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高校對外開放與否的問題,本質上是個經濟問題,而非簡單的道德問題。一方面,這體現了在校生與社會人員的矛盾;另一方面,這背后也有地方政府和高校之間的博弈。
這種矛盾之所以會出現,跟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有關。在90年代的時候,幾乎所有大學都是對外開放的,因為當時大多數高校都在郊區,游客人數非常少,前來拜訪的外校人員以學生為主,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旁聽、參加學術/社團活動、考研,對教學秩序不構成影響。
北京環線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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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以北京為例,在90年代的時候,北京的市區主要集中在二環以內,包括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出了二環算郊區。北京雖然擁有全國最多的重點院校,但這些高校很多都在海淀區,相對市中心較為偏遠,周圍的居民不算密集,因此就算對外開放,人流量也不大。
然而從0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高速城鎮化階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北京的城區面積大幅擴張,過去只有二環以內算城區,到了10年代后期,從北五環到南四環的區域都被納入市區范疇。以教育資源而著稱的海淀區成為繁華地段,大量科技企業拔地而起,基建迅速跟上。曾經很荒涼的五道口,房價一度飆升至15萬元/平。
伴隨人口膨脹,很多高校的客流量大幅飆升。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城鎮化進程中,很多鄉縣的居民搬到城市定居,小城市的人口則往大城市遷徙。然而市區人口密度提升的同時,配套的公共設施卻并沒有完全跟上(比如公園、圖書館)。這導致很多居民把附近大學當作免費公園,很多老年人進入大學跳廣場舞,中年人則跑到大學遛娃,年輕人進入大學打野球。在疫情前,很多高校已經面臨客流量過大的問題,管理不堪重負,疫情只是正好讓大學獲得了封校的理由。
總體來看,拜訪高校的人員可以分為三部分:學務人員、周邊居民、旅游人士。學務人員主要以外校學生和教師為主,其目的包括旁聽、參加活動、考研、學術交流等,這種需求是正當且值得鼓勵的。伴隨城鎮化率提升,真正對高校教學秩序構成影響的是周邊居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很多居民把高校當作免費公園,大量涌入學校,搶占食堂和體育設施,導致校園管理不堪重負。
至于校外旅游人士,主要針對少數高校造成影響。比如清北武廈,作為中國TOP2的學府,清北備受考生和家長追捧,每年暑假的時候有很多考生和家長會跑到清北朝圣旅游。武大和廈大則憑借其風景吸引大量游客,每到櫻花季的時候,武大都會人滿為患。不過對于國內95%的高校來說,由于缺乏全國知名度,基本沒什么游客會專門拜訪,其入校人員以周邊居民為主。
也就是說,除了清北武廈等少數學校,大部分高校之所以會客流量飆升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城鎮化導致高校所處位置由郊區變成市區所致。隨著周邊居民密度提升,對公共休閑設施的需求也隨之提升,很多人把高校當作免費公園,引起在校師生不滿。
另一方面,過去二十多年的城鎮化,高校可謂收益良多。對很多學校來說,其最具商業價值的并非科研設備,而是土地。過去地方政府在修建公路和地鐵時,會充分考慮大學生的出行方便,盡可能把地鐵站修建在大學門口周邊。很多科技企業在選址的時候也會優先考慮高校附近,以方便科研交流。在寸土寸金的一線城市,很多高校的土地價值可以估值幾十億元。
海淀區高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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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校類似,政府機構也是依靠納稅人資金修建的公共場所,但后者不對外開放并沒有引起輿論爭議。因為政府機構占地面積很小,對公共出行幾乎沒什么影響,北京市政府的占地面積遠遠趕不上人大通州校區。作為對比,高校的占地面積太大,有些甚至由公園或景點改建而來,高校的封閉政策會導致周邊居民生活受到影響,也不利于企業交流,這與地方發展高校園區的初心相違背。
不僅如此,過去二十多年高校經歷擴張潮,很多學校新蓋校區。對此地方政府給與了較為優惠的政策,有些城市甚至按農業用地的價格向高校出售土地。地方之所以這么做,是默認高校長期對外開放,希望新校區后能帶動周邊地段發展。然而高校的封閉政策,相當于打破了與地方之間的隱性契約。如果一開始假定高校會封閉校門,地方或許不會批那么多地給高校蓋新校區。
理論來說,要解決在校人員與周邊居民圍繞爭奪公共資源所產生的矛盾,其中一個辦法就是把高校從市區遷往郊區,回歸90年代的狀態;舊校區則騰出來修建公園和圖書館。比如海淀區的高校,遷移至昌平、大興、通州甚至雄安。不過這種辦法一定會遭到在校師生反對,在校生既希望享受封校帶來的清凈,又不愿失去便捷的實習/通勤條件。教職工亦不愿離市區太遠,畢竟這會影響生活質量。
由于教學區和生活區過于重疊,在校人員和周邊居民圍繞學校開放與否產生嚴重分歧,二者站在自身立場都有各自理由。大學生認為開放校園會導致治安惡化、食堂和操場人滿為患;居民則認為大學運營的資金由納稅人提供,作為公共場所有義務向全社會開放。二者似乎都有道理。
不過站在大學生的立場,封閉政策可謂有利有弊。一方面,封校后治安明顯提升,校園變得清凈很多。這倒不是因為在校生的素質比社會人士高很多,而是因為在校生的犯罪成本非常高,一旦被抓獲不單面臨校內處分的問題,還面臨社死的風險。盡管如此,校園內偷外賣的現象屢禁不止。但另一方面,校際活動和校企活動受到限制,這帶來很多隱性的壞處。中小學之所以要關閉校門,是因為里面大部分是未成年人,以升學為主要目的,封校可以獲得更好的教學環境。然而大學以成年人為主,大部分考生與家長上大學的最終目標是找工作,而非搞學術研究。這意味著大學并非獨立的象牙塔,而是學生與社會溝通的橋梁。
高校的封閉政策,固然攔截了閑雜人等,但也阻礙了校際活動與校企活動。疫情前,大學生拜訪其它學校幾乎暢通無阻,交友聯誼、參加活動、旁聽課程非常方便。不僅如此,對于考研、考公、出國、考證等往屆考生來說,去當地學校上自習也是件很方便的事情。很多考研的往屆生不僅可以感受目標院校的氛圍,還能提前聯系導師,明確科研方向。然而疫情后,這些便利都不存在了,對于財經/理工等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院校來說,其負面影響更加顯著。
在疫情前,廣州大學城各高校之間是互相開放的,里面的學生可以任意進出其它高校,甚至能選修其它學校的課程并計入學分,實現了資源共享。然而疫情后,廣州大學城的一卡通不再啟用,學生之間要想串校需要提前預約,活動范圍受到限制,整個大學城失去不少煙火氣。
另一方面,入校限制也抬高了校企活動的門檻。一些院校設置了極為繁瑣的入校流程,甚至需要校內人員審批,這人為增加了企業與院校合作的成本。對在校生來說,校招是最主要的找工作渠道。在疫情前,很多企業會選擇異地城市的少數院校開線下宣講會,并吸引周邊院校學生參加(比如在北航開宣講會,并不只是針對北航學生,而是面向北京所有雙一流院校)。一些企業甚至會組織現場招聘環節,給與表現優秀者網申直通車機會。然而受高校封閉政策影響,跨校交流變得困難,企業在特定高校開宣講會只能吸引該校學生參加,很難輻射全市。由于參會人數下降,越來越多的企業把宣講會由線下改為線上,信息不對稱問題愈發顯著。人力為節省成本,傾向于卡學校、卡專業、卡性別、卡年齡。
不僅如此,由于企業借用高校教室組織線下筆試的難度提升,很多企業把線下筆試改為線上,雖然效率得到提升,但公正性大幅下降。因為線上筆試很容易作弊,不能完全反映考生的真實水平。因此企業在校招的時候筆試的權重有所下降,這可能會埋沒一些有真才實學的求職者。受大環境影響,近幾年企業越來越傾向于社招而非校招,前者不需要培訓即可直接上手工作。
如何協調開放與安全、居民與在校生的矛盾呢?其中一個辦法是探索付費入校制度。當前高校之所以不愿開放,是擔憂開放后會導致周邊居民大量涌入,把高校當作免費公園,擠占校內資源。既然如此,可以設置適當的經濟門檻,使高校“去公園化”。理論上來說,3塊錢的門票費,足以讓廣場舞在大部分校園絕跡;5塊錢的門票費,足以讓大部分遛娃人士放棄入校。理論上來說,3—5元的門檻,能攔截80%以上的客流量,大幅降低學校管理負荷。為鼓勵校際交流,綁定學生證可以半價入校。
當前的預約制度,更多采用計劃的手段搞一刀切,設置每日人數上限,先預約先得,嚴重限制了校際和校企交流。如果改成付費入校,通過市場的手段來調節人流量,其效果可能會更好一些。在這種情況下高校不會再被當作免費公園,閑雜人員大幅下降,可以篩選出真正有入校需求的人員,包括企業職工、外校學者、考研黨等。對這部分人寧可支付少量門檻費,也不愿冒著預約失敗的風險。對于有長期入校需求的人員,高校可設置較為優惠的年票或半年票,實現互利共贏。
對于清北武廈等知名高校,在高峰期游客數量太大,可以收取較高的門票費,比如50元。在低峰期回歸正常價格,削峰填谷。在預約制模式下,很多考生和家長為參觀清北愿意向黃牛支付上百元的費用,催生了龐大的產業鏈。某些內部人士以此牟利,賺取數百萬元的利潤,正如同80年代的價格“雙軌制”催生出“倒爺”一樣。與其讓黃牛賺錢,不如“開正門、堵偏門”,通過市場化手段,把這部分收益劃歸學校,同時降低入校人員負擔。
當然了,校內也不能全面開放。圖書館和宿舍樓應當設置門禁,防止外部人員進出。體育場館和食堂可以設一些限制,比如潮汐開放制度,亦或者要求社會人員支付高于市場價的費用,避免套取國家補貼。教學樓則不應該設限制,一方面教學樓人流量太大,設門禁會影響通行效率;另一方面大部分進入教學樓的人員都是外校學生,以旁聽/考研為主。社會人士進教學樓的不多,大學里面很多都是水課,就算點名也有一堆人翹課,除非專業對口,否則沒幾個社會人士感興趣。
付費入校模式可能會面臨諸多輿論爭議,但相比當前的預約制能更加精準地篩查有真實入校需求的人員,避免高校淪為“免費公園”。為降低爭議,高校可以把門票費改為“安全保障基金”,這部分錢將被用于安裝校內監控、增加安保人員,以彌補校園開放帶來的治安風險,實現開放與安全的平衡。
盡管在校生普遍反對校園開放,但在校生占總人數比重不到5%,其話語權很難與社會人士相提并論。可以預見的是,假如延續封閉政策,總有一天高校會在輿論壓力下被動地全面開放。與其這樣,不如主動地有限開放,宜疏不宜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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