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眾所周知，日本對中國懷有較深的敵意。然而，許多人認為這種敵意始于甲午海戰。實則不然，這一恨意的種子早在明治維新前后便已埋下。
彼時，日本正處于從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階段，國內局勢動蕩不安，宛如一鍋煮沸的粥；外部又面臨西方列強的壓力，被迫打開國門。
明治上臺后，迅速開啟學習西方的進程，大力推進工業化建設、組建近代軍隊。但由于資源匱乏、領土狹小，日本在發展過程中始終感覺有所欠缺。也正是從這一時期起，日本的對華政策開始發生轉變。
簡而言之，日本將中國視為一塊現成的“肥肉”，認為既能從中掠奪資源，又可借此轉移國內矛盾。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清國征討策略”，其侵略步驟依次為：第一步，占據臺灣；第二步，吞并朝鮮；第三步，進軍滿蒙；第四步，滅亡中國；第五步，稱霸世界。這并非紙上談兵，而是切實可行的侵略路線圖。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廢除了武士階層，眾多舊武士因此失業并引發騷亂。為穩定國內局勢，日本妄圖通過對外戰爭來化解矛盾。1873年，西鄉隆盛等人鼓吹征韓，企圖借此機會對外擴張。然而，國內先爆發了戊辰戰爭，但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并未就此平息。
談及日本對中國敵意種子的源頭，不得不提及吉田松陰此人。他秉持這樣的觀點：既然難以與歐美列強抗衡，便將侵略目標轉向亞洲鄰國，而中國首當其沖成為其首要目標。他創辦了松下村塾，向學生傳授兵法知識，著重強調從朝鮮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略構想。1859年，吉田松陰因反對幕府統治而被處死，但其學生后來成為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積極推動了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
與此同時，福澤諭吉也積極學習西方文化。1860年，他出訪美國，回國后創辦了慶應義塾，致力于推廣啟蒙思想。1885年，他撰寫了《脫亞論》一文，主張日本應與歐美國家為伍，摒棄中國和朝鮮等所謂的“落后國家”。這篇文章在日本各大報紙上廣泛傳播，逐漸使日本民眾形成了中國是野蠻國家、與中國交往是恥辱的觀念。
此外，日本還派遣間諜在中國各地進行滲透活動。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日本間諜在上海、福州等地竊取中國海防情報。甲午戰爭前夕，數千名日本間諜自費來到中國，他們喬裝成中國人，對中國的軍隊部署、鐵路交通、糧食產量等情況進行詳細統計。甚至有間諜混入清軍，乃至滲透進北洋海軍內部。
甲午海戰這事兒，日本蓄謀已久。9月17日，黃海大東溝，日本聯合艦隊繞清艦尾部，用速射炮轟，致遠艦鄧世昌想撞敵艦，中彈沉沒，經遠艦林永升也陣亡。北洋艦隊損失大半，丁汝昌受傷。2月，威海衛陷落，清艦自沉，戰爭結束。
甲午后，日本沒停手，1904年，占領東北，1915年，二十一條逼中國讓步。恨意成了國家紅利，搶了東西還怕丟。日本行為弱國變強，先搶弱鄰。中國當時腐朽，日本鉆空子，但這不改侵略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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