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國防大學）

萬涓匯流：

全國青年奔赴抗大的壯麗史詩

■鐘曉東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這是詩人何其芳1938年11月寫下的名篇《我歌唱延安》中的一段話。彼時的何其芳，1935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后由成都輾轉來到延安，任教于魯迅藝術學院。他自己就是那千千萬萬“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延安城門的青年之一。而他筆下那扇“成天開著”的城門背后，佇立著一所舉世無雙的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正是這所“窯洞大學”，敞開懷抱迎接著來自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將他們淬煉成抗日救國的堅強戰士。

1936年6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在陜北瓦窯堡創建。1937年1月，學校隨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從這時起，抗大開始向全國革命青年敞開大門。在抗戰時期，抗大的學員構成多元。除了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和長征考驗的紅軍干部戰士、來自八路軍和新四軍及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政骨干，還有大量從淪陷區與大后方跋涉而來的愛國知識青年，以及遠渡重洋歸國的愛國華僑青年。

▲有志知識青年從全國各地奔赴抗大學習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到延安去”成為風靡海內外的時代口號。據任弼時1943年12月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抗戰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約4萬余人。這些青年來自天南海北，有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大學生，有湖南、廣西、四川等內地省份的中學生，還有遠渡重洋歸國抗日的華僑青年。

青年們奔赴延安的路線多樣，但大多遵循“先到西安，再到延安”的路徑。延安距離西安近四百公里，這條“八百里秦川”的路線成為當時最常規的路線。在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上半年，通往延安的路相對暢通，每天都能看到絡繹不絕的熱血青年向延安進發。他們大多是大、中學生，從未走過如此艱難的路。從秦川平原逐漸進入山區，土地貧瘠，荒山禿嶺，人煙稀少，都是崎嶇不平的土路。

▲青年學子步行前往抗大學習

許多青年的奔赴之路充滿了傳奇色彩。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后，一批愛國青年以救亡團體的名義，歷時13個月，徒步1萬多里到達延安。1938年，日軍鐵蹄踐踏中國的消息傳至南洋，年僅十九歲的印尼華僑青年孔邁瞞著父母毅然歸國。途經香港時，他在隨身攜帶的照片背面寫下“媽，把我獻給祖國吧！”托人捎給母親后，他只身奔赴延安。廣西陸川縣就有14位青年不約而同奔赴延安，其中3位是女青年，他們多數是兩三人一批,分別從不同的時間、地點向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進發，然后由辦事處安排，與其它地方來的青年一道，十幾人或二三十人為一隊，少數乘軍車，多數步行，歷時八九天到達延安。

1938年下半年起，國民黨開始層層設防，阻止青年奔赴延安。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陸續制定和秘密頒發《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路上分段設卡，盤查行人。從西安到延安的道路上設置了多處關卡，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務抓去，下落不明。但即便如此，青年們仍想盡辦法突破封鎖，或改名換姓，化裝成商人、挑夫甚至乞丐；有時還得日隱夜行，繞小道，避險關。作家魏巍在描述自己奔赴延安的艱險經歷時說：“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敵人抓到并關押，但每次都設法逃出來，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去。”“到抗大學習”是他們最迫切的愿望，“到抗戰前線去”是他們最迫切的要求，層層阻隔攔不住這些涓涓細流。

青年們抵達西安后，首先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登記，由辦事處統一安排前往抗大。抗大招生采取“不設門檻，重在實踐”的原則，正如毛主席所說：“抗大沒有考試，通過敵人封鎖到延安來就是最好的考試。”

▲熱情接待五湖四海的新學員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開學，學員猛增至5562人，這是抗大“猛烈發展的一期”。其中絕大部分是外來的知識青年，人數超過4000人，延安抗大真正實現了“越抗越大”。隨著學員數量的急劇增加，抗大的教育體系不斷擴展。1939年春至1945年春，抗大在晉冀魯豫、晉察冀、山東、華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據地陸續建立了15所分校、5所陸軍中學和1所附設中學。

在抗大，青年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鍛造。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革命史、游擊戰術；在生產勞動中，自己動手挖窯洞、筑校舍、開荒種地。1937年11月，抗大學員突擊半個月，完成窯洞175個，中央為此特贈“偉大事業”牌匾以示表彰。毛主席曾風趣地對學員們說：“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邊學習、邊戰斗、邊生產，在艱苦環境中磨練了革命意志，淬煉出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品格。

從延河之濱到華北敵后，抗大總校連同各分校，在烽火中辦學近十年，共培養造就了十余萬干部。這座流動的革命熔爐，將來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鍛造成堅強的抗日戰士，他們奔赴各抗日根據地，有人成為前線指揮員，有人從事政治宣傳工作，有人深入敵后開展地下斗爭，為抗日戰爭偉大勝利和新中國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何其芳筆下的延安城門，敞開著的是一個民族在危亡關頭的希望。那些“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城門的青年，用腳步丈量了信仰的距離，用生命詮釋了責任的擔當。萬涓匯流，終成江海；無數青年的奔赴，匯聚成了民族解放的磅礴力量。九十年后的今天，回望那段熱血沸騰的歷史，那扇“成天開著”的城門——以及城門背后佇立的抗大——依然矗立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地圖上，提醒著每一代人：青年走向哪里，未來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