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游人如織的外灘一路向南，走過輪渡復興東路渡口，走到董家渡渡口，周邊安靜下來。

此時江風拂面，西側是董家渡金融城，與黃浦江對岸的陸家嘴金融城，各類保險、銀行、證券公司和交易所及濱江豪宅、酒店一起隔江相望。憑欄遠眺，水上舟楫往來，鷗鳥追逐著航線上的船舷低飛，時不時傳來悠長鳴叫。江堤圍墻上，每隔一段距離，裝飾畫記錄著此地百年來歷史變遷的故事：

上海的歷史，是一部與水息息相關的歷史。無論是在公路、鐵路尚未崛起的年代，還是物流發達的如今，黃浦江始終是這座城市最重要的動脈之一。而董家渡，作為黃浦江“八長渡”之一，便是上海因水而興歷史的一個切面。

以董家渡為中心，周邊王家碼頭路、新碼頭路、利川碼頭街、賴義碼頭街、豐記碼頭街、油車碼頭街、會館街、南倉街等沿用至今的地名，都記錄了董家渡昔日商市繁盛、倉廩充實、碼頭工人粗獷號子聲連綿不絕的熱鬧景象。這里有始建于1847年、上海現存最早的天主堂董家渡天主堂，也有建于1715年、上海現存最早的會館商船會館。如今，從董家渡生長出來的黃浦區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成為上海新晉“網紅打卡地”。

隔著時間，在同一個空間，不同國籍地域、擁有不同文化習俗的商旅往來、交融，彼此激發、沉淀，讓這里的故事也如江水潮落潮起。

舊時董家渡碼頭。上海圖書館藏

今日董家渡夜景。海沙爾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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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渡之名，最早見于清嘉慶《上海縣志》。

上海地方志顯示，在明代，黃浦江主要流經華亭、上海、嘉定（清代為寶山）三縣的境內，從上游米市渡起至下游吳淞口長達八十多公里的兩岸，形成了多個渡口、多條航線。

其中，華亭縣境設有米市渡等渡口，正德年間有屬于縣府管理的渡夫8人。上海縣境，正德年間在黃浦江上游瓜涇塘有東西二渡，另外有楊涇渡、范家渡、肇家浜渡、蟹溇渡、烏泥涇渡、黃家渡、鄒家渡、彭家渡等，有屬于縣府管理的渡夫36人。嘉靖二年（1523年），上海縣知縣鄭洛書見擺渡船太少，就設立了高昌渡、南倉渡、北倉渡、洋涇渡、宋家港渡、車溝渡等六處義渡。位于黃浦江河口段的嘉定縣境內，有小浜口渡、胡巷橋渡、錢家渡等，大致在今寶山區吳淞鎮與今浦東新區高橋一帶。

清初實行海禁，黃浦江河口段的小浜口渡被取消，只存浦東高橋鎮的界浜渡（也稱天潢渡）與浦西的錢家渡，各留渡船一艘。界浜渡以北水域，禁止船只往來。到了清代康熙年間，隨著海禁的解除，上海縣境增設多個渡口。

在地方志記載中，這些渡口的渡船多為私人所有，體積較小，如劃子只能乘坐二三人，船工使用木槳駕船，速度慢，抵御風浪能力很差，上海本地人稱之為“麻雀舢板”，形容其小。1905年的《上海雜志》中記載：“舢板即沿浦擺渡小船也，粵、閩、寧波人業此者最多，一櫓在左，一人獨搖，上惟一小篷遮蔽雨日，只能載客兩三人。”稍大一點的舢板可以坐五六個人，船上有篷。一些官員和士紳出錢設立義渡，即不取分文，施船濟民，采用的是大船，安全性相對較高。這些相對大的船后有木櫓掌船，并有竹篙撐船，規定每船限載乘客20人。

從擺渡口出發，只到對岸最近的一個渡口，稱為短渡；到較遠的碼頭，稱之為長渡。據說，董家渡就是一位姓董的浦東人置了一條可坐23人的大船在此擺渡，董家渡之名由此而來。也有說法稱明代書畫大家董其昌生于此地，故得此名。因為地理位置優越，董家渡從此成為跨越黃浦江的要津，和浦東的老白渡、爛泥渡、陸家渡、高昌渡、南倉渡、楊家渡和周家渡一起，統稱“八長渡”。

董家渡位置示意圖。金濤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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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上海市市標上，白玉蘭簇擁著一艘沙船圖案。用這種方式，上海確認著以沙船為代表的航運業在城市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沙船業，從元代海運漕糧開始，就在上海興起。隨著清朝海禁解除，東南沿海貿易的恢復，航運業得到迅猛發展，有“海船數千，梢水數萬”的上海，成為沙船集聚地。此外，還有天津的衛船、福建的鳥船、寧波的躉船及廣東的估船等。

各種航船帶著棉花、棉布、絲織品、茶葉、陶瓷等從上海揚帆出海，然后把北洋的大豆、豆餅、油料、肉類、小麥、藥材、木材、水果，南洋的糖、胡椒、海參、燕窩、蘇木、煙、甘薯、咸魚、玻璃、肥皂，日本的銀、銅、海貨、漆器、珍珠以及東南亞的魚翅、象牙、藤器、樟器、檀香、玳瑁等運回。一時之間，黃浦江上，“帆檣如織，舳艫蔽江，裝卸上下，晝夜不息”“自十六鋪向南延伸至董家渡、南碼頭，綿延數里的江岸停滿了沙船”。

《南市區志》顯示當時沙船見證的商業繁盛景象：清康熙年間解除海禁后，上海有北洋、南洋、長江、內河和遠洋5條航線，其中北洋航線貨運量最大，包括上海至牛莊、天津及芝罘3條線，年進出船只約1.4萬—2萬艘次，貨運量50萬—60萬噸。

乾嘉時期，“南北物資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鋪以內，帆檣如林，蔚為奇觀。每日滿載東北、閩廣各地土貨而來，易上海所有百貨而去”。上海縣城城外東南隅一帶“店鋪櫛比，萬商云集，百貨山積，人馬喧闐，萬頭攢動，摩肩擦背”，沙船載大量棉花、棉布運往北方，推動了上海地區棉花、棉布的生產和貿易。至秋季收棉時，上海水道到處是運棉花的大小船只。清褚華《木棉譜》載：“每晨至午，小東門外為市，鄉農負擔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

董家渡會館街上，至今保留了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商船會館。會館由當時上海周邊的沙船業眾商集資興建，用于集會、議事、看戲，占地近20畝，從中可見當時沙船業主們的闊綽和實力。

修繕后的商船會館戲臺。圖源“上海黃浦”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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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東征，董家渡沿江一帶遭法軍排炮轟擊，大片房屋塌毀。

戰亂帶來毀滅和混亂，卻也為新生事物的出現留出余地。

就在這一年，世代居住在淀山湖周邊的青浦朱家遷移至董家渡定居。1863年，朱志堯出生。他的父親朱樸齋由漁而商，成為富甲一方的沙船主，早在青浦時，已經是當地豪富。他的母親姓馬，舅舅正是著名的教育家、震旦大學和復旦公學的創始人馬相伯。

少年時，朱志堯一方面學習傳統四書五經，屢第不中，一方面受到舅父影響，學習外語及聲、光、電、化等近代科學知識。光緒十二年（1886年），他跟隨馬相伯赴歐美考察，從此立志投身實業。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籌資創建了求新機器廠，光緒三十年（1904年）更名為求新造船廠。

這家工廠在老南市機廠街，起初租地40畝，廠里建有冶鐵、熔鑄、機母等4所工場，聘用職員、技師15人，招雇工匠、學徒百余人，以建造淺水快輪、蒸汽機、農用機械為主，朱志堯自任總經理。此外，朱志堯先后創辦寶興鐵礦公司、安徽當涂鐵礦、長興煤礦，投資新城米廠、江西布廠、“尼各志”磚廠，擔任華商電氣公司、內地自來水廠、申大面粉廠、中國圖書公司、蘇政公司等董事。

在上海早期的民族資本家的創業嘗試中，求新造船廠投資最多、規模最大。饒有意味的是，這家船廠造的是西式機械輪船，而這一國人眼中的新興事物，正是朱家曾賴以為生的沙船的“敵人”。

1843年后，外國航運勢力大舉入侵。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入港外籍船舶44艘，咸豐八年（1858年）已達754艘。外國商船不僅裝備和技術先進，而且有不平等條約庇護，構成了對以沙船為主體的中國舊式航運業的嚴重威脅。當時，上海街頭時而可見淪為乞丐的沙船水手，上海地區沙船由兩三千艘銳減至大約四五百艘。一部分沙船商以“詭寄洋商”即將所有權轉給外商的方式勉強維持。最終，極少數沙船沿用到20世紀30年代，最終在淞滬戰爭中毀于日軍炮火。

在戰亂中，朱志堯的事業也不斷受到重創，他傾盡全力開辦的工廠或被吞并，或因還債而轉讓，或因戰爭被征用。日軍侵滬時，朱志堯嚴詞拒絕與日本侵略者合作，拒不出任偽職。他出售自己在浦東的地產200畝，盡最后的力量捐給各地慈善事業。

1937年淞滬會戰，董家渡再次遭日軍轟炸，碼頭在戰火中嚴重損壞，倉庫和建筑物被夷為平地。抗日戰爭勝利后，碼頭雖有整修，但沙船業的黃金時代已然遠去。隨著輪船的興起和公路運輸的發展，董家渡作為水運樞紐的地位逐漸衰落。直到改革開放前，董家渡，這個上海最早成形的城區之一，面臨道路狹窄泥濘、房屋破舊、公共設施缺乏等問題。

1955年，朱志堯在上海病逝。在他去世前一年，1954年，會館街上，已經改名為沙船號同業公會的商船會館停止活動，曾經煊赫一時、熱鬧一時的商船會館大殿和戲臺后來曾作為街道會場、學校和工廠，南北廂房成為民居。

今天的董家渡，又以另一種方式承載著歷史上的商業基因。世紀之交，董家渡的輕紡市場就讓許多海外游客慕名而來，量體裁衣，定制西裝、旗袍。2006年4月，為配合董家渡聚居區的整體開發，董家渡輕紡面料市場撤銷，大部分商戶搬遷至距離原址500余米新建的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脫胎于董家渡輕紡面料市場的小店，乘著免簽政策的東風一路起飛，已經成為上海乃至國內外游客爭相打卡的購物熱點。

從沙船的桅桿到金融城的鼠標，從朱家的沙船生意到今日面料市場的國際定制，從低矮石庫門到濱江街區——董家渡見證的街區從來不是一個靜態的標本。逐水而居的人的性格里，包含著適應能力、學習能力、吸收能力，這種逆境中求生、困境中求新的“董家渡精神”，也是理解“上海精神”的一個渡口。

原標題：《【海上記憶】潮落潮起董家渡》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