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和少年時代

我是福建省石獅市人，1931年11月20日出生。石獅本來是晉江縣的一個區鎮，得益于地處僑鄉，商品經濟有一定規模，解放前在閩南就有點名氣。“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視為“資本主義泛濫”的地區。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石獅的不佳名聲才得以扭轉。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外來人口增多，石獅也由區鎮提升為地轄市。

我的父親是一個商人。他經營的綢布店在石獅曾經也是數得上的商家。但是在我出生后不久，家道卻中落了。父親破產以后，我們家的經濟困境就從未再舒緩過。但父親難得的是，即使東挪西借，也要讓我們兄弟姐妹都讀完中學。我在愛群小學畢業后，因為當時石獅沒有中學，就到泉州讀縣立中學。1945年初中畢業后，要在泉州繼續上高中，父親實在難于供應。恰好我有一個姐夫在廈門做生意，他讓我到鼓浪嶼住在他的家里，并供給我讀英華高中的費用。

在小學和初中階段，我對歷史就頗有興趣。有一位小學語文老師，經常在課堂上給我們講春秋戰國的故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講齊桓公任用管仲建立霸業，威震中原，但晚年因沉湎女色和寵信宦官，諸子樹黨爭立，引發宮廷內亂。桓公病死數十日，竟無人收尸，以至尸蟲爬出戶外。我的一些簡單的歷史知識還來自同學間相互借閱的《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水滸傳》、《說岳》等古典通俗小說。對一些外國作家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狄更斯等人的小說，我也很喜歡閱讀。我有一位從未見過面的大哥，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因得病而去世了。據家人說，他天資穎慧，過目不忘。他的學歷我不清楚，但家中所藏他讀過的一些書，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著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著作的中譯本，還有一些介紹俄國民意黨人反對沙皇政府革命斗爭的小冊子。當時泉州有一所黎明中學，有些老師頗信仰無政府主義，我的大哥也可能跟他們有些來往。少年時代的我懵懵懂懂地看了這些書，雖然不甚了然，但卻在我的思想里埋下了一些追求公平正義、反抗黑暗現實的種子。

二、加入中共廈門城工部

我上學的英華高中是一所教會學校，但校長比較開明，有幾位老師思想也較進步。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共兩黨開始談判，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呼聲高漲。1946年春，中共閩浙贛省委城工部決定派人到廈門開展工作。當時廈門除了城工部之外，還有同屬閩浙贛省委領導的閩中和屬閩粵贛區黨委領導的閩西南兩個地下黨組織。在黨組織領導下，廈門和閩南地區的學生運動蓬勃發展。1947年10月，我經同學黃奕策介紹，加入中共廈門城工部組織。我們組織讀書會、出壁報，在進步同學中傳閱毛澤東的著作（如《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和上海、香港出版的革命報刊（如《文萃》、《周報》、《華商報》），發動同學參加反美扶日、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游行示威。

1948年夏，我高中畢業。當時很想到游擊區去投身武裝斗爭，但組織上決定我投考廈門大學，繼續從事學生運動。我本來對文學也有興趣，但結果還是報考歷史系，這大概跟我在入黨前后多讀了一點社會科學方面的書有關系。像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甲申三百年祭》，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等書，都是那個時期閱讀的。考上廈大歷史系后，因為這時解放戰爭即將勝利的形勢已經明朗化，我并不想解放后選擇歷史研究或教學工作，所以就連《史記》、《資治通鑒》這些最基本的史書，說老實話，當時都沒有認真閱讀過。

解放前，廈門大學初入學的新生都住在鼓浪嶼博愛醫院舊址。城工部廈大新生院支部成立時，我是一名支部委員。大約在1948年年底，我有一位小學同學是閩中地下黨組織的成員，他告訴我城工部的領導可能出了問題，廈門城工部和省委的聯系已經斷絕了。城工部廈門市委書記王毅林同志有段時間曾經和我有過聯系，我向他打聽上述消息是否屬實？他說市委和省委的聯系確實斷了，現在正在尋找恢復聯系的渠道。又說，只要我們堅定信仰，按照黨章辦事，堅持工作是沒有問題的。我沒有把這個消息告訴其他城工部的同志。但是到了1949年4月中旬，形勢突然發生了令人完全料想不到的變化。有一天我路過英華中學時，發現路邊墻上貼了一張以中共閩浙贛省委閩中游擊隊領導人名義發布的印刷品，聲明福建城工部是被國民黨特務控制的組織，已被省委解散，叫廣大青年學生不要受其蒙蔽欺騙。我回到廈大新生院宿舍時，發現我房間桌上也有這樣一份印刷品。把城工部組織有問題并已被解散的消息向社會公開散播，這不僅使城工部同志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混亂和疑忌，并使他們的人身安全處于危險境地。就在此時，我有一位加入閩中黨組織的朋友通知我，說閩中負責處理廈門城工部的特派員要見我。見到這位特派員時，他告訴我，他們對我的情況是了解的，知道我沒有問題，我的黨籍可以承認。他還要我帶上我所聯系的新生院城工部黨員加入閩中黨組織。在當時的局勢下，我想自己能夠得到黨的信任還真幸運，所以就答應了。但隔幾天和那位特派員再見面時，他卻要我寫一份自傳，說我的組織問題要按重新入黨處理；又說其他城工部的同志愿意到閩中去，也依此辦理。特派員這番話對我刺激很大，我覺得閩中黨組織其實對我并不信任，心中很是委屈。那時候，北平已經和平解放，香港和天津也已通航。城工部廈門市委的幾位領導人在事發之后已取道香港赴北平向黨中央申訴。我和廈大、英華的四位同學商議，決定也離開鼓浪嶼，取道香港去北平。

福建城工部事件是我們黨肅反歷史上最嚴重的冤錯案件之一。部長、副部長和一百多位同志被誣害錯殺，一千多名黨員蒙受不白之冤。對這個事件我所以要多講幾句話，因為它與我此后的人生軌跡有重大的關系。如果沒有發生城工部錯案，我肯定會繼續留在廈門參加地下工作，迎接全國解放。之后我可能被分配在這個或那個崗位工作，但恐怕不會到北京來成為從事歷史研究的專業人員。我很喜歡目前的歷史研究工作，五十多年來對此鍥而不舍。但每想到我之所以離開廈門，是由于城工部的冤案，這個冤案使一百多位城工部黨員含冤犧牲，我心里就非常難過。所幸在黨中央的關懷下，福建城工部案件在全國解放以后很快就得到昭雪。

中國革命斗爭的艱難、復雜和一些烈士犧牲之殘酷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恐怕是很難想象的。城工部的錯案，閩浙贛省委的某些領導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實事求是地說，閩浙贛省委之所以犯此嚴重錯誤，確實也事出有因。1947年城工部的一位副部長被國民黨逮捕殺害；1948年，省委一位由中央派來加強軍事工作領導的同志又遭敵人襲擊失蹤。這兩件事都與城工部有關，加上閩北游擊隊又遭到敵人襲擊和受到破壞，這些情況使老省委領導人把懷疑的目光集中到知道核心機密的城工部領導人身上。但問題是，當時全國即將解放，即使對城工部組織有所懷疑，在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和掌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是不應輕率地對城工部組織采取那種錯誤措施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張鼎丞傳》談到，解放初期張鼎丞同志主持福建工作時，就對城工部案件感到不解和心里不安。1952年，他在即將到華東局工作前夕，曾代表省委向華東局并黨中央報告說，經過三年來各種運動的考驗，據各地黨委反映，原閩浙贛省委城工部絕大多數黨員表現很好。省委經一再研究，認為城工部組織問題必須組成專門委員會認真研究處理。在未弄清整個組織之前，對城工部黨員具備作為一個黨員條件，本人積極要求入黨者，可以重新接受入黨。華東局報請黨中央批示，同意省委意見。

1954年初，福建省委經中央批準，成立專門審查城工部問題委員會，調集一批有審干經驗的干部負責進行調查研究和審查工作。經過一年時間，共收集1300多件約100萬字的材料和證據，弄清了城工部問題的性質。原來懷疑城工部的幾個關鍵問題，都一一查清。福建省委對審查報告進行反覆研究，并作出結論，認為“確鑿材料說明原閩浙贛省委對城工部案件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是捕風捉影、缺乏事實根據的。”1955年2月，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聽取了福建省委關于城工部組織的審查結論和處理意見。中央書記處討論了福建省委的報告，認為城工部問題應該翻案，但應查清原省委主要領導人的責任。在此之前，翻案的決定暫不公布，只口頭通知城工部的某些領導人。1956年5月，經中央政治局批準，福建省委在省的黨代表會議上正式宣布，為城工部平反昭雪，恢復城工部黨員的黨籍。隨后我所在的歷史研究所也得到中國科學院黨委通知，把我的入黨時間恢復為1947年10月。

三、建國后我的工作經歷

1949年4月21日，我與廈大、英華的四位同學一起離開廈門，從香港乘船赴平津解放區。到達北平后，見到王毅林、林華等城工部廈門市委領導人。他們說已向中央組織部提出申訴，中組部的意見是城工部問題還得回福建解決，讓他們隨解放福建的部隊南下。那時，黨中央創建的華北大學正在招生，我們四人去報了名。華北大學的校長是吳玉章，副校長是成仿吾和范文瀾，學校分一部、二部、三部。一部培訓一般干部，二部培訓學校教師，三部培訓文藝干部。我們先后在天津、正定的華大一部學習了幾個月。結業后，我被分配回北京華北大學俄文大隊學習俄語。后來了解，黨中央為適應新的形勢，決定創建中國人民大學，聘請大批蘇聯專家來華講學，華大俄文大隊就是為儲備人民大學的生源而設立的。1950年初人大舉行開學典禮，少奇同志和朱總司令都來了。少奇同志講了話，勉勵同學好好學習，為新中國的建設作貢獻。我原先已經分配到經濟系學習，但后來又改調至研究部出版處工作。研究部部長由成仿吾兼任，副部長何干之和尹達。人民大學成立初期，蘇聯專家講課的大量講義要譯成中文并發給同學，研究部專門成立了編譯室和出版處，還有一個印刷廠。這兩個單位的工作都很繁重，尤其是出版處經常要晚間加班。一年以后，在一次體檢中發現我有輕度的肺結核病。領導上讓我休養治病。大半年之后病愈，我被調至研究部辦公室工作。1953年，研究部黨支部根據福建省委審查城工部案件的初步結論，讓我重新入黨。這年秋天，尹達同志調至北京大學任副教務長，把我也調至北大教務處。但一個多月后，又被調至剛創辦的《歷史研究》編輯部當編輯。

1953年，黨中央為了加強歷史研究和提倡學術問題百家爭鳴，決定在中國科學院下面成立三個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先秦至魏晉，第二所研究隋唐至明清，第三所研究近現代），同時創辦《歷史研究》雙月刊。《歷史研究》編委會由國內18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組成，郭沫若為召集人，主編尹達，副主編劉大年。編輯部辦公室最初設在東廠胡同近代史所，歷史一所和二所在東四頭條成立后，編輯部遷至歷史一所（六十年代又遷回近代史所）。

歷史一所的所長由郭沫若兼任，副所長尹達。歷史二所所長由陳垣兼任，副所長侯外廬、向達、熊德基。我被分配到《歷史研究》編輯部時，最初思想有些被動，想去歷史一所專門從事研究工作。侯外廬先生對我說，“做編輯對年輕人是很好的鍛煉，抗戰時我在重慶編《中蘇文化》，就很受用。”侯先生的話對我幫助很大，我在編輯部那幾年的工作，確實使我終生受益。后來歷史一所和二所合并為歷史研究所，我從《歷史研究》編輯部又調至歷史研究所。

歷史一、二所成立后，在有關領導部門的支持下，先后調集了顧頡剛、楊向奎、胡厚宣、張政烺、賀昌群、謝國楨、王毓銓、孫毓棠等先生來所擔任研究員。同時還聘請蒙文通、白壽彝、唐長孺、翁獨健、譚其驤、韓國磐、李埏、邱漢生等先生為兼任研究員和副研究員。這些先生為歷史研究所的建設作出重大貢獻，我個人的成長也得到了他們許多教育和幫助。

1994年9月，我在《中國史研究》當年第4期曾發表一篇《四十年的回顧》，對歷史研究所成立后的情況作了一些回憶和思考。研究所的基本任務，應該是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培養高水平的歷史學者。但建所后，由于經常開展政治運動，并沒有能夠建立一種穩定和正常的研究工作秩序。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躍進”，60年代初的下鄉勞動鍛煉和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耗費了研究人員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僅研究工作完全停頓，所領導和許多老專家受到嚴重迫害和沖擊，中青年研究人員也陷入了互相傷害的派性斗爭。“文革”十年的教訓，令人終生難忘。

“文革”結束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歷史所和全國一樣，經過撥亂反正，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出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各項工作都有了新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時，歷史研究所所長是侯外廬，副所長尹達、梁寒冰、熊德基、林甘泉，黨委書記馬健民。1982年，歷史研究所的幾位老領導退居二線，我被任命為所長，分黨組書記梁寒冰。1985年由我兼任分黨組書記。1988年，我卸任所長和分黨組書記職務，任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兼紀念館館長，1994年卸任。1991至1993年，一度任歷史所黨委書記。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學部，我是文史哲學部委員。

我曾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由于工作需要，我還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歷史學科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主席團成員，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顧問。

四、我的研究工作和史學觀

歷史學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對自身歷史發展的認識成果。我在《關于史學理論建設的幾點意見》中談到，歷史研究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事實判斷，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要解決的是史料和史實的可信性問題。實證研究基本上是使用形式邏輯的方法，只有功力之分而沒有階級性。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可以不是考據學家，但他的研究工作也需要占有盡可能多的真實的史料，不能完全脫離實證研究。第二個層次是認識判斷，是對諸多歷史現象的前因后果以及歷史規律性的認識和探討。在這個層次上，會呈現出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分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把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指出每一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這就突破了唯心史觀通常很難避免的局限，使研究更接近歷史的深層內容。第三個層次是價值判斷，即對各種歷史事件和人物、各種制度和思潮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及其對后代的影響所作的判斷。在這個研究層次上，同是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或同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認識，意見的個性色彩更多一些。上述三個不同層次的歷史研究，不同認識都可以百家爭鳴。

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關于中國社會史的發展演變問題一直是史學家探討的一個熱點。我從事歷史研究之初，關心的也是這個問題。1956年7月，應《人民日報》編輯部之約，我用“江泉”的筆名，寫過一篇《關于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題的討論》。發表后《人民中國》的外文版曾譯成英文和日文。隨后我又用“林純夫”的筆名，在當時國內唯一的理論刊物《學習》發表《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中的幾個理論問題》。這兩篇文章雖是帶有評論性的學術報導，而非研究性的學術論文，但對我的治史生涯卻有特殊意義，因為其中論述的問題就是我開始從事歷史研究的切入點。后來我所寫的一些研究性論文，大都是沿著探索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特點及其轉型的途徑而選擇的課題。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國內外學者的注意。“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概念，來自馬克思。他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大體來說，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既然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看作是希臘、羅馬奴隸社會之前的一種社會形態，它應該是原始共產社會。也有一些學者或認為它就是東方的奴隸社會，或認為它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之外的另一種社會形態。我寫過一篇《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中國古代社會》，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指以原始公社所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但它和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原始共產社會（即氏族社會）是不同的概念。馬克思關于原始社會史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他原先對于不同性質和類型的公社并沒有嚴格加以區別，而是籠統地把所有公社土地所有制都說成是公有制。但在1881年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他已經指出“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它們有好多種社會結構，這些結構的類型、存在時間的長短彼此都不相同，標志著依次進化的各個階段。”在1857—1858年撰寫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在大多數亞細亞的基本形式中，凌駕于所有這一切小的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表現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實際的公社只不過表現為世襲的占有者。”馬克思還說，在這種財產形式下，勞動者“實質上他本身就是作為公社統一體的那個人的財產，即奴隸”。這就是說，馬克思后來已經明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文明社會的初始階段。

在我幾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土地制度史始終是我關注的重點。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在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后，土地私有制才最終確立。這個中間階段是公有制與私有制博弈的過程，結果是私有制戰勝公有制，農村共同體瓦解而被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小農農村所代替。我對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所經歷的這個中間階段及其發展變化，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所撰《中國古代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以及《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對此都有所論述。

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奴隸社會，史學界至今仍有不同認識。我是贊同商周奴隸社會說的，但并不同意郭沫若把當時的主要勞動生產者“眾人”、“庶人”都說成是典型的奴隸。文獻記載和甲骨文、金文中，無疑有不少奴隸的材料，但有關“眾人”、“庶人”的記載，卻表明他們與希臘、羅馬的奴隸有別。在《說庶人的身份》一文中，我闡明庶人是具有亞細亞財產形態的農村公社成員，他們雖然不是古典形態的奴隸，但就其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方式而言，卻有著馬克思所說的“普遍奴隸制”的特點。

上世紀五十年代，史學界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兩個階段。我不贊成這種說法，在《封建社會一定要從領主制開始嗎》一文中，我認為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兩種類型，而非封建社會必經的兩個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考察的封建社會是中世紀西歐的農奴制，所以他們有時把封建制稱為農奴制，但是他們并不認為封建社會必須經過領主制才能發展為地主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封建生產關系支配下農民的“不自由”狀態，“可以從實行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減輕到單純的代役租。”他還指出，在歷史上不同的地租形態往往會“結合和混雜在一起”，而表現為“無窮無盡的不同的組合”。

關于封建社會的形成，史學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封建”的“本義”是西周初年的“封邦建國”、“封爵建藩”，離開這個“本義”而討論封建社會的形成是一種“泛封建觀”，乃是受政治干預的結果。我對主張“西周封建論”的學者是很尊重的，因為他們也是在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指導下得出的一種認識。但我對上述“封建”本義說卻不敢茍同。傳統文獻中的“封建”詞意，誠然是“封邦建國”，但是我們討論的“封建社會”并非只是指一種“政制”，而是社會經濟形態。何況就傳統文獻中關于周初“封建”所涉及的歷史內容而言，也遠不是“封邦建國”的“政制”所能概括的。

關于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民族關系和思想文化，我也做過一些探討。我認為中國早期國家并不存在古代希臘羅馬那種城邦民主制度，無論是王國或諸侯國，政體基本上是一種等級制的君主專制制度，其統治具有濃厚的宗法家長制的色彩。戰國時代王權加強，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建立了皇權至上和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秦漢以后，盡管經歷了許多次的改朝換代，也曾出現過分裂割據的局面，但國家的統一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流。大一統的觀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有它政治的、經濟的和表現為一定文化傳統的民族心理的歷史背景。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既存在著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爭，又有一種強大的凝聚力把各民族聯系在一起。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融合和同化，是民族關系的主流，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重要篇章。儒家學說雖然講“夷夏之辨”，但又主張“王者無外”、“四海一家”。這種文化認同的主張盡管與我們今天講的民族平等思想有本質不同，但它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在《歷史遺產與愛國主義教育》一文中，我提出必須承認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是祖國珍貴的歷史遺產，但又要實事求是地看到這些歷史人物所存在的局限性。

對于中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評價，我認為既要加以批判，又要具體分析，不能全盤否定。封建專制主義是一種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政體和統治方式，但不能把封建專制主義完全歸結為暴政，抹煞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對國家統一和歷史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原德國共產黨的叛徒魏特夫所著的《東方專制主義》是一本在國際上頗有影響的書，他把包括中國在內東方各國的傳統社會說成是“治水社會”，宣傳東方專制主義比西方專制主義“更為全面，更為暴虐”，“表現了極權力量最殘酷的形式。”該書中文版在國內發行后，我曾撰文加以批判，指出《東方專制主義》并非真正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著作，而是適應美國反共冷戰政策需要的產物。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審視，不能不觸及古代知識階層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問題。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在國內學術界頗有影響。我在《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及其早期歷史行程》一文中，對該書的一些見解表示贊同，但指出由于作者對儒家的道統情有獨鐘，使得他對“士”作為知識階層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認識有失偏頗，甚至遠離了歷史實際。余英時強調“道尊于勢”，認為中國知識階層歷來具有對抗政治權力的強勢品格，這其實是知識階層的一種自戀情結。以“士”為代表的知識階層，其政治態度從一開始就呈現多元化的趨向。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階層就其整體的社會地位而言，是依附于封建統治階級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在西方的經濟史學界，有一種以“中國中心論”代替“歐洲中心論”的史學觀悄然興起。典型的觀點見于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他在書中說：“直到19世紀之前‘中央之國’實際上是世界經濟的某種中心。”我認為西方學者批判“歐洲中心論”值得我們肯定，但弗蘭克的觀點很難成立。中國封建王朝在東亞地區曾經扮演過某種“中心”角色，但在歐亞新航路和美洲發現之前，并不存在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體系”。18世紀中葉，歐洲已經開始啟動產業革命，清王朝還固步自封。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明顯落后于歐洲。夸大中國封建經濟在世界經濟史上的地位，實際上是一個理論陷阱。

近一、二十年來，我在繼續關注中國古代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的同時，對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和當代的史學思潮也略為關心。我曾寫過《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和《新的起點：世紀之交的中國歷史學》等篇論文。前些年，有感于學術界和文化界對于孔子的歷史地位與儒家思想的當代價值有些看法值得商榷，我曾邀請兩位同志合作，編撰《孔子與20世紀中國》一書，希望對孔子及其思想在近現代中國歷史命運的回顧，有助于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清醒的認識。通過對一百多年來歷次尊孔和批孔高潮的考察，我認為把孔子偶像化、神圣化和把孔子妖魔化、糟粕化，都是對孔子形象的歪曲，是一種借助孔子亡靈而制造的政治鬧劇。孔子和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有代表性的歷史遺產，我們應該珍惜和繼承。但一定要持理性的態度，不能對精華和糟粕不加區別地盲目頌揚。鼓吹用儒家思想主導我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甚至侈談儒家文明可以拯救西方文明衰落的危機，這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錯誤論調。

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我有一個錯誤是應該檢討的。1963年，翦伯贊先生發表《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批評當時史學界存在的只強調階級斗爭而忽視歷史主義觀點的錯誤。我對批評非歷史主義觀點是擁護的，但卻認為翦老的文章把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割裂并對立，是“模糊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黨性原則”。在2004年出版《林甘泉文集》時，我曾就自己對翦老的批評表示了歉意。翦老提倡歷史主義，并沒有否定階級觀點，我上綱上線的指責既是對翦老的不敬，也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有“左傾”思想的片面性。

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歷史研究，是我堅定的信念。但我深感要正確掌握這個科學理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一輩子努力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