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用人單位以為，只要勞動者拿不到蓋章的紙質辭退通知書，就無法主張被公司辭退，更無法主張違法解除。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認定解除的核心在于用人單位是否作出了明確的“解除勞動合同”的意思表示，而非該意思表示的載體。

01

這個問題主要涉及兩個關鍵法律點的判斷：

其一，解除勞動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否必須以書面形式作出；

其二，在沒有直接書面證據時，如何通過其他證據認定解除事實。

實踐中，大量用人單位通過口頭通知、微信/郵件發送通知、停止安排工作、收回門禁權限等方式實際執行辭退，卻不出具規范的書面文件，這給勞動者的維權帶來了舉證上的挑戰。

問題的實質是“解除事實的證明”與“解除行為的合法性”兩個層面的綜合認定。

02

解除勞動合同是否必須采用書面形式？

法律并未規定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必須采用書面形式，解除權作為形成權，其意思表示一經到達勞動者即發生法律效力。

從法律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五十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時出具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證明，并在十五日內為勞動者辦理檔案和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手續。”

此條文以用人單位在解除勞動合同后出具證明的后合同義務，但并未將“出具書面通知”作為解除行為生效的前提條件。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勞動者要求繼續履行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當繼續履行；勞動者不要求繼續履行勞動合同或者勞動合同已經不能繼續履行的，用人單位應當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條規定支付賠償金。”

該條文關注的是解除行為的“合法性”，而非其“書面性”。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普遍認為解除權是形成權。

在(2024）滬 0104民初13380號基層法院中，法院認為：本案中，根據白某提交的錄音、視頻及證人證言，足以證明某某公司出具辭退通知解除了與白某的勞動關系。至于其辯稱的未經股東會決議辭退通知不發生效力的意見。本院認為，解除權系形成權，只要解除權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達合同相對方時，系勞動合同即宣告解除；股東會決議作為公司內部決策程序并不影響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對外效力。

同樣，在（2022）京03民終1581號一案中，法院明確指出：原告于 2021年 1月 22日向被告發送了辭退通知書，該意思表示自送達被告之日起即發生法律效力。

這表明，無論是口頭的、書面的，還是通過行為作出的辭退意思表示，只要到達勞動者，解除的效力即告發生。

03

沒有紙質通知時，勞動者如何證明“被辭退”的事實？

勞動者可以通過多種證據形成證據鏈，證明用人單位已作出解除勞動關系的意思表示，舉證責任并非絕對由勞動者一方承擔。

在舉證責任分配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六條規定：“發生勞動爭議，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與爭議事項有關的證據屬于用人單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單位應當提供；用人單位不提供的，應當承擔不利后果。”

這意味著，雖然勞動者需要就“被辭退”的主張提供初步證據，但對于用人單位掌握的證據（如監控錄像、內部審批記錄、工作系統權限變更記錄等），用人單位負有提供義務。

在（2019）蘇 0214民初 6373號基層法院中，公司財務人員通過微信向勞動者發送了《辭退書》照片，法院認定該行為構成公司已作出解除通知。

法院論證道：《辭退書》形式完整，不僅加蓋有公司公章，還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簽字予以確認……柳某存有《辭退書》原件并通過微信方式發送給高某的行為已經足以使高某相信并確認公司將其辭退。

此案說明，微信發送的辭退通知照片、郵件等電子數據，同樣可以作為認定解除事實的有力證據。

在沒有直接書面或電子通知的情況下，勞動者的舉證難度會增加，但并非無法證明。

在（2020）京 0105 民初 12431號基層法院中，勞動者僅持有一份未加蓋公章的《辭退通知書》，但法院結合勞動者次日即申請仲裁、多名同事同時離職且陳述一致、公司未就員工突然離崗進行管理等事實，認定勞動者主張的事實具有高度可信性，最終支持了其訴求。

法院認為：原告提交的《辭退通知書》雖無被告公章，但被告作為公章持有方，如不同意加蓋公章，原告確無法取得加蓋公章的相關證據……原告主張的事實具有高度可信性。

這為勞動者提供了一條重要思路：即使核心證據存在瑕疵，也可通過間接證據和環境證據來補強。

04

用人單位不出具書面通知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不出具書面通知的直接法律后果主要是行政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向勞動者出具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書面證明，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該賠償責任主要指因未及時出具證明導致勞動者無法領取失業保險金等實際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