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5月28日報道 埃及《金字塔報》網站5月21日發表題為《中美身處兩個陷阱之間》的文章，作者是馬哈茂德·穆希丁。內容如下：

中美關系正身處“修昔底德陷阱”與“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夾縫之中，兩國力求將二者全都規避，這一關鍵關系仍在持續演變中。

中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美國則是一個在世界秩序中處在頂部的大國，這一地位經由長期穩步發展奠定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得以加強，又在蘇聯解體后依靠全球霸權進一步穩固。

“修昔底德陷阱”得名于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曾記述了公元前5世紀發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他認為，雅典勢力穩步崛起令老牌霸權斯巴達心生忌憚，這就使得雙方戰事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金德爾伯格陷阱”則源于國際社會缺乏一個能夠維護安全與全球穩定的領導者。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認為，1929年全球金融崩潰之后發生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其原因在于英國已無力繼續領導世界，而美國當時卻不愿承擔這一責任。由于缺乏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全球公共產品供給隨之陷入癱瘓。這引發了經濟大蕭條，而這場蕭條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最終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2017年的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用于闡釋既定霸主美國與新興大國中國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根據他的研究，自雅典與斯巴達沖突以來，在歷史上發生的16起新興大國與既定大國之間的競爭案例中，有12起最終付諸戰爭。

在我看來，有兩個因素阻止了中美兩國滑向常規戰爭：其一，兩個核大國之間存在相互威懾；其二是中國秉持審慎態度，保持克制并避免局勢升級。

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近日訪華期間，“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再次被提及。這并非中方首次表達這一觀點。中國認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問題的癥結不在于中國的崛起，而在于對這種崛起的恐懼。

迄今為止，我們尚能避免陷入涉及大國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在關鍵問題上缺乏有效的國際協調，“金德爾伯格陷阱”反而構成了更為迫切的威脅。

當前日益積聚的種種風險是無法脫離以下背景去單獨理解的，這些背景包括國際關系規則與準則所面臨的信任侵蝕、國際機構內部治理能力的削弱、這些機構履行職能能力的衰退，以及地緣政治沖突規模的不斷升級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如今我們能看到諸多國際合作失利的實例，譬如應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新冠疫情等公共衛生威脅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各類風險。

雙重陷阱所帶來的危險正日益加劇，其后果與代價絕非僅由相互競爭的大國來承擔。事實上，大部分負面影響最終都落在了那些依賴體系穩定來促進貿易、融資并抵御外部沖擊的貧窮國家身上。

在此形勢下，危機頻發造成嚴重的經濟與社會損失也就不足為奇了。每當危機爆發，我們總會聽到那句老生常談：“每一場危機在帶來困境的同時也會帶來機遇。”然而，普通民眾往往只能感受到前者，同時還會被勸慰說他們所遭遇的一切不過是短暫且非刻意造成的附帶影響。

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其1832年的著作《戰爭論》中說，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延續。戰爭同樣可以借助非軍事手段打響。在這些非軍事手段中，最具危害性的莫過于經濟手段，其中包括貿易戰、貨幣戰、金融制裁、將供應鏈武器化以及對能源和關鍵技術的出口實施限制。

在一個割裂的世界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與沖突正不斷升級，與此同時，那個日益陷入癱瘓的國際制度框架已無力化解各類爭端，尤其是在保護主義抬頭以及投資和技術被施加種種限制的貿易領域。

美國政治分析家愛德華·菲什曼闡釋了“如何打一場經濟戰”，這也是他近期發表于美國《外交》雙月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標題。他指出，如今，那種相互合作的精神已然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嚴重的極化，陣營割裂，以及圍繞各類關鍵命脈節點不斷升級的緊張態勢與沖突。

這些節點指的是由單一國家實施嚴密管控的領域或環節，該國甚至可能將其作為籌碼，用來鉗制那些缺乏便捷替代方案的競爭對手。此類命脈節點既可以是地理性的（如霍爾木茲海峽），也可以是經濟性的（如將美元武器化），或是在爭奪關鍵稀土礦產的博弈中操控供應鏈。

每當美國將其經濟實力武器化時，其他國家便會爭相尋求對策，以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它們轉向黃金及其他金融資產，或是采用替代性的支付系統。中國已為確保技術主權而采取各項舉措。

通往國際穩定的道路并不在于遏制競爭，也不在于在國家競逐中耗費精力去阻撓新興大國的崛起，更不在于以新的全球霸權取代舊霸權，因為這極易造成權力真空，進而落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相反，解決之道在于構建高效公正的多邊體系，該體系須立足正當性并樹立規則公信力。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出發點便是立足本土發展并加強區域合作。（編譯/王笛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