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2027年度最低工資談判正在進行，而一項針對上班族的調查顯示，很多勞動者已經不滿足于小幅上漲。市民團體“職場甲質119”31日公布調查結果稱，超過六成受訪上班族認為，明年最低工資至少應達到每月251萬韓元，也就是每小時1.2萬韓元以上。這個數字比目前每小時1.032萬韓元的最低工資高出不少，也說明韓國勞動者對生活成本上漲的不滿正在集中釋放。

這項調查由職場甲質119委托輿論調查機構全球調查，于2月2日至8日面向韓國全國1000名19歲以上上班族進行。結果顯示，62.3%的受訪者認為，2027年適當最低工資應達到月薪251萬韓元以上。更進一步看，30.3%的受訪者認為最低工資應達到每月271萬韓元，也就是每小時1.3萬韓元以上。

這個結果的核心，不只是“勞動者想漲工資”，而是他們認為現行最低工資已經難以覆蓋基本生活。調查中，59.5%的受訪者認為，目前最低工資不能保障“像人一樣的生活”和未來計劃。也就是說，在相當多勞動者看來，最低工資已經不再是生活安全線，而只是勉強維持生存的底線。

所謂最低工資，原本不是讓人富裕的制度，而是保證勞動者通過工作至少能維持基本生活。但韓國現在的問題是，房租、食品、交通、醫療、教育、通信費都在上漲，最低工資漲幅卻長期偏低。對低薪勞動者來說，每個月工資剛到賬，就要被房租、貸款、保險、交通費和生活費迅速吃掉，根本談不上儲蓄、結婚、生育和未來規劃。

今年韓國最低工資為每小時1.032萬韓元。勞動界認為，如果提高到1.2萬韓元，相當于至少上漲約16%。經營界則大概率會強烈反對，因為對小商戶、餐飲店、便利店、住宿業、零售業來說，人工成本已經是沉重負擔。韓國最低工資談判每年都很激烈，本質就在這里：勞動者覺得不漲活不下去，經營者覺得再漲撐不住。

這次調查還顯示，關于最低工資是否充分反映物價上漲率和經濟增長率，韓國上班族意見出現分裂。52.3%的人認為已經反映，47.7%的人認為沒有反映。這個分裂很有意思，說明勞動者內部也不是完全一致。可能有些人擔心漲太快會影響就業和小企業經營，也有人認為過去幾年物價漲得太快，工資根本沒跟上。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另一項結果：72.6%的受訪者認為，最低工資應適用于特殊雇傭勞動者、平臺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等所有勞動者。 這說明韓國社會對“誰才應該受到最低工資保護”的理解正在擴大。過去最低工資主要針對傳統雇傭關系，也就是有公司、有老板、有固定工時、有工資單的勞動者。但現在，外賣騎手、快遞員、代駕司機、平臺接單勞動者、自由職業者越來越多，他們也面臨低收入和不穩定問題。

問題在于，平臺勞動者到底算不算傳統勞動者，一直存在爭議。平臺說他們是個人事業者，是自由接單；勞動者則認為自己實際上受平臺算法、單價、評價和派單規則控制，并不是真正自由。如果這些人被排除在最低工資制度之外，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勞動保護空白。尤其是在外賣、配送、代駕、平臺服務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已經無法回避。

從勞動者角度看，平臺勞動看起來靈活，實際上風險很高。沒有穩定底薪，沒有固定休息，沒有完整社保，車輛、油費、保險、事故風險很多時候還要自己承擔。如果訂單少、單價低、天氣差，收入就會大幅波動。最低工資制度如果只保護辦公室和店鋪里的員工，而不保護平臺上的勞動者，制度就跟不上勞動市場變化。

但從經營者和平臺角度看，全面適用最低工資也有難題。騎手在線等待時間算不算工作時間？同時開多個平臺接單時，誰負責補足最低收入？自由職業者的工作成果如何換算成時薪？如果平臺成本大幅上升，是否會提高服務費、減少訂單補貼、壓縮騎手數量？這些都是未來制度設計必須解決的問題。

所以，最低工資談判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數字問題，而是勞動市場規則重寫的問題。1.032萬韓元、1.2萬韓元、1.3萬韓元，表面上是時薪差距；背后卻是韓國社會如何定義“最低生活標準”、如何看待平臺勞動、如何平衡勞動者生存權和小商戶承受能力。

職場甲質119勞務師崔寶華表示，很多勞動者認為最低工資跟不上物價和經濟水平，也不足以保障人類生活，因此最低工資討論應以保障勞動者生存權、緩解不平等、加強社會安全網為中心。這個說法很有代表性。最低工資制度的核心，不應該只是企業負擔，也應該是勞動者能否靠勞動維持尊嚴。

從中國社會來看，這個問題也很熟悉。中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不同，但很多勞動者同樣面臨“最低工資能不能覆蓋真實生活成本”的問題。尤其是在大城市，房租、交通、餐飲和社保支出很高，最低工資往往只是法律底線，不是體面生活線。平臺勞動者、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員是否應獲得最低收入保障，也是中國正在面對的現實問題。

中韓兩國共同面對的難題是，傳統勞動制度正在被平臺經濟和靈活就業沖擊。過去一個人進公司上班，勞動關系清楚，最低工資容易適用；現在越來越多人通過平臺、外包、承包、接單、自由職業獲得收入，法律身份模糊，收入波動大，保護也容易落空。如果最低工資制度不更新，很多勞動者就會在“看似自由”的名義下失去基本保障。

當然，最低工資不能無限上漲。小商戶的困難也是真實存在的。韓國很多便利店、餐廳、咖啡店、住宿業者本來就面對租金、原材料、能源價格和內需低迷壓力。如果最低工資漲幅過快，可能導致雇主減少用工、縮短營業時間，甚至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這也是經營界每年反對大幅上漲的原因。

因此，真正合理的方向，不是簡單讓企業單獨承擔所有成本，也不是讓勞動者繼續忍受低工資，而是政府、企業、平臺和社會共同分擔。比如對小商戶減輕社保負擔，對低收入勞動者擴大勞動獎勵和住房支持，對平臺企業設定最低收入規則，對高利潤大企業強化社會責任。最低工資只是一個工具，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但它是最基本的安全線。

說得更直白一點，韓國上班族要求最低時薪1.2萬韓元，不只是想多拿錢，而是在說現在的錢已經不夠生活。物價漲了，房租漲了，油價漲了，外食漲了，但工資如果只小幅上漲，勞動者的實際生活就會越來越緊。對低薪勞動者來說，最低工資不是經濟指標，而是每個月能不能撐過去的問題。

這次調查也提醒韓國最低工資委員會，不能只在會議室里討論企業承受能力，也要看到真實勞動者的生活賬單。一個社會如果讓全職工作的人仍然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那么最低工資制度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意義。

所以問題也很現實：韓國2027年最低工資應該漲到1.2萬韓元以上嗎？如果不漲，低收入勞動者生活壓力會繼續擴大；如果大漲，小商戶和低利潤行業又可能承受沖擊。再進一步，平臺騎手、自由職業者這些新型勞動者，到底該不該納入最低工資保護？這場談判考驗的，不只是工資數字，而是韓國社會愿意給勞動者怎樣的最低生活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