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偉

摘要&關鍵詞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5〕5號）（簡稱《2025新規》）的正式施行，徹底廢止了長期主導實務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4〕19號）（簡稱《2004年解釋》），確立了"基準門檻＋十倍升檔"的全新體系，并首次以成文法形式確認"違法所得凈額化"原則。本文在系統梳理新規核心變化的基礎上，從"情節"的體系定位出發，重點剖析違法所得凈額扣除、未銷售貨值三階順序、未附著標識半成品剝離、從舊兼從輕適用等四條精細化降檔辯護路徑，旨在為辯護律師提供新解釋體系下的實戰參考。

關鍵詞：假冒注冊商標罪；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違法所得凈額；《2025年新規》

一、理論溯源："情節"在犯罪構成中的體系定位

要準確進行"情節"辯護，首先必須在法理上厘清"情節嚴重"與"情節特別嚴重"的體系地位。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的法定刑分為兩檔：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從"三年以下"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這不僅是刑期數字的跳躍，更是緩刑與實刑、輕罪與重罪的巨大鴻溝。

為什么《刑法》要在假冒注冊商標類犯罪中設置“情節嚴重”作為入罪門檻？張明楷教授在探討犯罪構成要件體系時深刻指出：“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侵害法益的行為，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其違法性沒有達到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卻又難以通過增加某個特定的要素使違法性達到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于是刑法條文作了一個整體性的規定，情節嚴重、情節惡劣，就以犯罪論處。亦即，當行為符合了客觀構成要件中的基本要素后，并不意味著行為的違法性達到了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行為進行整體評價。‘情節嚴重’就是這種整體的評價要素。”①

這意味著，"情節嚴重"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數額累加，而是對行為法益侵害性是否達到刑事當罰程度的"整體評價"。如果行為人雖然在客觀上實施了貼附假冒商標的行為，但其生產規模極小、銷售范圍極窄、未對權利人的商譽造成實質性貶損，或者其行為屬于初犯、偶犯且已獲得權利人諒解，即使在數額上勉強達標，辯護律師依然可以從"整體評價"的角度，主張其行為的綜合違法性未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從而作無罪或免予刑事處罰的辯護。

同理，"情節特別嚴重"作為法定刑升格的條件，更需要嚴苛的審查標準。如果不考慮案件的具體升檔量刑情節是否真實、客觀、合理，簡單將被告人的行為評價為更嚴重一檔的犯罪行為，不僅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更會導致量刑畸重，嚴重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

二、告別"25萬/15萬"時代的情節特別嚴重門檻與數額重塑

在《2025年新規》出臺前，實務中絕大多數案件的控辯焦點都集中在《2004年解釋》設定的"非法經營數額25萬元"或"違法所得15萬元"這條"特別嚴重"的生死線上。然而，《2025年新規》徹底廢棄了這一固定數額檔位，確立了全新的"基準門檻＋倍數升檔"體系。

（一）入罪與升檔標準的新體系

根據《2025年新規》第三條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在商品與服務、單一商標與兩種以上商標之間作出了區分：在商品商標場景下，一般情形下以"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或者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為"情節嚴重"的基準門檻，同時對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的，又在前述數額基礎上設置了相對降低的標準；在服務商標場景下，則以"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以上""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等作為入罪起點。對于曾因侵犯知識產權受過行政、刑事處罰而又實施假冒行為的，《2025年新規》還通過"前科＋數額"的組合標準，對屢教不改型案件單列了"情節嚴重"的門檻。

在此基礎上，新規并未再設一個統一的固定數額，而是明確規定：違法所得數額、非法經營數額達到前款各項"情節嚴重"標準十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這意味著，在單一商品商標的一般情形下，可以用"5萬→50萬""3萬→30萬"作為典型例示，但在假冒兩種以上商標、服務商標等不同場景中，應當分別以相應的"情節嚴重"起點數額為基數，逐項套用"十倍規則"，而不能機械地將"非法經營數額50萬、違法所得30萬"理解為一刀切的統一升檔線。

此外，對于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將入罪要素由"銷售金額較大"修改為"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2025年新規》第五條明確，"違法所得3萬元以上"的，一般可以認定為"違法所得數額較大"；而"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的，則作為可以構成"其他嚴重情節"的重要情形之一。升檔至"情節特別嚴重"的標準同樣遵循"前款標準十倍以上"的邏輯，應當圍繞"3萬元違法所得、5萬元銷售金額"等入罪基準，分別判斷是否達到相應標準的十倍，而不是簡單地將"違法所得30萬，或銷售金額50萬"視為在所有情形下的一般法定數值。

對于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條），《2025年新規》延續了類似的結構，以數量、違法所得數額、非法經營數額等為"情節嚴重"的基準門檻，并規定達到前款標準十倍以上的，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二）"違法所得"的凈額化革命

《2025年新規》對辯護實務最大的利好，在于第二十八條明確確立了"違法所得"的扣除規則。過去，偵查機關和審計機構往往將流水總額（毛收入）直接等同于違法所得，導致數額極度虛高。

新規明確：違法所得是指"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扣除原材料、購進價款等后的凈額"。如果行為人是通過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獲利的，相關收入認定為違法所得。這一"扣除—凈額"機制為辯護律師擠出指控數額的"水分"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據。需要注意的是，條文明確列舉的是"原材料、購進價款"等成本，對于人工、水電、房租等運營性支出是否一概扣除，尚存裁判尺度的差異，因此在實務中宜將其作為"可爭取的合理營業支出"提出主張，而不能預設為當然納入扣除范圍。

（三）"未銷售貨值"認定的三階順序

在查扣大量庫存的案件中，現場假貨的價值評估往往決定著刑期的起步檔次?！?025年新規》第二十八條對"未銷售"侵權產品的非法經營數額（貨值金額）設定了嚴格的、不可逾越的認定順序：第一順位，已查清的實際銷售平均價；第二順位，標價；第三順位，被侵權產品市場中間價（即正品中間價）。

過去，辦案機關為了省事，或者在權利人的推波助瀾下，常常跳過前兩項，直接采用動輒成千上萬的正品價格來核算成本僅幾十元的假貨。新規的這一三階順序，既要求在有同款侵權商品真實成交記錄時優先以實際銷售平均價為基礎，也只允許在確實無法查清前兩項且有客觀依據可以參照時，方可由中立價格認證機構按照被侵權產品市場中間價進行評估，從而徹底堵死了隨意"跳階"、直接適用"正品中間價"的捷徑。

三、非數額標準的抗辯："其他嚴重情節"的實質審查

除了硬性的數額標準外，司法解釋還留下了"其他情節嚴重"與"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兜底條款。這賦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權，但也極易成為控方擴大打擊面的工具。

在司法實踐中，可能被認定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情形通常包括：其一，屢教不改型，即曾因侵犯知識產權受過刑事處罰，或者兩年內受過行政處罰，再次實施假冒行為的；其二，后果惡劣型，即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國際影響，或者導致受害企業破產、停產的；其三，特殊對象型，即假冒用于抗險救災、防疫物資（如假冒品牌口罩、防護服）等特殊用途商品的注冊商標的。

面對控方援引兜底條款指控"情節（特別）嚴重"，辯護律師的路徑在于進行"實質性危害"的阻擊。例如，對于"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指控，不能僅僅憑借媒體的幾篇報道或者權利人的一紙控告信就予以認定。律師應當審查是否真實引發了群體性維權事件、是否真實存在大量消費者因使用假冒商品而導致人身、財產受損的客觀鑒定報告。如果假冒產品僅僅是外觀侵權，但本身質量合格，未對公眾健康和安全產生實質威脅，則堅決反對適用兜底條款升格刑罰。

四、實務策略：基于新規的四條精細化降檔辯護路徑

當卷宗中的客觀交易數據看似對被告人極為不利時，辯護律師應當跳出宏觀定性的枷鎖，沉浸到微觀的數據審計與證據審查中。以下四條路徑，是新解釋體系下實現從"情節特別嚴重"降檔為"情節嚴重"的核心思路。

（一）全盤主張成本扣除，重算"違法所得凈額"

既然《2025年新規》已經確立了"違法所得凈額化"的原則，辯護律師在庭前會議和質證環節的首要任務，就是對起訴書指控的"數額"進行重新核算。實務中，很多審計報告僅調取了支付寶、微信或對公賬戶的收款流水，便得出了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違法所得"結論。辯護律師必須全面收集并向法庭提交以下證據：一是原材料采購憑證，如購買光板衣物、皮革、空白酒瓶、香精的轉賬記錄和收據；二是購進價款證據，如從上游制假者處拿貨的進貨成本單據；三是合理營業支出（視具體案情而定），如代工廠的固定人工水電成本等，盡管這部分爭議較大，但在凈額計算的法理下應積極主張，并結合《2025年新規》中"購進價款等"的開放性表述爭取納入扣除。

通過全面主張扣除，若原本指控的40萬元"違法所得"（在舊法下屬于特別嚴重），扣除30萬的原材料和進貨成本后，真實違法所得僅為10萬元。按照新規的十倍標準（以對應場景下"情節嚴重"的基準違法所得數額為起點，通常為3萬元起算），該案將成功從"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情節特別嚴重"區間拉回到"三年以下"的輕罪區間。

（二）堅守"三階順序"，狙擊虛高的未銷售貨值

如前文所述，"未銷售貨值"的認定順序是法定的。辯護律師在審查價格鑒定意見時，必須開展程序與實體并重的異議審查。如果在卷宗中，公安機關直接委托物價局按照"正品市場中間價"出具了高達數百萬元的鑒定意見，辯護律師必須第一時間發難：要求查明被告人是否已有同款商品的銷售記錄。只要電腦記賬本、聊天記錄或者買家證言中能夠體現該款假貨此前的真實成交價（例如正品包賣2萬，假包實際僅賣200元），就必須堅決主張適用"第一順位"的實際銷售平均價進行重算。如果原鑒定程序違背了《2025年新規》第二十八條的法定順序，該價格鑒定意見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即便法院最終仍予以采納，也應當在量刑時盡量弱化其效力，避免據此直接疊加為"情節特別嚴重"的數額基礎。

（三）切斷"累計計算"與"未附著計入"的證據鏈

在查處制假窩點時，常常會查獲大量尚未貼在商品上的"商標標識"（如成箱的假領標、金屬扣）。根據《2025年新規》相關規定，對于已制作完成但尚未附著或未全部附著標識的商品，"有證據證明將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其價值可以計入非法經營數額。

這里的關鍵在于"有證據證明"?？胤讲荒軆H憑現場既有光板商品又有假冒標識，就當然推定這些標識一定會全部貼在這些商品上。辯護律師應當嚴格審查：標識與光板商品在物理規格上是否匹配？是否存在明確的客戶加工訂單指向這批商品必須貼該假標？被告人是否還有其他合法品牌的代工業務？如果缺乏閉環的證據鏈證明這些光板商品的唯一去向是假冒他人商標，就必須堅決主張將這些"尚未附著"的半成品價值從非法經營數額中剝離，僅將其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從而防止非法經營數額的無端虛增。即使法庭最終認可其中一部分可以計入，也應落實"疑罪從無"和"疑罪從輕"的原則，將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部分排除在"情節特別嚴重"的關鍵數額之外。

（四）精準適配新檔位，防范"刻舟求劍"的指控

法律的更迭往往伴隨著司法慣性的滯后。在《2025年新規》實施初期，極可能出現部分基層偵查或公訴機關仍沿用過去"25萬/15萬"的舊模型來衡量案件嚴重程度的情況。此時，辯護律師必須向法庭全面、嚴肅地提示：涉案行為的"嚴重/特別嚴重"必須嚴格按照新解釋中"以各自情節嚴重標準為基數的十倍規則"進行檔位判斷。特別是對于跨越新舊司法解釋實施日期的案件，必須秉持"從舊兼從輕"的刑法適用基本原則。新規在多個罪名上將升檔門檻大幅提高，例如在典型的單一商品商標假冒場景下，將"情節特別嚴重"的非法經營數額與違法所得數額對應提高至以5萬元、3萬元為基準的"十倍以上"區間，這顯然是對被告人更為有利的輕法。如果起訴書仍以非法經營數額達26萬元為由，試圖沿用舊思維適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量刑檔次，辯護律師必須予以堅決反駁，將其拉回以新規"十倍標準"為核心的"三年以下"法定刑區間。

五、結語

在假冒注冊商標罪的法庭上，"數額"與"情節"決不是冰冷的計算器游戲，而是控辯雙方對法理、證據與人性的深度較量。

《2025年新規》的頒布，標志著知識產權刑事司法邁向了更加精細化、科學化的實質評價新階段。"情節嚴重"與"情節特別嚴重"的界限，關乎著一個企業家的身家性命和數個家庭的悲歡離合。作為辯護律師，我們的使命就是不放過任何一份審計報告上的破綻，不妥協于任何一次機械的法條套用。通過對"凈額扣除"的錙銖必較、對"三階順序"的嚴防死守、對"未附著標識"的證據解構，將虛增的指控泡沫逐一戳破。只有當每一個定罪量刑的情節都經受住最新規范的最嚴苛審查，刑罰的利劍才能真正做到罰當其罪，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也才能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彰顯出司法的公正與溫度。

注釋

[1]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七版），法律出版社2026年版。

徐偉，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律協優秀辯護律師 ，北京青年刑辯法庭大賽冠軍 ，北京市律協智庫委員，重大復雜案件研究組成員。最高檢刑事申訴律師庫律師，律商聯訊合作專家作者，京都刑委會網絡犯罪研究組長，京都金融犯罪研究中心秘書長。作為業內以“靠譜、專業、有拼勁”著稱的新生代刑辯專家，徐律師長期深耕疑難復雜案件的攻堅。不僅在新型網絡犯罪領域建樹頗豐（著有《網絡犯罪案例研究》），更專攻高端經濟犯罪，業務深度覆蓋稅務、金融、走私、知產、職務犯罪、重大食藥、復雜刑事資產定性及刑事財產保全與執行等領域。其代理案件多次引發行業關注，曾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被寫入最高檢官方報告，并入圍“全國十大無罪辯護經典案例”評選，多次成功幫助當事人獲不起訴、無罪及國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