這一次，故事背景被放置在一個高度發達、制度完善的北歐福利社會之中。影片講述了一個由羅馬尼亞父親、挪威母親以及五個孩子組成的家庭，因為孩子在學校中的一句無心之語，當地兒童福利機構對這一家庭的教育模式展開了調查。隨著事件升級，機構決定將孩子帶離家庭，夫婦二人試圖尋求鄰居與社區幫助調停，卻反而將事情推向更無法控制的方向。

影片中的父親Mihai是一位極為虔誠的天主教徒，母親Lisbet則來自挪威，同樣信奉天主教。兩人在教會中相識，婚后育有五個孩子。后來，在Lisbet母親提出愿意幫助照顧孩子后，一家人搬回Lisbet的家鄉某挪威小鎮生活。然而，當孩子們脫離家庭內部強烈的宗教主義環境，進入挪威高度自由化、現代化并強調民主平等的教育體系后，兩種教育觀念之間的裂縫便迅速顯現，并最終在孩子身上形成尖銳沖突。

《峽灣》最令人驚嘆之處，在于蒙吉以一種極度冷峻、克制卻又充滿溫情的方式，精準描繪出了極端宗教主義與現代福利制度之間的復雜灰度。一方面，影片毫不回避宗教教育中令人不安的控制欲與壓迫感；另一方面，它也敏銳揭示了高度制度化的福利體系在執行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機械、僵化與形式主義。當制度以“保護兒童”之名介入家庭時，它所帶來的同樣可能是一種新的暴力。

然而，蒙吉并未將任何一方簡單處理為“惡”的象征。相反，他始終保持著對人性的悲憫與對情感細節的敏感。影片主線之外，每一個角色都攜帶著自身的困境與張力。其中尤為動人的，是兩個小女孩之間青澀、稚嫩卻真誠的情誼。影片最后也收束在一個近乎帶有宗教顯靈色彩的畫面之上：即將分別之際，Noora追至峽灣碼頭送別Elia，而Noora緩緩走入海面，卻并未沉入水中，而是漂浮于水面之上。這也呼應了她們初次相遇時Elia所說的話：“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做到。”

蒙吉并不是一個依賴極度風格化視聽語言講故事的導演。相反，在處理這些難以簡單辨別黑白的人性困境時，他更慣于使用長鏡頭與人物空間位置的移動，來呈現制度壓迫與情感失衡。

影片中最精彩的一場戲，發生在兒童福利機構首次正式通知Lisbet：她的兩個大孩子已被帶離家庭，而年幼的孩子也即將被送往寄養家庭。蒙吉僅用兩個長鏡頭，便完成了這一巨大沖突的建立。起初，Lisbet坐在兩位工作人員旁側，她幾乎沒有任何劇烈情緒爆發，只是在極度震驚中陷入失語。而鏡頭也并未將她置于畫面中央——這種“邊緣化”不僅是物理空間上的，更是制度層面的。雖然她回到了自己的故鄉社會，但她如今的文化認同與家庭模式，卻已無法真正被這套高度現代化的福利體系理解。期間，一個孩子突然回家，向母親說自己餓了。Lisbet短暫地從即將骨肉分離的巨大沖擊中抽離，上樓安頓孩子，再回到客廳。此時鏡頭位置發生變化：她被夾在兩位機構工作人員中間，身體無法自由移動，觀看視角也被固定。她既無法改變鏡頭的位置，也無法奪回敘事的主動權。于是，鏡頭語言本身也成為制度壓迫的一部分。

這種“一刀切”式福利制度的荒謬，在影片中被反復提及。當夫婦質問工作人員：“你們的規則，就是把孩子從母親身邊帶走嗎？甚至包括仍在哺乳期的嬰兒？”得到的回答卻只有一句冰冷的：“是的，我們的規則就是這樣。”這種制度性的施壓與失語，也構成了影片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

另一場極具代表性的戲，則發生于家事法庭的審判之中。由于兒童福利機構認定父母在宗教教育過程中存在體罰行為——例如孩子不按時禱告或學習《圣經》時會被打手掌、打屁股——案件最終進入法庭程序。在挪威法律體系中，這類行為被嚴格禁止，因此法院需要判斷這對父母是否仍具備撫養資格。與傳統法庭片慣用的正反打、特寫鏡頭不同，蒙吉在這里大量使用手持長鏡頭，讓鏡頭在父親Mihai與兒童福利機構律師之間不斷搖移、穿梭。對話時常被打斷、重疊，觀點也始終處于混亂而開放的狀態。法庭空間中并不存在一個絕對清晰的權力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難以被簡單裁定對錯的文化碰撞。

控方律師多次引用帶有宗教意味的羅馬尼亞俗語，作為指控Mihai教育方式落后的依據；但這些語言本身，又并不足以真正構成“罪責”。于是，《峽灣》真正想討論的，也并非法律意義上的對與錯，而是文化、制度與價值觀之間那些無法輕易調和的裂縫。而這也正是蒙吉電影最重要的地方：他始終拒絕給出明確答案。無論是宗教、福利制度，還是家庭倫理，在他的鏡頭下都不是單純的正義或邪惡，而是彼此碰撞、相互擠壓的人性結構。

在頒獎典禮現場，蒙吉與主演雷娜特·賴因斯夫、塞巴斯蒂安·斯坦一同登臺領獎。他謙虛地表示：“我們需要等二十年后再回頭看這些電影，才能知道哪些真正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而這句話，或許也恰恰成為理解《峽灣》的一種入口。當這位長期描繪東歐社會現實的導演，將目光真正投向羅馬尼亞之外、投向歐洲內部更復雜的文化裂縫時，《峽灣》所討論的已不只是一個家庭的命運，而是宗教傳統、現代制度與文化認同之間無法輕易彌合的隔閡。這些裂縫也許無法在當下獲得真正答案，但蒙吉仍以一種冷峻、克制而悲憫的方式，將它們留在了未來。

作者：導筒戛納記者 同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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