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檢察40周年，是一個機構從無到有的歷史，更是一代代未檢人在孩子面前重新理解法律、權利、責任和未來的修行。

從“長大成人”到“四十不惑”

今年是未成年人檢察制度創立40周年。作為一名與未檢同行了二十多年的學者，回首望去，我的心中充滿了復雜而溫暖的感慨。

未檢從長寧探索起航，由上海的一枝獨秀，到后來逐漸走向全國，經歷的并不全是鮮花和掌聲。二十多年里，我參加過它從18周年到40周年的每一場紀念；也見過它在改革時最彷徨、最緊張的日日夜夜，在機構前途未明、理念遭遇質疑的關口，一群人靠專業、情懷和擔當默默堅守著，甚至不留姓名。

站在“四十不惑”的節點上回望，我越來越覺得，這四十年真正值得書寫的，不只是機構沿革、程序創新、辦案數據，也不只是若干“首創”“首例”的簡單羅列。那些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面對孩子、面對案件、面對社會情緒的時候，未檢人究竟相信什么、堅持什么、守住什么。“四十不惑”不是說未檢已經沒有困惑，而是走過四十年后，我們應當更加清楚：未檢制度因何而生，又應當向何處去。

一個新小組，一套新理念

未檢的故事，要從一個小組講起。

1986年6月，長寧區檢察院在審查起訴科內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少年起訴組”。今天看來，這是一個足以寫入中國少年司法史的節點，正是從這里開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從普通刑事檢察工作中分離出來，開始朝著專門化、專業化方向發展。但在當時，它或許只是機關里分出了兩張桌子，配了一長一少兩位同志——丁永齡檢察官和年輕的書記員秦雙順，為孩子們單獨辟出一小塊地方、花上一點時間、換上一種不同于辦理成年人案件的眼光。

很多制度，先有理念再有機構；但未檢恰恰讓我看到，理念若沒有一支穩定的隊伍承載，很容易散在風中。只有有了機構，才會有穩定的隊伍；只有有了隊伍，才會有持續的經驗、共同的話語和代際的傳承。未檢之所以能夠一步步生長出專門人員、專門程序乃至專門處遇，根子正是在于最初那一點點機構上的分離和堅守。

正確對待“尚未完成的人”

但有了一個小組，只是讓孩子第一次被專門看見。未檢真正的考驗，是當這個孩子犯下讓成年人憤怒、讓社會不安的錯誤時，司法還能不能繼續把他作為一個孩子來看待。

所謂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包含“當嚴則嚴”的內在邏輯。所以少年司法制度，都會設計“放棄管轄權”的機制，對于惡意補足年齡者視作成年人一樣處罰。但未檢工作（或者說整個少年司法工作）最難的地方，恰恰也在這里。它不是不知道憤怒、不是不知道懲戒，也不是要無視被害人的傷痛，更不是把保護理解為縱容；它要求未檢人在社會憤怒、輿論壓力、案件震動面前仍然堅持把這個孩子作為一個“尚未完成的人”來看待，要求在最容易被憤怒支配的時候先停一下，多問一句：這個孩子是不是還有被教育、被矯治、被重新帶回來的可能？懲戒的力度到多大才算合適？刑罰之后，他會走向哪里？

未檢超越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成年人面對少年罪錯時最本能的沖動。未檢的理念是選擇一條更克制、更艱難的路，這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氣。

超越未成年人“刑事”檢察

未檢從刑事案件中生長出來，但如果只停留在刑事案件里，它又很難真正完成自己的使命。

未檢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對“人”，而非對“案”。孩子的問題，從來不會按照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這些成年人設計出來的業務邊界整整齊齊地排列。因此后來我愈發堅持：未檢不是刑事檢察旁邊多出來的一點溫情，也不是將幾項檢察職能機械相加。它的出發點是未成年人這個特殊主體，也正因如此，它天然地會走向融合履職。這并不是檢察機關想要“多管閑事”，而是未檢工作的特殊性迫使檢察職能必須突破刑事案件的藩籬。

清邊界，知進退，是為不惑

走出刑事檢察的“一畝三分地”，未檢展現出了極大的活力。但走得越遠，越要思考清楚邊界。

早些年做未檢工作、少年司法工作的人，多少都有一點“全能”的氣質。

但時至今日，未檢已經不能靠這種“全能”來支撐。全能有時是擔當，有時也會變成越界；多做一步有時是保護，有時也可能會遮蔽其他主體本應承擔的責任。家庭該做的監護，不能都推給司法；學校該做的教育，不能都等檢察建議；行政機關、社會組織、網絡平臺各有各的位置，未檢也不應把自己變成未成年人保護中的“總司令”。未檢工作不是包打天下，而是在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防治的鏈條上，成為那個敏銳、克制而有力的關鍵環節。成熟的未檢既要懂得向前一步，在個案中發現問題、推動治理、促使該動起來的機制真正動起來；也要懂得退回一步，把家庭、學校、社會、政府、網絡和司法保護放回各自的位置，讓該負責的人都負起責任。

獨特而不可替代的顏色

經歷了多年發展、探索與校準，未檢工作已成為檢察業務體系中的一抹獨特亮色。未檢之所以不可替代，不在于它辦多少案、訴多少人。未檢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面對的是未成年人這個特殊群體。孩子沒有完全長成，很多時候也沒有能力為自己辯護、為自己求助、為自己的未來作出穩妥安排。當家庭失靈、學校失守、社會支持不足時，國家就不能缺席。未檢工作本質上是通過檢察權的運行，承擔起國家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責任。

從這個意義上說，未檢當然不止一張面孔。面對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它應當是怒目圓睜的童權監察官；面對必須追究責任的未成年人犯罪，它仍然是莊重克制的國家公訴人；而貫穿其中的底色，則是國家監護人——在孩子最無助、最危險、最容易被放棄的時候，讓他知道還有一種國家責任可以依靠。

也正因為如此，我一直主張未檢要有代表人物、代表團隊，因為國家責任最終要通過具體的人被孩子、家庭和社會感受到。

四十年后，仍要相信什么

四十年前，未檢在長寧的小辦公室內悄然萌芽；四十年后，它已成長為中國司法版圖中極具辨識度的“溫暖地帶”。

四十年之后，我們仍要相信教育。教育不是不懲戒或無原則寬縱，真正的教育恰恰包含必要的責任承擔。但責任承擔的目的不是把孩子推向絕境，而是讓他知道法律有邊界、人生也還有可能。

四十年之后，我們仍要相信保護。未檢的保護，應當是面向所有未成年人未來健康成長的保護。保護意味著未檢工作要始終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帝王原則”，在每一個涉未案件中始終關注孩子的未來。

四十年之后，我們仍要相信社會連帶。未成年人保護從來不是哪一家機關能夠獨自完成的事業。未檢的價值，正是在于通過一個個案件把分散的責任重新連接起來，讓每一個應當負責的人都回到孩子身邊。

都說四十不惑，但新時代的新問題的確很讓人困惑：網絡空間里的侵害，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家庭結構和社會觀念的變化，都會讓未檢面對過去不曾遇到的考驗。但越是變化之中，越要守住不變：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保護的價值，相信社會的共同責任，也相信每一個孩子都不應被輕易放棄。

四十年過去，未檢早已不是長寧那間辦公室里的一個小組。但我始終認為，那個小組留下的最重要的東西一直在指引著一代又一代的未檢人：在一個孩子可能被簡單歸入“案件”的時候，仍有人愿意把他作為孩子看見；在一個孩子可能被放棄的時候，仍有人愿意走近他、保護他、約束他、挽救他。或許，這就是未檢四十年留給中國司法最溫暖，也最堅定的答案。

（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副書記、法學研究所所長 姚建龍）

（來源：檢察日報·檢察新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