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假如有可能，你會跟我走嗎？”

——《萬靈》

我和克萊爾·貝斯在離別的氛圍中去了布萊頓，那時小孩埃里克已經返校，她同意再見我一面（單獨見面），聽聽我的提議，跟我談談，不慌不忙，不定鬧鐘，也不會聽見那些一到整點、半點、一刻鐘就敲響的鐘聲，那些在黃昏時分仍毫不客氣地響個沒完的鐘聲（還會一直敲到永遠，不過我已經不用再聽了）。

我們是周末去的布萊頓，是個周六，只打算在那兒住一晚——我們一起度過的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夜晚。

我們幾乎沒走出布萊頓的酒店。它和倫敦、雷丁那些千篇一律的酒店不同，屋子里有兩扇相對的窗戶，一扇可以看到赫赫有名的英皇閣，它有著尖塔和洋蔥形的圓頂，帶著一種怪誕的偽印度風格；另一扇則可以看到海灘。（這是唯一一次我們在一起花費高昂：偷情通常是很廉價的）。

我們并不是真的沒走出酒店，可我總有這種感覺——總是和克萊爾·貝斯困守一處，無論是在牛津、倫敦、雷丁還是布萊頓。

這次我們沒有乘火車，而是開她的車去的，這也帶有某種開始和嶄新（雖然是在結束）的意味：我們倆坐在她的車里，向南方駛去，第一次把倫敦和雷丁甩在身后。我在左邊，有種載著她的錯覺，而她會留下開車載我的（真實的）印象。

但我認為這一切都是不真實的（與我們自身有關的事才會產生這種不真實的感覺，與他人有關的卻不會，包括一個三十年前死在遙遠國度的人，和另一個沒有死卻應該在彼時、彼地死去的人）。

我們沉浸在離別的味道中，這是一種濃烈且永遠可以分辨的味道。盡管實際上告別和分離的結局在一開始就已確定（在一個途經之地，擁有一個被稱為“愛情”的東西，擁有一個可以想念的“人”，這就是最初的決定與計劃），我們還是假裝并非如此，假裝結局可以取決于這次見面、這個周末，假裝在這座城市、在布萊頓這家酒店的這個房間里，我們可以做出也可以不做決定。

當我向她提出不可能實現且明知會被拒絕的計劃時，我感到了極大的寬慰（也許是極大的快意）：恰恰是這種已知的不可能與必然的否定——先開口提議的人等待的就是拒絕——讓人得以毫無保留、激烈地表達欲望。假如有一絲絲被滿足的風險，表達時就不會那么篤定了。

我想，克萊爾·貝斯也假裝相信我，假裝把我的話當真，還跟我解釋，仿佛真有必要解釋，仿佛只說一個“不”字還不夠，仿佛她要盡量不傷害我，而我理解這一點也很重要似的（她表現得體貼周到）。

要讓非親緣關系得到承認、升華，這就是必需的程序。這類關系從未有過成果也并不有趣，但對思緒來說似乎必不可少，它讓思緒幻想將要到來的一切，不至于倦怠、頹靡，不至于陷入消沉。

但所有這些，我們起初都沒有談及——我保留了自己小小的演說，她保留了自己鴻篇大論的回答。等到晚餐后，在無垠的海灘上散了步，回到酒店房間時，我們知道，最宏大的工程（表演和偽裝）不得不開始了。——我們一直節省著體力（無論是言語上的，還是告別的情緒上的）。

我們斷斷續續說了這么多的話，停頓了這么多次，終于上了樓（但還不晚，因為我們知道還有許多個小時才會結束這一天并睡下，也許我們不希望讓一切變得過于勞累或過于真實）。

她像平常那樣脫了鞋子，我沒脫，盡管我的襪子里有沙子。她躺到床上，不用說，裙子又撩了上去，她總是如此，好像必須得真切展示她那雙修長的、動起來有點孩子氣的腿（在他人眼中，那是雙肌肉若隱若現、筆直的腿）。

那天晚上，我們可以讓時間永遠停住，或沉浸在這種錯覺中，所以一切都不急，不急著開口說話，不急著親吻對方。春天的晚上的確春意盎然，房間的一扇窗開著，透過它可以看見遠處被照亮的不協調的尖塔或洋蔥形的圓頂。

我背過身去，靠在窗框上。透過另一扇窗，可以看見沙灘和海水。

我點燃了一支煙，說：

“克萊爾，我不想走。我不能現在走。”

我認為這兩句如此相似的話足夠讓她開口，讓她回應些什么（我也馬上意識到，雖然我開始說話了，卻依然在思考，無法停歇）。她開口了，但是沒有回答（或者說不完全是回答，她用一個問題代替了答案）。

“你是說離開牛津嗎？”

我說：

“是的，但不全是牛津。我想，牛津我是希望離開的，再說，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合同已經到期了。但我不想跟你分開。這幾個星期長得沒有盡頭，我真是太想念你了，我不想純粹因為地理的原因跟你分開，這太荒唐了。”我想，說了這些話之后，我的意思更清楚了。情人之間的嚴肅談話總是需要這般清楚，它必須在平坦、透明、未來的維度中流淌。

“地理因素是讓人們分開的足夠強大的理由。有時是不可挽回的。你不想走，又很想走，你不太清楚你究竟想要什么。我知道自己不能也不愿意離開。但是，你不知道，也無所謂，因為不管怎樣，你都得走，你會走的。談論毫無疑義的事情沒有意義。”

我說：

“但你可以跟我走。”我想，在那個六月的夜晚，在那個周六，在布萊頓，令我驚訝的是這一句話就（清楚無誤地）讓我表達了幾乎全部的重要內容（我也料到克萊爾·貝斯會說這不可能）。

“去哪兒？馬德里？別荒唐了。這不可能。”

我說：

“可是，假如有可能，你會跟我走嗎？”我想，我也給她提供一個機會，讓她說她會做到我們倆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她沒有接茬，因為這不是她的劇本，而是我的。

“我很好奇怎么個走法。”

我說：

“我不知道。得找到一個辦法。只要愿意，辦法總能找得出來，但首先必須有找的意愿。我需要知道你愿意或者打算想辦法。我不愿意再重復那樣的四個星期，也不愿意見到你兒子時他用那種奇怪的眼神看我。我希望他認識我，假如我們住在一起，他會跟我們一起生活，我想讓他也成為我的兒子，或者繼子。沒有你，我沒法活下去，現在馬上就要失去你了我才意識到這一點，也許太晚了，但事情總是這樣——”

我想，說話時越來越大膽了，而且說得太快。我壓根兒沒料到自己會說這些，從一開始到最后結束，我都不是很肯定自己想說這些（“一起”這個詞，“兒子”這個詞，“繼子”這個詞）；不過我也想到，最后那幾句話，包括最后一句，在非親緣關系所能容許的極有限的范疇內，尚且是可以被接受的。

克萊爾·貝斯本該表現出驚訝——至少一點點，但她選擇以毫不驚訝作為偽裝。她要假裝自己不驚訝，這是一種將驚訝（她的偽裝）轉嫁給對方的方式。

“不是太晚了，”她說著，在床上點燃了第一支煙......

在對未來進行的開誠布公的對話中，需要幾個步驟（這些步驟只是程序）。

在這種情形下我有兩種選擇：（望著海灘）問她是否永遠也不會拋棄丈夫，因為不管怎樣，她依舊愛著他（但是在布萊頓，在這個六月的周末晚上，我不想冒著風險聽她說，是啊，就是這樣；也不想礙于面子而不得不拼命否認她的回答）；或者——假裝第一種可能性不存在——斥責她不夠勇敢、安于現狀（說這話時我轉身望向遠處的圓頂，把煙蒂從窗口扔出去——就像扔一枚硬幣，背對著她），斥責她滿足于我不曾參與的那些事，對那些事我不負有責任也不會尊重。

不過，我是否選擇第二種已無所謂，因為克萊爾·貝斯已經照著第一種可能回答了。

◎ 上文摘錄于《萬靈》，有刪減，作者哈維爾·馬里亞斯。

“我”曾在牛津的萬靈學院待過兩年，而那兩年，總結下來無非是這樣：

1）在大學當留子；2）在課上當混子；3）在街上當溜子

除此之外就是編瞎話、傳八卦、搞破鞋....意義？沒什么意義，我知道，這兩年注定在我人生中沒有任何位置，注定會被遺忘。而如果你問我，為什么現在還要竭力回憶、努力寫作，我也許會說我不知道，又也許會說：

一切都將被抹去，但一切都需要被講述至少一次。

作為諾獎熱門人選，馬里亞斯未能在生前奪魁，卻贏得了王位——因《萬靈》的問世，他于1997年被正式加冕為雷東達王國的國王，《萬靈》也成為一本名副其實的傳奇之書：文學不僅照見現實，還改寫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