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山東滕縣。

炮火把城墻轟塌了好幾個口子，日軍飛機貼著屋頂飛，機關(guān)槍掃得瓦片亂飛。

滿街都是硝煙和血腥混在一起的味兒，守城的是川軍122師，師長王銘章領(lǐng)著幾千川軍子弟兵，硬扛了日軍第十師團四天四夜。

跟王銘章一起守城的，還有滕縣縣長周同。

這人在當(dāng)時守城的人眼里，幾乎是個挑不出毛病的好官。

戰(zhàn)前城里亂成一鍋粥，老百姓拖家?guī)Э谕峭馀埽虝L和當(dāng)?shù)睾兰澩低蹬扇顺龀牵肴ジ毡救私宇^，準備獻城投降。

周同聽說之后，二話沒說，直接把那兩個領(lǐng)頭的抓了起來，又把個擅離職守的警察巡官拉到街上，當(dāng)眾一槍斃了。

然后他在城中心開了民眾大會，站在一個破木箱子上，對著底下黑壓壓的人頭喊：“大家不要怕，我周同是滕縣縣長，城在人在，城亡我跟著一起亡！”

底下有人抹眼淚，有人鼓掌，那種氣氛，是真的能把人的血點燃。

他把城里所有能拿槍的人都組織起來了，警察、保安隊、民團，還有我黨的抗日義勇軍，全被他拉上了城墻。

十幾個人守一個垛口，子彈不夠就用石頭往下砸，硬扛了好些天，一直扛到王銘章的川軍趕到。

日軍開始攻城之后，周同也沒縮在后頭，整天在城墻上跑來跑去，給戰(zhàn)士們送水送飯，搬彈藥，有傷員他就上去幫著包扎。

一身灰布長衫早看不出顏色了，臉上全是黑灰。

到17號那天，日軍用山炮和飛機把城墻炸塌了好幾段，有日軍踩著碎磚往上爬。

周同站在城頭上，對著身邊那些臉都被熏黑的士兵說：“抗戰(zhàn)以來，殉國的將領(lǐng)不少，但殉國的地方官還沒聽說過，我今天，就開這個頭。”

據(jù)當(dāng)時在場的人后來回憶，那話說得是真硬氣，好些戰(zhàn)士聽了眼眶都紅了，把槍攥得更緊。

18號中午，城破了。

王銘章犧牲的消息傳過來，周同跌跌撞撞跑過去，抱著遺體大哭了一場，然后，他消失了。

所有人都以為他履行了那句諾言。

后來不少報紙和回憶文章里寫，周縣長在城破之際，登上城頭，滿目愴然，說了一段慷慨激昂的話，然后縱身一躍，墜城殉國。

城頭上還有兩三百個負傷的川軍士兵，聽說縣長跳了城，師長也死了，援軍遲遲不到，絕望之下，他們把手榴彈擰開，全部自盡。

多壯烈，多催淚，教科書級別的悲壯。

滕縣的老百姓給他立了碑，學(xué)校用他的名字命名，有人寫了挽聯(lián)，有人編了歌，哭他的人排著隊。

可十年之后，1948年，濟南解放。

我軍在俘虜堆里查身份，查到一個縮著脖子蹲在墻根的老頭，穿著破棉襖，臉上全是褶子，頭低得恨不得塞進褲襠里。

問他是誰，他哆嗦了半天，說了一個名字：周同。

審訊的人一聽，愣了一下：“周同？哪個周同？滕縣那個？”

老頭沒吭聲，算是默認了。在場的人全蒙了，這不是早就成了烈士嗎？牌位還供著呢，人怎么在這兒？

再審下去，真相像爛瘡一樣，一點一點被剜了出來。

當(dāng)年城破那天，周同確實是登上了城頭，也確實慷慨激昂地說了一番話。

可接下來他不是往下跳的，他是順著一條提前綁好的繩子，悄無聲息地滑下去的。

城頭上的人在拼命，城墻根底下炮火連天，誰也沒注意，剛才還在喊口號的縣長，已經(jīng)貼著墻根，貓著腰，穿過濃煙，往西門方向跑了。

他跑到南門，摸進了一座天主教堂，那個神父認識他，把他藏在教堂的地窖里，躲過了日軍的搜查。

后來他化了妝，又在路邊撿了一個逃難小孩抱在懷里，裝成逃難的難民，混出了滕縣。

一路擔(dān)驚受怕，跑到一個叫胡延石的地主家里，連驚帶嚇，加上一路上的風(fēng)寒，他一頭栽倒，大病不起。

胡延石怕走漏風(fēng)聲，輾轉(zhuǎn)托人請來了一位大夫。

大夫叫馬奉莪，滕縣本地人，中醫(yī)世家出身，醫(yī)術(shù)在當(dāng)?shù)赜锌诒?/p>

但他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我黨地下黨。

馬奉莪不知道周同是怎么跑出來的，只知道這是滕縣的縣長，是跟王銘章一起守城的硬骨頭。

他二話沒說，把周同接到自己那兒，親自煎藥，日夜守著，硬是把他從閻王殿門口拽了回來。

周同病好之后，對馬奉莪感激涕零，拉著手說了好些掏心窩子的話，說這條命是你給的，以后咱們就是兄弟。

馬奉莪也確實看重他，覺得這人在滕縣有威望，振臂一呼能拉起隊伍，正是合作抗日的好人選。

于是倆人搭起了抗日民主政權(quán)，周同還是滕縣縣長，馬奉莪當(dāng)了西五區(qū)區(qū)長兼工作部長。

從1938年6月起步，到1940年春天，不到兩年，隊伍從百來號人發(fā)展到上千人，下轄3個團，在微山湖一帶打游擊。

端過偽軍的據(jù)點，也讓日軍吃過幾回吃虧，周同的名字，又一次跟抗日英雄捆在了一起。

可就在這時候，形勢開始變味了。

蔣介石那邊一直盯著，不允許我黨的武裝在敵后發(fā)展壯大。

山東省主席沈鴻烈派人找到了周同，關(guān)上門談了什么，沒有詳細記錄。

但談完之后，周同整個人就不一樣了。

其實他骨子里還是國民黨那一套。

1939年羅榮桓親自找他，誠誠懇懇地談聯(lián)合抗日，他客客氣氣地拒絕了。

現(xiàn)在沈鴻烈稍一敲打，他立刻就轉(zhuǎn)了向。

不但轉(zhuǎn)了向，還開始琢磨，怎么拿身邊的同志當(dāng)投名狀。

他設(shè)了一個局，通知馬奉莪等人來開會，說是商量下一步的作戰(zhàn)計劃。

馬奉莪沒有半點防備，帶著6個干部就去了。

一進門，埋伏的人全沖出來，6個干部和28名戰(zhàn)士全被抓了。

那6個干部后來僥幸脫險，但馬奉莪，被單獨關(guān)了起來。

關(guān)了大半年，1941年2月，一個冷得骨頭縫都疼的深夜，馬奉莪被押到微山湖邊，周同下了命令：活埋。

那一年，馬奉莪36歲。

他是周同的救命恩人，是他最困難的時候幫他搭起隊伍，幫他站穩(wěn)腳跟，把他當(dāng)兄弟的人。

周同親手把自己兄弟，埋進了凍土里。

可這又換來了什么？什么也沒換來。

1944年，他的隊伍被八路軍魯南軍區(qū)司令王麓水打得稀爛，潰不成軍。

沒了實力，他“假殉國”的老底也被人翻了出來，名聲臭了，國民黨也不待見他，他像一塊用過的破抹布，被扔在一邊。

1948年濟南解放，他被活捉，送進了臨沂的戰(zhàn)犯管理所。

審訊的時候，有人問他：“馬奉莪，你還記得嗎？”

他整個人突然就垮了，不是那種被嚇垮的垮，是像身體里有什么東西一下子碎了。

之后的日子，他在管理所里，逢人就說馬奉莪，說對不起他，說自己是畜生，老淚縱橫，鼻涕眼淚糊了一臉，沒有人應(yīng)他，看守的戰(zhàn)士轉(zhuǎn)過身去不看他。

1951年，他病死在管理所里。

臨死前，還拉著別人的袖子，求人家多給馬奉莪燒點紙，說他下去了，得給人家磕頭賠罪。

可是，燒紙有什么用？磕頭有什么用？

那個36歲的年輕醫(yī)生，在微山湖邊的凍土下面，再也聽不見了。

周同這個人，我翻完他的資料，在椅子上坐了好一會兒，說不清是什么滋味。

他不是一開始就是壞人，甚至可以說，他曾經(jīng)非常接近一個英雄。

戰(zhàn)前穩(wěn)定人心，城頭鼓舞士氣，那些事，不是裝的，是硬著頭皮干出來的。

可到了真正要命的關(guān)口，他選了那條繩子，而不是跳下去。

從那一瞬間開始，他就把自己的退路全給堵上了。

不是堵別人的，是堵自己的。

后來的每一件事，他都在彌補最初那個謊言，可謊越補越大，窟窿越填越深，最后只能用更臟的東西去填，把救命恩人填進去，把兄弟填進去。

人性的塌方，從來不是一下子全塌掉的，是先從一條縫開始，然后一塊一塊往下掉。

等你反應(yīng)過來，整座山已經(jīng)空了。

你們說，如果當(dāng)年他真的跳下去了，今天課本里是不是就會多一個名字？

而他活了下來，卻把自己的名字，活成了一個永遠洗不掉的污點。

值嗎？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