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真卿的楷書，世人熟知的是《多寶塔碑》的精嚴、《顏勤禮碑》的雄強、《顏家廟碑》的磅礴。然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有一塊碑常常被大眾忽略，卻在一千多年的書法史上默默發光——那便是立于唐大歷十二年（777年）的《李玄靖碑》。此碑全稱《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是顏真卿六十八歲時撰文并書丹的作品，原碑立在江蘇句容茅山玉晨觀，歷經南宋斷裂、明代火毀，如今原石早已不存，所幸宋拓本尚傳于世，我們仍能從中感受顏魯公那“人書俱老”的境界。

一段跨越十年的茅山因緣

要真正理解這塊碑，得從顏真卿與碑主李玄靖的交往說起。李玄靖本名李含光，是上清派陶弘景的五代傳人，精通老莊，善篆籀隸書，唐玄宗對他十分尊崇，屢次征召入朝。顏真卿乾元二年（759年）在升州刺史任上時，與他結識，此后相知幾近十年。顏真卿的親屬殷淑、韋渠牟均為李玄靖的弟子，顏真卿也曾“嘗接采真之游，緒聞含一之德”。到李玄靖大歷四年（769年）羽化之后，顏真卿在大歷十二年途經茅山，感念其高德，撰文并書丹立碑。這一番因緣使這塊碑不只是對一位道門先賢的頌贊，更凝結了顏真卿與李玄靖之間超越身份的精神相契。

晚年筆意：篆籀入楷，雄渾歸平淡

相較顏真卿早期作品，《李玄靖碑》在技法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果將四十四歲時所書《多寶塔碑》視為顏體初創期的精嚴之作，那么《李玄靖碑》已經徹底擺脫了初唐楷書那種提按分明、鋒芒畢露的寫經體式，而將篆籀筆法渾融于楷書之中，呈現出一種“古雅清圓”的面貌。用筆上平正遒婉，圓健渾厚，轉折處不露棱角，轉折處干脆提筆暗過，筆力深沉且不失含蓄。

這種變化并非憑空而來。顏真卿早年得張旭傳授筆法，后來融合篆隸及北魏筆意，最終形成了顏體楷書的獨特風貌。而到了《李玄靖碑》這里，這種融合臻于成熟——線條更加圓勁，骨力內藏，不是靠凌厲的提按來彰顯力量，而是以“錐畫沙”般的中鋒讓筆墨自行呼吸。筆畫之間疏密得當，整體穩重規整，既不顯稚嫩，也不過分張揚。

寬博舒展中的“古意”

結字方面，《李玄靖碑》也是顏真卿各碑中頗為特殊的一塊。字形開張舒展，中宮疏朗，整體取寬博之勢。清代梁讞在《承晉齋積聞錄》中對這塊碑評價極高：“顏魯公茅山《李玄靖碑》，古雅清圓，帶有篆意，與《元次山碑》相似，乍看去極散極拙，多不勻稱，而其實古意可掬，非《畫像贊》、《中興頌》所可及。”這段話很值得玩味。所謂“極散極拙”，是說這塊碑乍看之下不拘一格，字的欹側、大小、疏密仿佛隨意為之，似乎不那么規整。但正是這種看似不經意之中，藏著顏真卿晚年才能達到的“古意”——那不是刻意追求的古拙，而是千錘百煉之后的渾融無跡。

章法疏朗，暗合道境

由于碑體四面刻字，行距寬于常規的顏碑，字距疏朗如星斗散落。通篇單字大小參差，欹側互救，似散實聚。有論者以為，這種章法暗合道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之理。這并非牽強附會——碑主李玄靖身為上清派宗師，道家思想滲透其一生修行，而顏真卿在為知己立碑時，以這樣一種“沖和淡遠”之態作書，筆意與碑主的道學境界相呼應，恐怕并非純屬巧合。

從《多寶塔》到《家廟》：承上啟下的豐碑

在顏真卿整個楷書體系的演變脈絡中，《李玄靖碑》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它既不同于早期《多寶塔碑》的精嚴工巧，也未及晚年《顏家廟碑》那般極致的雄渾厚重，而是恰好處于二者之間的一個關鍵節點——雄強之勢已然確立，卻沒有走向鋒芒畢露；古雅之氣已然生成，卻沒有走向刻意的奇崛。明代王世貞曾評價此碑“魯公結體與《家廟》同，遒勁郁勃”，但同時也指出它在恢宏氣象上稍遜于虞世南、褚遂良的一路書風。這樣的評價恰說明了它在顏體中的獨特位置：它已經具備了顏書的所有特質，卻又在渾厚之余保持著難得的清圓含蓄。

一碑三絕，人間滄桑

《李玄靖碑》的流傳史也頗具傳奇色彩。事實上，茅山一共有兩塊李玄靖碑——在大歷七年（772年），張從申書寫的《茅山玄靖先生碑》就已經刻成，由柳識撰文、李陽冰篆額，被稱為“三絕碑”。顏真卿這塊后出的碑，全稱《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又稱《顏書茅山玄靖先生碑》，是為了區別于張從申所書，足見當時茅山道教在朝野間的影響。可惜的是，顏真卿原碑在南宋紹興七年（1137年）被大風吹斷，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又遭雷火焚毀，至乾隆年間殘石僅存二十余片，此后逐年散失。如今存世最佳拓本是上海博物館藏宋拓本，存字一千六百余字，讓我們隔著千年的時光，還能感受到顏魯公那蒼茫而溫厚的筆墨氣息。

《李玄靖碑》雖然不像《多寶塔碑》那般名聲顯赫，也不如《祭侄文稿》那樣飽含家國悲憤，但它以其特有的溫厚與清雅，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立體的顏真卿——不止有金戈鐵馬的雄豪，還有與道人清談的從容。在書法史上，這樣的作品或許不夠熱鬧，卻足以讓人一讀再讀，一品再品。

（圖文/王敏善，一級美術師，多家主流媒體資深撰稿人、文化學者，深耕書畫藝術與人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