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孩子分別六年多的時間里，迪迪沒有見到孩子一面。對于分手，當初她已經有了預感：“當時好多朋友勸我，我能面對她（前任）要走的事實。” 但一提到孩子，她仿佛被抓住了 “軟肋”。迪迪不到 40 歲，留著長發，平時自稱 “老母”，如果有人問及做媽媽的經歷，她會糾正對方：“我們都是孩子的母親，她（前任）是媽媽，我是媽咪。”

一對兒女是迪迪和前任章敏一起生育的。孩子平時穿的衣服，被她洗干凈后保存起來，家里的墻上還懸掛著孩子的畫作，跟前任七年多相處下來，她一度深信：“這個家是不會散的。”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性少數身份與家庭是互斥的，出柜就等同于對家庭責任的 “叛逃”。讀大學的年紀，迪迪逐步確認了自己的性取向，同時也隱約感到她與父母之間形成了一層無形的隔膜。那種認知很模糊，因為喜歡同性，她一度認為自己和生孩子這件事 “絕緣” 了。隨著工作經歷漸長，她接觸到了更多關于多元家庭的概念，認真思索過后，迪迪做了決定：“人不能一直隱藏下去，得從柜子中邁出來。”

在與父母共處的時候，她只是普及一些性少數人的生活方式當作鋪墊：“人不結婚很好啊，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婚姻。”2009 年，父母主動跟她說，知道她喜歡同性，也接受她：“只要過得快樂。” 那一年，她在一個朋友的聚會上認識了章敏，兩人都是單身，便自然而然開始了交往。在對方的提議下，迪迪搬到了北京，同前任及前任的爸爸媽媽生活在一起。

“一開始我還以為性少數沒法生孩子，但前任對要孩子這件事覺得特別自然，這讓我們有了這方面考慮。生育這樣的大事，只能自己做主。” 迪迪說。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她小時候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很少，是祖輩把她帶大的。“所以當時覺得，自己小時候有一些缺憾，如果未來有一天有孩子的話，就盡可能想去彌補這種缺憾。”

迪迪從 2004 年開始就接觸性少數公益，熟悉的友人中，有的通過輔助生育方式的方式生下孩子。思前想后，她沒想走這條路：“一是擔心未來會有糾葛，二是覺得這種方法不能滿足我的要求。” 在她的設想里，孩子將是兩人情感連接的紐帶，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

她們在網上一遍遍地查資料，終于聯系了一家位于丹麥的機構，那里號稱有全球最大的精子庫。2015 年，她們踏上了哥本哈根的土地。在孕前檢查中，章敏被查出多囊卵巢綜合征，不適合自然受孕，所以第一次受孕就由迪迪完成。她們前后去了三次丹麥：“最初選擇體內受孕的方式，我做了 3 個周期，前任做了 2 個周期。” 迪迪說。之后就選擇體外，每人嘗試兩次，均以失敗告終。一年多的征途，每次往返都要上萬公里，為了促孕，迪迪一天葉酸都沒有停服過。

這種焦慮和失望在那時達到了頂點。期間友人的孩子降生，“認了我們倆做干媽，大姆媽和小姆媽”。看到孩子，迪迪的母性又被蹭地一下點燃：“感覺只要看到孩子，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從那以后，她們重新調整了生育規劃，經過朋友的推薦，決意到美國做最后一輪嘗試：“如果這次還不成功，就只能接受了。”

她們最終采用 IVF 的方式生育，又是一輪繁雜的體檢，之后兩人需要分別注射。堅硬的針尖刺入全身最柔軟的腹部，但這點疼痛對她們來說已經微不足道了，而奇跡發生了，她們的三個卵子都成功受精并懷孕 —— 前任懷上了一個胚胎，而迪迪用她自己和前任的卵子懷上了龍鳳胎。友人感嘆：“你們怎么那么勇敢啊？”

迪迪懷孕到第 8 周的時候還是出了意外，子宮里的一個胚胎停止了發育（那是她的卵子），但另一個成功保了下來。她躺在 B 超床上，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前任在旁邊一直安慰她。2017 年 5 月，章敏率先分娩生下兒子，迪迪挺著大肚子在產房照顧她，給她遞水，為她擦汗。“我們曾經很好”，迪迪反復強調，“兩個人在孕期相互陪伴，彼此照顧，那種記憶是立體的。”

一個月后迪迪也順利生下女兒，她記下了雙方生產的過程，并在最后寫道：這一路上的曲折和歡喜都像是在測試我們的一致心意。為了組建一個屬于我們自己的小家族，我們或許走了最彎的路。這已經無法用 “成功” 和 “失敗” 或 “幸運” 和 “不幸” 來衡量我們的經歷。那一刻，我知道，每一個孩子都是幫助我們完整人生體驗的存在。而我們依然還有兩個優秀的孩子，我們也是通關后升級版的自己。

在美國的出生證明上，兒子登記的母親是章敏，女兒登記的母親則是迪迪。后來她們一直告訴孩子們，他們有兩個母親：章敏叫 “媽媽”，而迪迪叫 “媽咪”。

生產兩個月后，迪迪和章敏回到國內開始了育兒生活。按照她們的規劃，前任繼續打理公司，而她則成為 “全職媽媽”。迪迪帶著孩子們讀繪本，用上海話教他們唱童謠，她還自己進修了幼教資格和心理學，打算未來經營幼教事業。

分歧也在此產生，前任認為她們的生活節奏出了問題，無法再繼續。她們曾經有一個共識：不當著孩子面吵架，也不要把成人的糾葛牽扯到孩子身上。”在一天買菜回家的路上，前任以平靜的語氣開口：“你有什么打算？” 迪迪說那是一種 HR 將要辭退員工的語氣：“平靜，理智，不留余地。”

章敏提了一個解決方案：“兩個孩子她都帶走。” 迪迪不同意。后來章敏又提了一個方案，出資讓迪迪去美國再生育一個孩子，迪迪仍舊不同意。幾天后，迪迪跟章敏討論孩子的撫養問題。章敏想讓迪迪去美國把女兒出生紙的生母改為她自己，兩個孩子都跟著她生活。迪迪對此不置可否，她覺得沒有人可以替代自己去照顧孩子，所以她同意分手，但希望以后可以共同育兒。章敏口頭同意，但兩人沒有留下協議。

迪迪開始有了一種分離焦慮，她帶著孩子旅游，給他們拍照。孩子們似乎也覺察到了什么，每天都要迪迪講故事才肯睡。她給孩子們講過一個故事，叫《看不見的線》：兩個相愛的人之間會有一根隱形線，雖然看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她抓著他們的小手說：“媽咪很愛你，你一定要記得。”

2019 年 11 月的一天，章敏提出要迪迪離家，之外沒提其他要求。“我當時因為巨大的壓力，已經無法溝通，才提出先回家幾天，再回來解決孩子的問題。” 迪迪簡單收拾了一下便和孩子們告別。從那天開始，她再也沒有見過孩子。

失去了媽媽的身份，迪迪覺得自己被 “打回原形”，她回到了父母身邊，成了那個失魂落魄的孩子。她想找前任再談一次，在母親的陪伴下，迪迪鼓起勇氣前往北京。章敏沒有帶孩子來，兩人在她們之前那個家附近的肯德基里見了面。

談判沒有什么結果，迪迪不死心，去家里敲了門。是阿姨開的門，女兒就在旁邊，迪迪還沒來得及開口，女兒就被章敏拉進屋里，隨即大門被猛地關上。當晚章敏拒絕溝通后，迪迪返回住處跟她母親匯合。她原本打算第二天一早再去家里聊，可一早到達時，發現家里已人去樓空：“確切地說，是孩子被前任的父母轉移走了。” 她想找前任再談一次，章敏說等過兩天她有空了再談。迪迪反問：“你這樣我們還聊什么呢，孩子都不在北京了。”

迪迪嘗試找阿姨，她有加阿姨的微信：“我當時問她，能不能讓我看孩子一眼，哪怕遠遠看一眼。” 阿姨回復：“不要為難我，我也是拿工資的。” 但阿姨還是發給她一些孩子的照片和視頻，一雙兒女笑嘻嘻的，迪迪沒法控制情緒，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事后我覺得，還是有人能夠理解我的處境，包括我對孩子的愛。”

迪迪無奈回到了上海。有一天，她的手機忽然彈出消息 —— 手機里的 APP 和原來家里的體重秤綁定了：“是孩子回北京了。” 迪迪說。但隨后她便變得更加不安，連夜趕往北京。那是一個跨年夜， 12 月 31 日，她見孩子未果，報了三次警。迪迪拿著出生證明給警察看，“當時警察也來了，說你們這種情況我們管不了，你們最好去打官司。” 她用過了各種方式仍然沒有見到分別許久的孩子們 —— 他們又被前任轉移了。明明是自己生養了他們，卻無法得到一個母親應得的權利？

2020 年 3 月，迪迪在友人的幫助下提起訴訟，這也是國內公開報道的首例同性伴侶子女撫養權案，高明月律師成為迪迪的代理律師。訴訟起先在舟山立案，經過管轄權爭議后，直到當年 11 月，案子才開始在北京豐臺區法院進行審理：“那之后，就是以年為計的等待。” 迪迪說。

案子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難。孩子是在美國出生的，如果按照美國的法律，那么毫無疑問迪迪就是孩子的母親，但跨國訴訟涉及管轄權的爭議，又會徒增消耗。在和律師團隊商議后，最終決定依據中國法律進行訴訟。

兒子的卵子和分娩均由章敏完成，毫無疑問她是孩子的母親，但女兒存在爭議 —— 盡管卵子也來自章敏，但分娩者為迪迪。依據 “分娩者為母” 的前提，即便在最壞的情況下，一方可能帶走孩子，但另一方必須要有探望權。

2015 年，上海曾出現過一個代表性案例。陳某與羅某婚后因不孕，通過 “購買卵子 + 代孕” 方式于 2010 年獲得一對龍鳳胎。2014 年羅某去世，其父母以 “陳某與孩子無血緣關系、代孕違法” 為由，訴請確認兩名孩子由祖父母擔任監護并撫養。

一審法庭上，孩子祖父母的理由簡單而有力：代孕在中國被明令禁止，而陳某與孩子既無血緣、又無收養手續，不具備法律上的母親身份。他們請求法院判令自己作為直系血親，成為孩子的唯一監護人。2014 年 7 月，閔行區法院一審判決支持了這一請求，裁定祖父母取得監護權。陳某不服，隨即提起上訴。案件在 2015 年底進入上海一中院。法庭的焦點變成：代孕是否合法，是否意味著孩子的權利也應被否定？

庭審中，陳某的律師反復強調：兩個孩子反復強調：兩個孩子與陳某共同生活多年，形成了穩定的親子關系，且孩子自出生以來，一直由陳某和羅某共同撫養，羅某去世后，陳某仍是主要照料者。若僅因血緣而將孩子強行改變監護權，必然對他們的成長造成傷害。

2016 年 6 月，二審判決出爐：法院撤銷一審判決，確認陳某作為繼母與孩子形成了 “繼父母子女關系”，依法享有監護權。判決的理由很清晰：法律不應因否定代孕而連帶否定子女的基本權益。

在迪迪起訴的同時，廈門也出現了一個相似判例。大提與小美是在廈門認識的，她們在朋友聚會上相識，很快發展為同性伴侶。大提已年過三十，一直希望擁有一個孩子，但她身體條件不佳，懷孕困難。小美則提出能夠 “幫忙”—— 通過體外受精，將大提的卵子與捐獻精子結合，再由她來懷胎。2019 年底，女嬰順利出生，大提在醫院里剪下臍帶，心里暗暗下決心：這就是自己的女兒。

但不到兩個月后，矛盾驟然爆發。2020 年 2 月，小美抱著孩子搬離，拒絕讓大提再見女嬰，理由很直接：“孩子是我生的。” 她在出生醫學證明上登記為母親。大提覺得受到了背刺，她相信自己是孩子的生物學母親，不能眼睜睜看著親生骨肉與自己隔絕。于是她將小美告上了廈門市湖里區人民法院，要求確認親子關系并分得撫養權。

庭審異常復雜。大提拿出證據，證明胚胎來源于自己的卵子。她強調，從懷孕到分娩的全過程，都是基于兩人作為伴侶的共同約定，因此她主張自己才是孩子的生物學母親，應當獲得法律上的撫養權。小美則站在另一側，強調自己是孕育并分娩孩子的人，是孩子唯一被法律承認的母親，因為出生證、戶口登記都寫著她的名字。

2020 年 9 月，一審法院判決作出：大提未能提供親子鑒定等直接證據，且代孕行為缺乏法律依據，不能作為撫養權主張的基礎；孩子自出生以來一直由小美撫養，母女關系穩定。最終，法院駁回了大提的訴求。一審失利后，大提提起上訴。她說：“我不是要爭奪什么，我只是想讓孩子知道，她有兩個媽媽。”

這兩起案件被視為國內司法實踐中對 “兒童最佳利益” 原則的一次突破 —— 在 “分娩者為母” 的前提下，法院仍傾向于優先保護孩子的現實福祉，而不是僵硬依賴血緣關系。在迪迪的案件上，高明月律師在法庭上提交了很多證據，證明迪迪履行了一個母親對兩個孩子的撫育職責。

高明月律師回憶，第一次見到迪迪的時候，迪迪非常消沉，對自己和案子都沒什么信心：“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鼓勵她，這是我們在很多案子中不曾遇到的。” 他勸她振作起來：“你要讓法官知道你有信心去面對未來的生活，法官才有信心把孩子交給你。”

法庭上，章敏說了很多話，令迪迪的情緒再次無法控制：“和曾經的愛人在這種對立的場合下，就覺得人生有很多東西被打碎了。” 她開始責怪自己，是什么導致了這一天，在此情況下，她反復陷入無法排解的回憶。有一次，她夢到孩子被人抱走了，她瘋了一樣滿世界找，前任責怪她：“你為什么把孩子弄丟了？” 醒來后，她崩潰大哭。

案子開庭后，迅速獲得了網民的關注。在社交平臺上，關于 “同性伴侶撫養權案” 的點擊量達到上億次。有網民認為結婚生子是異性戀的 “特權”，對同性伴侶組織家庭和生育的 “僭越” 無法認同；也有網民感嘆：“都是為人父母，同性婚姻也該被法律保護。”

迪迪給法院打電話，詢問案件的進程，她得到的回復是：我們正在審理，有結果了會告訴你。“在漫長的等待里，人會麻木掉的，” 迪迪說。來自父母的鼓勵會令她感到一些寬慰，她給自己找了工作，從全職媽媽重新走入職場。“為的是能夠每天有一個去處，不至于整天面對一個空蕩蕩的家。”她說。

她寫下自己的故事，在網上分享自己的遭遇，很快，有相似經歷的父母開始聚攏過來：“有一次朋友分享來一個個案，還在立案過程中，但當事人心情很差，精神已經崩潰，最后去世了。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我不能倒下，因為一旦倒下，就徹底沒有機會了。” 她開始滑滑板，為了逼迫自己動起來，她說：“每天一滑防抑郁。” 她給自己報了健身課程，友人驚詫于她 “像個職業運動員”。期間她還投身性少數公益，分享多元家庭在法律上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以及盡可能地用現有的方法去化解這種風險。

“防君子不防小人”，迪迪說。在異性戀家庭中，父母也會在分手時把孩子變成談判的籌碼 —— 你對孩子投入多一點，或者我對孩子投入多一點，人和人之間的感情難以計量。對于同性伴侶生育的后代，可以參照非婚生育的模板：與孩子訂立遺囑確保孩子的繼承權，生物學父母和非生物學父母之間，可以訂立臨時委托監護協議和遺囑指定監護協議，以確保雙方能獲得孩子的監護權和撫養權，但這些協議均存在實效性問題。

2024 年 5 月，迪迪終于獲得兒女的探視權：每月一次，每次 4 個小時。當年 7 月，迪迪買了高鐵票，從上海來到了曾經熟悉的家里：“其實家里什么都沒變，一切陳設都是原來的樣子。” 章敏要求她不能拍攝探視過程，整整 4 個小時，她的手機靜靜躺在包里。

“即便戴著口罩，我也感受到女兒。” 迪迪說，前任要求孩子全程不許摘口罩，小家伙在一旁安靜地寫作業，“但有那么幾次，她偷偷摘下口罩，對著我笑，我能看到她因為換牙而缺掉的牙齒。” 媽咪沒有解釋自己 “消失” 的幾年發生了什么：“我可能錯過了她生命中最初的幾年，但我希望余下的時光，她知道我一直都在。”

相處是短暫的，等到再次探視時，前任又把孩子藏了起來。判決就揣在她的包里，但那一刻她已經不像以前那么無力了。迪迪又開始了新的征途 —— 從 2024年8月開始，為了履行已有的探視權，她再次維權，要求法院強制執行。

“無論對誰而言，這都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 自從開始爭取孩子的撫養權后，她開始和一群處境相似的人保持聯系。他們零零散散，未必常常見面，卻在彼此的遭遇中找到某種理解和支持。有些人走上司法程序，有些人選擇沉默或直接放棄，更多的人則在生活的瑣碎中默默忍受。“我知道，有些人無法對周圍人傾訴這種體驗。” 迪迪說道。有一個成都的女孩，也有和她類似的經歷，女孩曾經想通過法律爭取探視權，卻最終敗訴。那些經歷相似的聲音，哪怕只是一句 “我懂”，就足夠給她一點繼續往前走的力量。

在參與性少數群體公益時，越來越多的性少數伴侶開始意識到，要解決權益 “裸奔” 的狀態，需要討論意監護、訂立遺囑、購買保險。民事協議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卻能給未來留一道防線。“有什么好用就用什么，盡量聊透一點。不一定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會有一個預案。” 迪迪說。

雖然在當前的法律環境下，兒子跟迪迪法律上看似毫無關系，但是作為出生在彩虹家庭的孩子，“他們應該天然擁有兩位媽媽的愛，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來處，我要盡我努力讓他倆知道他們從哪兒來，以及如何來。”迪迪認真地說道。

這些年，父母一直在她背后提供情感上的支持。雙方雖然不曾深入溝通，但精神上的陪伴讓她不至于孤立無援。迪迪坦言，自己沒能向父母展現一個 “更好” 的狀態：“有點愧對他們。”

迪迪說過一句話：“孩子讓我學會了堅持。沒有他們，我可能已經倒下了。” 而對于未來，她的態度是開放的：“孩子不是對大人生活的填補，當我有一天如釋重負的時候，我會很熱烈地歡迎他們，讓孩子輕輕松松來到這個世界。”

那種動力，是 “來自愛，想要延續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