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林典馳 深圳報道

“如果沒有資本和金融的支持，我們是很難能夠走到今天的。”

在2026大灣區創新經濟大會的圓桌論壇上，深圳市晉百慧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長于浩洋的開場白，道出了一家創新型生物醫藥企業穿越周期的艱辛。作為2011年深圳市“孔雀計劃”首批引進的海外高層次人才，于浩洋2013年回國創立晉百慧生物，以分子生物學技術為基礎，專注于腫瘤分子診斷試劑及早篩產品開發。其首款產品——基于糞便樣本的無痛無創大腸癌篩查試劑，從研發到獲批上市，整整用了6到7年時間。

“國外出一個創新藥，10年時間，10億美元的投入，10%的成功率。”曾在德國拜耳制藥任職的于浩洋，對創新藥研發的長周期、高投入、低成功率有著切身體會。他坦言，回國創業后深感“創新要逢其時”，而資金與融資能力，往往決定了創新企業能否挺過漫長的研發與臨床驗證期。

如今，晉百慧生物已走出“創業前段”：產品獲批、榮獲國家科學技術二等獎、納入廣東省醫保目錄。這意味著，這款創新產品真正完成了從研發、臨床研究、產業化到市場準入的閉環。但于浩洋的焦慮并未消散——“現在就開始要做市場了，我們需要更長期的耐心資本的支持”，以便將已進醫保的優質產品盡快轉化為現金流，惠及更多患者。

于浩洋的經歷，折射出中國科創企業典型的成長曲線：前期技術沉淀漫長而孤獨，后期市場爆發卻需要更猛烈的資本助推。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機構的角色不僅是“輸血”，更是與企業共同穿越“死亡之谷”的同行者。據其透露，晉百慧生物已成為華潤銀行的客戶，“非常感謝這些金融機構、銀行端，包括華潤銀行對我們企業一路以來的支持和幫助”。

銀行的“產業合伙人”轉型

面對科創企業的融資訴求，傳統銀行信貸模式正經歷深刻重構。廣東華潤銀行深圳分行行長助理陶歡在論壇上透露，2025年，華潤銀行深圳分行累計拜訪了超3000家科創企業。在這些密集走訪中，銀行發現超過30%的企業痛點高度集中于兩個維度：一是技術如何跨越市場化的鴻溝，二是高速成長中的內部管理短板。

“科創企業的技術是很牛的，但是技術怎么能讓市場看得見，又用得了？技術是怎么成為產品的？產品是怎么成為有盈利性的，而這個盈利性的訂單如何持續獲取？”陶歡拋出一連串的發問。

一旦跨過這道鴻溝，企業往往迎來爆發式增長，但內部的財務管理、現金流規劃、稅務咨詢、法務合規乃至擴張節奏，又能否同步跟上？

基于這兩個痛點，華潤銀行嘗試構建了一套“科創力”評價模型，從技術先進性、研發持續性、人才結構、成果轉化服務能力等四個維度，重構信貸判斷標準。與此同時，銀行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在迭代，從華潤自身的角度來看，發揮“產業銀行”的特色，尊重產業的發展規律，敬畏敢闖敢試的創新精神。

“我們不僅僅是提供資金，也不僅僅是進行信用額度上的疊加。我們應該是產業的合伙人。”

陶歡進一步闡釋了這一理念的落地路徑：華潤銀行依托“潤創港灣”產業服務矩陣，從生產、銷售、訂單、管理等全流程陪伴企業成長。更具突破性的是，銀行正嘗試打破“相互等待”的僵局。

破局之道，在于銀行先往前面邁一步。陶歡透露，華潤銀行深圳分行2025年投下的信貸資金中，有創投機構參與A輪和B輪覆蓋的比例近70%。銀行甚至通過股東查詢，優先篩選創投機構投過的企業，著重研究企業成長歷程。

此外，依托華潤集團、中國電子、南方電網等股東資源，華潤銀行還計劃推出“走進鏈主”活動，將科創企業直接對接到產業鏈主的采購部門面前，從資金提供者到產業合伙人，從信用中介到生態連接者，銀行的角色進化，正在重新定義科創金融的服務邊界。

在“大膽”與“耐心”中重塑風險定價能力

如果說銀行是科創企業成長期的重要支持者，那么創投機構則是更早觸達初創企業的“探路者”。在AI時代顛覆傳統企業創新過程的背景下，創投如何評判初創企業的資金需求與價值？同創偉業董事總經理陳悅林和云創投創始人、董事長李嘉，分別從“大膽資本”與“重度服務”兩個維度給出了答案。

陳悅林觀察到，國內創業范式已從商業模式創新轉向高新技術為主導的創業范式，技術創新主要來自高校、科研院所及海外歸國高端人才。“有沒有這樣的膽量和勇氣，在非常早期的情況下就做出我們的押注，這就是大膽資本的定義。”

大膽資本的底氣，源于專業化深耕。同創偉業在生物醫藥領域配置了十余人專業團隊，芯片半導體、AI、材料等前沿賽道亦有人持續跟蹤。陳悅林表示，敢于在早期對技術發展趨勢做出判斷，進行押注。但大膽不等于冒進，選擇了之后，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遇到什么問題，能不能陪企業走出來，這才是耐心資本的真諦。

陳悅林分享了一個典型案例：深圳一家3D打印企業，同創偉業2018年投資后發展一直不順，但團隊選擇持續陪伴。2025年，該企業推出一款全新產品需要眾籌資金，同創偉業在2019年投資的基礎上又領投了新一輪，助其成功落地眾籌。

與國資背景深厚的同創偉業不同，云創投是一家扎根南山18年的市場化早期投資機構，堅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李嘉坦言，早期項目的死亡率極高，但云創投的投資死亡率不到5%，秘訣在于“重度服務”。

“我們所有的合伙人都是高級技術經理人和創業者一起在創業。”李嘉描述了一種“投后共生”的模式：補技術短板、帶產業資源、輸管理經驗、搭商業模式，資本在和創業者一起創業，這樣才能敢投資。云創投旗下還運營著國家級孵化器，將被投企業聚集在物理空間高頻常態重度服務。

這種“重度服務”不僅降低了早期死亡率，還成為撬動銀行資源的杠桿。李嘉透露，云創投采取“投和貸，而不是貸和投”的策略，吸引銀行機構跟著往前走。一個典型案例是，云創投曾幫助一家芯片企業打破常規獲得500萬元信貸支持，兩年內該企業估值翻了20倍，后續融資時最初放貸的銀行已將授信額度提升至兩三千萬元。

“社會創新繁榮是由無數普通的人創造的”

圓桌論壇的尾聲，嘉賓們不約而同地將話題引向一個更高維度的命題：科創金融不是單一機構的獨角戲，而是多方協同的生態共建。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智庫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本力指出，中國金融業正經歷深刻轉型，資金重心已從傳統的房地產行業，轉向服務更具科技含量但也伴隨更高風險的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在這一過程中，私募股權投資機構憑借其在風險評估與價值發現上的專業優勢，成為了連接資本與科技創新的關鍵力量。

于浩洋則從企業視角提出了資本化前夜的期待：晉百慧生物正處于Pro-IPO階段，計劃通過融資完成資本化，獨立IPO還是反向收購都是資本化的可行路徑。他特別提及香港18A上市規則對非盈利生物醫藥企業的包容性。

陳悅林強調了創投機構在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中介服務”的價值。同創偉業管理的資金中，大量來自地方政府，“幫各地方政府做產業的培育”。他舉例稱，深中通道開通后，深圳多家企業赴中山設廠，“單單其個人經手的項目就給中山市貢獻了兩家深圳企業，在中山當地投資建設規模達20億元~30億元。從政策解讀、區域選址到深度對接，創投機構正在扮演產業遷移與區域協同的“超級聯系人”。

然而，投貸聯動的實際運行效果并不理想。陳悅林直言，銀行的評價體系跟創投還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特別是在早期階段，銀行的產品同質化，如何為企業解決問題，才是合作的根本。

陶歡則回應，當中的破局之道便是銀行往前多走一步，發揮主觀能動性，打破中間的信息屏障。銀行必須拿出服務態度，“不是我有什么，你就得用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們創造什么。”

論壇最后，本力認為，化解當前科創金融的痛點，需要從分工角度去理解，并引用5月15日剛剛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的觀點作結：社會的創新繁榮并非少數精英釀就，而是由無數普通的人創造的。在這一視角下，每個機構、分工，無論大小，都是創新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生命體。尊重每一個專業，尊重每一個創造者，或許正是大灣區科創金融從“相互等待”走向“協同創新”的終極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