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世界的出現使人類社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隨著社交媒體的流行，大量的虛假信息充斥著我們的公共話語空間。在后真相世界中，“計算機病毒”洐生出“媒體病毒”概念。像計算機病毒傳播一樣，媒體病毒很容易通過社交媒體的百萬次海量點擊在人群中迅速傳播。這些未經核實的信息使虛假信息得到廣泛傳播，淹沒了可靠的信息來源。它又為西方各式各樣的反科學陰謀論網站傳播其虛假理論和信息創造了有利環境。同時，各種“網絡虛假信息野火”被迅速點燃后，把公眾的注意力從事實轉向“情感真相”，導致了大范圍藐視科學的無知，給科學信譽造成極大破壞，嚴重擾亂了科學事實的傳播。耐人尋味的是，當虛假新聞被戳穿后，造假者的托辭往往是“哲學家早就告訴我們，不存在真理”。這源于后現代主義對科學與真理的解構。

后現代主義對真理的解構

后真相與后現代主義對真理的解構密切相關。事實上，如果沒有后現代學界對真理、事實與實在等術語的解構，后真相講述者就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尋求“另類事實”。安科納認為，后真相時代的深刻根源在于后現代主義哲學，因為后現代哲學對“真理”概念的解構，引發了偏愛政治意識形態的反科學運動泛濫；同時，也意味著反科學運動已經從對科學持極端懷疑態度的后現代學術象牙塔走向了對客觀知識的公然敵意。

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基礎是真理融貫論。后真相也是在真理融貫論中找到自己的辯護依據。這種理論認為真理不是一個命題與一種獨立的對象領域之間的關系，而是命題之間的關系——當且僅當一個命題是一個融貫命題體系的組成部分時，這個命題才是真實的。真理融貫論沒有把真理定位于實在之中。因此，即使一個命題的真值無法對應實在，它也能被視為真理，因為它與我們的一套信念是一致的。后真相就是呼吁政治意識形態上的融貫論共識，以削弱在外部世界認識論意義上的真理共識。這樣，后真相代表一種悖論意義上的共識：它呼吁達成意識形態共識（后真相），破壞或取代科學共識（真理）。在方法論相對主義的影響下，后真相把科學視為不同的真理制度，其間的不斷斗爭不是探索真理，而是尋求主導真理議程的戰斗。因此，當真理講述者通過科學方法來遏制偽科學或另類科學的泛濫時，后真相講述者則試圖通過與政治與經濟強權聯盟來改變規則，特別是利用當下社交媒體這種新工具，讓聽眾相信他正在談論的“另類后真相”。總之，相對主義為后真相世界的出現鋪平了道路。

實在論反擊的失敗

人們通常以實在論來對抗后真相的泛濫，此舉背后的邏輯是賦予真理一種不容質疑的客觀實在。實在論認為基本粒子、基因等就像河流一樣實在。一個理論，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這是由外部實在決定的，科學家的工作就是通過科學方法去揭示實在的內在本質。實在論的認識論基礎是“真理對應論”，即認為真理的關鍵是命題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如果真理與世界的事實相對應，而且只有當它與世界上的事實相對應時，這個命題才是真實的。事實是存在于世界中的一種本體狀態。

實在論將真理錨泊在實在中，但這必須至少滿足兩個前提條件：（1）原則上必須能夠在世界上找到證實該命題的相關事實；（2）命題，或主張這一命題的人，必須站在與這個事實的直接對應關系上。這兩個標準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會碰到無法逾越的障礙。

首先，就條件（1）而言，實在論者從來沒有在真實世界中去尋找事實真理。實在論源于理論與世界關系的抽象思考。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正如皮克林所說，這種抽象源于實在論尋求的是表征自然并產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實面貌的知識的活動。正是因為這樣，它陷入了關于科學是否恰當地表征了自然的恐懼之中，這種恐懼構成了我們所熟悉的實在論與客觀性的哲學問題。原因是傳統哲學的實在論駐留于知識和世界本身之間的無時間演化的反映關系。其次，在實踐上，條件（2）很難實現，特別是在當下的網絡社會中。科學實在論者的基本邏輯是：“理論與事實相符”意味著（a）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做實驗；（b）他們隨后發表論文，在同行的認可下，形成一種集體共識，最終成為共同體的“專家”判斷；（c）雖然這種共識對大多數公眾來說是不可理解的，但基于“理論與實在對應”的理由，公眾肯定會接受。（a）與（b）肯定沒問題，但從（a）與（b）推論到（c），即事實本身就能表達自己，因此將被所有公民以同樣的方式來解讀，在邏輯上站不住腳。在歷史上，每當著名科學家以充滿激情的信念陳述他們所發現的科學事實時，陰謀論者往往指責他們帶有政治或利益偏見。這一有害的歷史循環不斷沖擊著科學實在論。因此，自庫恩以來，科學哲學家逐漸失去對這種想象的憧憬。這反過來又引發了后真相世界的出現。

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大多數信息消費者無法甄別社交網絡上傳播的大部分信息的真實性。在大多數情況下，信息消費者與相關事實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已公布的信息與相關事實之間有一長串信息源。即使信息源鏈頂部的信息反映出真相，但這一傳播過程中存在的強烈認知偏見（動機推理、確認偏見、“身份保護意識”、“逆火效應”、群體瘋狂等），使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被曲解。特別是網絡技術強化了具有惡意攻擊性的虛假信息、過濾氣泡等，使這些歪曲現象日益嚴重。后真相和事實貶值的現象也因社交媒體上的匿名性、可訪問性和缺乏問責制而加劇。這導致了21世紀的非理性悖論，即后真相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有很大市場。總之，在后真相時代，表征自然的認識論恐懼、網絡信息爆炸式增長等因素使實在論在反擊后真相危機時顯得蒼白無力。

行動者網絡中的科學事實

在思考后真相時代的問題時，拉圖爾近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返回現實》（Down to Earth，2018）的書，提出了批判后真相的一種方法論思考。隨著后真相時代的興起，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一個主張是否會被公眾接受，不僅取決于其真實性，還取決于其得以產生的實踐過程。如果科學家對其研究過程，特別是實驗室研究、專業同行評審的考察、基金來源、政治關聯等過程保持透明，他們的主張才會獲得社會的信任，科學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個強大的聯盟或行動者網絡，科學事實才能得以產生、穩定并傳播。因此，科學家們必須認識到，一個科學事實在社會上越“聯網”（參與其中的人和物越多），它就越能有效地反駁所謂的“另類事實”。展現科學事實得以出現的行動者網絡的建構過程，往往是科學家與哲學家攜手完成的。

與此相應的是，在面對“后真相”虛假信息時，我們時常會陷入實在論的誤區，把它們僅視為一個違反事實的問題，忘記了它得以產生的行動者網絡。虛假信息也是在一個行動者網絡中產生的。在反擊后真相陰謀論的問題上，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科學事實得以產生并穩定下來的行動者網絡中，聚集了極具說服力的行動者：研究對象、科學家的精確實驗儀器運作、數據收集與分析、復雜的數據核實系統、論文、同行評議、共同體認可、可靠的基金來源、科研機構的監管等。除了這些體制性因素外，還有科學家的理性推理、實證精神、批判精神等認知規范。這些體制與認知因素的結合，讓科學研究形成一個強大的行動者網絡，使科學事實立于不敗之地。而在后真相陰謀得以編造的行動者網絡中，體制上的科研能力或技能缺位、證據來源與資金來源都存在著極大問題，在認知時常表現出詭辯、扯淡、非理性偏見等。這些表明后真相者的“科學立論”的虛假性。只有在這種不同的行動者網絡的對比性研究中，科學事實才有可能獲得公眾、有信譽的機構與可靠媒體的支持而穩定下來，成為有效反擊后真相的武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后真相時代的反科學陰謀論研究”（22AZX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學當代智能哲學與人類未來研究中心研究員；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邵賢曼

新媒體編輯： 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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