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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Lp(a)精準檢測，中國數據填補空白

整理：易艾藍

審核專家：霍勇教授

脂蛋白(a)[Lp(a)]是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其水平主要由遺傳決定，不受飲食或他汀影響。長期以來，國內Lp(a)研究多采用質量單位（mg/dL）報告，但由于Apo(a)異構體大小存在顯著差異，難以精準評估風險。

在2026年東方心臟病學會議（OCC 2026）上，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霍勇教授公布了一項覆蓋全國45家中心、近5000例ASCVD或高危患者的橫斷面研究結果，首次系統描述了中國人群以nmol/L為單位的Lp(a)分布特征，為臨床精準風險評估和未來靶向藥物應用提供了關鍵數據。

圖1

Lp(a)評估的困境：基因多態性、檢測單位不統一、中國數據匱乏

Lp(a)是一種獨特的脂蛋白顆粒，包含膽固醇、載脂蛋白B100（ApoB100）和氧化磷脂，其中Apo(a)通過二硫鍵與ApoB100共價連接。其水平主要取決于LPA基因位點，幾乎不受飲食和運動的影響，且與低密度脂蛋白（LDL）不同，不能由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轉化而來。源于Apo(a)肽鏈長度差異（由Kringle IV重復序列數量決定），Lp(a)具有顯著的多態性，這導致不同個體的Lp(a)分子大小各異，也使得以質量單位（mg/dL）報告的水平受到異構體大小干擾，而顆粒數量單位（nmol/L）更能真實反映風險（圖2）。

圖2：Lp(a)顆粒結構示意圖：Apo(a)與ApoB100通過二硫鍵共價連接，具有顯著多態性

2025年ESC/EAS歐洲血脂異常指南明確指出：“在每個成年人的一生中至少應考慮檢測一次Lp(a)”，尤其是ASCVD高風險或具有家族史的人群。指南提倡使用經認證可追溯至WHO/IFCC參考物質的檢測方法，并優先采用nmol/L單位。

然而，中國現有Lp(a)研究多基于一般人群且以mg/dL報告。在ASCVD患者或心血管高風險人群中，以nmol/L為單位的數據仍然匱乏，限制了風險評估的精確性和研究間的可比性。霍勇教授指出：“填補這一空白，是推動中國血脂精準管理的關鍵一步。”

中國ASCVD及高危心血管風險人群Lp(a)分布新數據：中位數22 nmol/L，17%超過100 nmol/L

為描述中國ASCVD或心血管風險升高人群中Lp(a)水平（nmol/L）的分布特征，同時了解臨床實踐中Lp(a)檢測率及管理現狀，霍勇教授團隊牽頭開展了這項橫斷面研究（圖3）。

圖3：研究設計

研究于2025年4月至11月進行，納入全國45家醫院心血管內科和內分泌科的4910例符合條件的參與者，最終4898例獲得Lp(a)檢測結果。參與者平均年齡64歲，其中ASCVD患者3601例，心血管風險升高者1309例。

核心發現一：總體分布呈右偏態，中位數22.0 nmol/L

Lp(a)水平呈明顯的右偏態分布，中位數（四分位距）為22.0（9.2，64.8）nmol/L。以≥100 nmol/L作為風險切點（基于現有證據的假定值），共有835例（17.0%）參與者Lp(a)水平升高（圖4）。霍教授指出，這一比例與歐美國家報道的20%左右相近但略低，可能與遺傳背景差異有關。

圖4：中國ASCVD或高危人群Lp(a)總體分布：中位數22.0 nmol/L，17.0%≥100 nmol/L

核心發現二：ASCVD患者Lp(a)水平更高，且與心血管事件次數呈正向劑量反應關系

與無ASCVD的參與者相比，ASCVD患者中Lp(a)水平升高的比例更高（18.0% vs. 14.2%，P=0.002）。更重要的是，Lp(a)水平與既往心血管事件次數之間呈正向劑量-反應關系：0次事件組Lp(a)≥100 nmol/L比例為15.0%，1次事件組升至19.4%，≥2次事件組則達23.1%（P<0.001）（圖5）。這一發現提示Lp(a)與心血管疾病負擔嚴重程度密切相關。

圖5：按心血管疾病狀態分層的Lp(a)水平

核心發現三：不同人口學特征及合并癥人群中的Lp(a)分布存在差異

亞組分析顯示，女性參與者中Lp(a)水平升高的比例高于男性；地理分布上，中國北部和東北地區Lp(a)≥100 nmol/L的比例最高，而西南、西北地區相對較低（圖6）。同時，與糖尿病人群相比，非糖尿病人群的Lp(a)水平較低。霍教授坦言，地域差異的原因尚不明確，可能與遺傳背景或環境因素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

圖6：按患者特征分層的Lp(a)水平

從“分布”到“實踐”：Lp(a)檢測率不足，血脂管理面臨雙重挑戰

上述數據明確了Lp(a)在中國ASCVD高危人群中的分布特征及其與疾病負擔的關聯。然而，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隨之浮現：臨床上Lp(a)的檢測現狀如何？高危患者是否真正被識別？

研究給出了令人警醒的答案：在入組的ASCVD或高危患者中，Lp(a)檢測率僅為24.9%。這意味著，即使在三甲醫院專科就診的極高危人群中，仍有超過七成患者從未檢測過Lp(a)。盡管這一比例已顯著高于既往體檢中心報道的3%，但考慮到研究人群的特殊性（均為ASCVD或高危患者，且集中在心血管內科、內分泌科），真實世界中的檢測率恐怕更低。霍勇教授就此呼吁：“Lp(a)檢測應成為ASCVD高危人群的常規項目，尤其對有早發心血管病家族史或遺傳史的患者，更應列為必查項。”

與此同時，研究對LDL-C管理現狀的分層分析揭示了另一個嚴峻現實：在ASCVD患者中，大部分存在LDL-C控制不達標，而在這部分不達標人群中，Lp(a)升高的比例更高。這意味著，中國血脂管理正面臨雙重挑戰——既要強化傳統靶點LDL-C的達標率，又要關注Lp(a)這一獨立于LDL-C的殘余風險因素。兩者疊加，使高危患者的整體風險管控更為復雜。

結語：Lp(a)靶向治療時代即將到來

不可否認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各區域樣本量不均（西南、西北樣本較少），可能影響全國人群的代表性；檢測率數據基于病歷記錄，可能低估實際臨床檢測情況。但作為首個在中國ASCVD及高危人群中以nmol/L為單位系統報告Lp(a)分布的多中心研究，其填補相關數據空白，提供國人專屬的參考數據，幫助理解中國ASCVD及高危心血管風險人群的Lp(a)基線分布及其相關的心血管殘余風險的重要價值毋庸置疑。

隨著靶向Lp(a)的反義寡核苷酸、siRNA療法等新型藥物的臨床試驗結果即將公布，未來將迎來能夠有效降低Lp(a)水平的治療手段以進一步減少殘留的心血管風險。然而，精準干預的前提是精準識別。霍勇教授最后強調：“只有規范檢測及評估、普及Lp(a)篩查、明確中國人群的風險切點，我們才能真正迎接Lp(a)靶向治療時代的到來，最終從源頭降低我國心血管疾病的整體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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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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