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電梯從斯坦的辦公室往下沉，那股羞恥感燒得我五臟六腑都在疼。憤怒找不到出口，全都倒灌回自己身上，我甚至自問是否有個詞叫“內怒”——像酸、鹽、硫磺那樣腐蝕性極強，卻只灼傷自己。我為什么沒拒絕離開？為什么不在他面前唱出來？妻子想安慰我，我躲開了她的手，有些情緒只能自己消化，像一塊燒紅的鐵，誰碰就燙誰。
走到街上，我們伸出手豎起大拇指。總會有人停下來的——這是少數幾件我們還能確信的事。一輛普利茅斯Valiant靠邊，長頭發的司機問我們去哪兒，我們說去哈爾家。他說可以，但中間得繞去吉恩·克拉克的住處，有東西要交給這位前飛鳥樂隊成員。方向完全相反，但能見到吉恩·克拉克，這個機會太誘人了。四年前，他和藍草傳奇道格·迪拉德坐在格倫代爾冰屋的觀眾席前排，那是我在開放麥表演的某個晚上。他會認出我嗎？也許他認識斯坦，能替我說句話——我知道這個念頭有多荒謬，多渺茫。
克拉克的妻子在門口迎接我們，擁抱了我們的新朋友。她請我們進去，說吉恩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時候回來，但我們可以等。有人遞來一根大麻煙，我們分享了它，草讓壓力軟化了，但我還是太低落，說不出什么話，妻子替我填補了那些沉默的空白。一小時過去了，吉恩沒有出現。司機說，先送我們到目的地，之后他再回來。這畫面太熟悉了——就像1970年秋天我們離開的那個好萊塢，幾乎每個偶遇的人都能跟某個名人扯上關系，而那個名人，幾乎從來不會真的出現。我想離開這里了，回到塔拉哈西，做一盤樣帶寄給斯坦。我還沒有放棄。
我打電話給父母，告訴他們去不成庫比蒂諾了，等買到機票就飛回塔拉哈西。回去之后，我們重新在羅賓家安頓下來。我開始問身邊做音樂的朋友，有誰認識能幫忙錄樣帶的人。有人介紹了一個家伙，他有一臺TEAC四軌錄音機，幾支還過得去的麥克風。所謂的“錄音室”根本談不上專業——沒有調音臺，沒有隔音板，只是一間天花板很高的維多利亞式客廳，高高的窗戶掛著簾子，磨損的木地板上鋪著東方地毯。但很安靜，這就夠了。柏樹樂隊的前貝斯手雷答應來幫我，他說不用給錢。接下來幾天，我們錄了四首新歌的基礎部分——吉他、人聲、貝斯。效果不錯，但我想疊錄和聲，再加幾件樂器，讓編曲更豐滿。
某天下午，我去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對面的老比爾書店投了份求職申請。穿過馬路的時候，腦子里全是那些還沒錄完的旋律，它們在等一個更完整的聲音。就像命運丟給你的那些碎片，總得自己一片片撿起來，拼成能聽的東西。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