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2027年度最低工資審議正式啟動。表面上看，這是一場關于明年最低時薪漲多少的談判；但實際上，今年的爭議遠不止一個數字。最低工資漲幅、行業差別化適用、外賣騎手和快遞員等平臺勞動者能否納入最低工資保障范圍，都將成為勞資雙方激烈對撞的焦點。也就是說，今年韓國最低工資談判不只是“漲不漲、漲多少”，而是在討論最低工資制度到底要覆蓋哪些人、適用哪些行業、保護到什么程度。

韓國最低工資委員會26日下午在政府世宗辦公樓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正式進入2027年度最低工資審議程序。雇傭勞動部發布資料稱，會議決定2027年適用最低工資仍以時薪為單位，同時一并標示按每月209小時計算的月換算金額。當天會議還聽取了現場意見和專業委員會審查結果。

今年韓國最低時薪為1.032萬韓元，約合人民幣46元，較上一年上漲2.9%。按每月209小時計算，月薪約為215.688萬韓元。這個漲幅在勞動界看來明顯偏低，因為過去幾年韓國物價、房租、餐飲、交通和生活成本都在上升，低收入勞動者的實際生活壓力并沒有明顯減輕。

勞動界的主張很明確：過去三年最低工資漲幅偏低，應該通過上調最低工資改善低收入群體生活水平。尤其是在物價仍高、青年和非正規勞動者生活不穩定的情況下，如果最低工資漲幅繼續被壓低，低薪勞動者的實際購買力就會繼續縮水。對勞動界來說，最低工資不是單純企業成本，而是弱勢勞動者維持基本生活的底線。

經營界則完全相反。經營界認為，當前韓國內需低迷、外部不確定性加大，中東局勢、能源價格、匯率波動和消費放緩都讓企業經營壓力上升。在這種環境下，即使最低工資不漲，對小商戶和勞動密集型行業來說也已經是負擔。尤其是住宿、餐飲、零售等行業，利潤率本來就低，如果最低工資繼續上漲，可能導致用工減少、營業時間縮短，甚至推動部分店鋪關門。

今年最值得關注的新問題，是平臺勞動者是否納入最低工資適用范圍。快遞員、外賣騎手、代駕司機、平臺配送員等群體，很多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雇員，而是以承包、委托、個人事業者等形式工作。他們看起來工作時間自由，但收入不穩定，成本由自己承擔，算法和平臺規則又會強烈影響收入。勞動界認為，這些人實際上處于勞動者地位，應當獲得最低工資層面的保護。

經營界則認為，平臺勞動者的身份認定仍存在爭議。因為他們并不一定受固定雇主指揮，也不一定按固定工時工作，收入計算方式和普通時薪勞動者不同。如果強行納入最低工資制度，可能改變整個平臺經濟的成本結構，也可能引發企業減少訂單補貼、提高服務費、壓縮騎手數量等連鎖反應。

這個爭議其實非常現實。傳統最低工資制度，是為“有雇主、有工時、有工資”的勞動關系設計的。但平臺經濟打破了這個結構。外賣騎手可能一天上線10小時，但真正有訂單的時間只有部分；收入中還要扣除油費、車輛維護、保險、平臺手續費；惡劣天氣和高峰時段收入可能高，淡季或低單量時收入又很低。那么最低工資如果適用，到底按在線時間算，還是按接單時間算？平臺、代理商、商家之間誰負責補差？這些都需要制度設計。

這也是為什么去年相關討論被推遲到2027年度最低工資審議中處理。勞動法律界也指出，最低工資委員會單獨決定，并不足以直接讓特殊雇傭和平臺勞動者自動享受最低工資，因為還涉及法律適用對象和勞動者身份認定問題。

另一個老問題，是行業差別化最低工資。韓國最低工資制度自1988年實施首年之后，基本一直采取全國統一標準。但經營界每年都會提出，不同行業支付能力差異很大，不應該一刀切。特別是住宿餐飲業、小零售業、便利店、老人照護等行業，利潤率較低，最低工資上漲沖擊更大。經營界主張，應允許部分行業適用不同標準，以減少小商戶負擔。

數據顯示，2024年韓國住宿與餐飲業最低工資未達標率達到33.9%，明顯高于整體水平。經營界認為，這說明該行業實際承受能力已經接近極限。如果統一最低工資繼續上漲，紙面標準可能越來越高，但現實中無法支付的企業和店鋪也會增加，最后反而削弱制度執行力。

勞動界則強烈反對行業差別化。因為一旦允許部分行業適用更低最低工資，最先受到影響的往往是低薪勞動者集中的行業。住宿、餐飲、照護、零售本來就聚集了大量女性、青年、老人、兼職和非正規勞動者。如果這些行業最低工資被降低，等于把最弱勢群體排除在統一保護之外。勞動界擔心，行業差別化一旦打開口子，最低工資制度會被逐漸拆分，最終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線”的意義。

這其實是最低工資制度的根本矛盾。統一標準有利于保障底線和減少歧視，但可能忽略行業差異；行業差別化可以減輕部分企業負擔，卻可能讓低薪行業勞動者更加低薪。到底是保護勞動者基本生活優先，還是保護小商戶承受能力優先，這就是韓國勞資雙方每年都繞不開的沖突。

按照韓國法律，最低工資委員會原則上需要在6月底前完成審議。但現實中，最低工資談判經常拖到7月。今年由于議題更多、分歧更復雜，談判延至7月的可能性很高。韓媒也指出，今年最低工資談判很可能圍繞平臺勞動者適用、行業差別化和漲幅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最終通過表決決定的可能性上升。

去年韓國最低工資曾時隔17年再次通過勞資協商一致方式確定，這一度被視為較為罕見的妥協成果。但今年情況明顯不同。勞動界認為低工資勞動者生活壓力已經太大；經營界則認為企業和小商戶快撐不住；平臺勞動者問題又涉及勞動制度邊界；行業差別化則觸碰最低工資制度根本原則。多個問題疊加，想再靠協商一致解決，并不容易。

從中韓對比來看，這場韓國最低工資爭議對中國也有參考意義。中國同樣存在最低工資調整、平臺騎手保障、外賣配送勞動關系、靈活就業權益保護、小商戶成本壓力等問題。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到底算不算傳統勞動者，是否應有最低收入保障、社保、工傷和休息權，在中國同樣是現實議題。

中韓兩國共同面對的是，勞動市場已經發生變化，但制度仍然主要建立在傳統雇傭關系上。過去，一個人進工廠、進公司、進店鋪，有明確老板、明確工時、明確工資；現在，越來越多人通過平臺接單、靈活就業、外包承包、個人事業者形式工作。平臺說他們不是員工，勞動者卻承受平臺規則和收入波動。最低工資制度如果不調整，很多新型勞動者就會處在保護之外。

但平臺勞動者納入最低工資也不是一句口號能解決。它需要重新定義勞動時間、收入計算、成本扣除、責任主體和平臺義務。比如騎手等待訂單的時間算不算工作時間？惡劣天氣補貼算不算工資？平臺算法壓低單價時是否違反最低收入保障？如果多個平臺同時接單，責任由誰承擔？這些問題如果不設計清楚，制度很難落地。

說得更直白一點，韓國2027年最低工資談判，真正考驗的是韓國能不能用舊制度回應新勞動。勞動者希望最低工資跟得上生活成本，平臺勞動者希望不被排除在保護之外，小商戶希望別被工資成本壓垮，企業希望保留經營彈性。每一方都有現實理由，但最終必須找到一個平衡。

如果最低工資漲幅太低，低收入群體會繼續承受物價壓力；如果漲幅太高，小商戶和低利潤行業會承壓；如果平臺勞動者被排除，勞動保護會出現巨大空白；如果平臺勞動者全面納入，又會沖擊現有商業模式。韓國這次談判難，就難在它不是一道單選題。

未來韓國最低工資制度很可能要從單一時薪標準，逐漸走向更復雜的組合模式：統一底線仍要保留，但平臺勞動者需要特別規則；小商戶可能需要稅收和社保支持，而不是簡單壓低工資；行業差異可以通過補貼、減負、勞動生產率提升來解決，而不是讓低薪勞動者承擔全部成本。

所以問題也很現實：韓國最低工資到底應該優先保障勞動者生活，還是優先考慮小商戶承受能力？再進一步，外賣騎手、快遞員這樣的平臺勞動者，究竟是自由接單的個體經營者，還是應該被最低工資制度保護的新型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