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民國文人之間的口舌爭斗：魯迅稱徐志摩為“流氓”，胡適與郭沫若上演互相攻擊嗎？
1921年7月的悶熱在上海書業街巷揮之不去，高夢旦招呼新人時隨口說了句“印張緊俏”，一句話點破當年出版圈的緊張氣氛。胡適在同里碼頭上岸后，很快被商務印書館請去小聚，他翻看樣書時隨手把一張報道剪下貼進日記，這種舉動后來被同行們調侃成“自己給自己留念”。幾天后，郭沫若也被請來赴宴，席間談到《女神》，胡適點評：“詩意有光，但脈絡松?！边@一句后來寫進他的日記，引爆一連串火藥味。
郭沫若回到寓所，翻寫手稿時越想越別扭，8月出的《創造》季刊便拋出那篇著名的《反響之響》。文中一句“清水里也能生蛆”，雖無名指，可圈內人都心知肚明。胡適很快在《努力周報》掛出《罵人》，略帶諷刺：“罵字用得太滿，倒顯得底氣不足。”雙方你來我往，不過三月，上海灘的茶社里甚至開盤競猜下一篇“炮彈”何時落地。
與此同時，北京熱鬧得不遑多讓。1924年12月，《語絲》掛出創刊號，錢玄同、魯迅等人要把白話文旗幟插得更高。第一期里，徐志摩的波德萊爾譯詩《死尸》赫然在目。魯迅看后提筆寫短評，指出譯文“腔調雖美，卻把原作的霉味洗得干干凈凈”，直接點到要害。幾行冷峻文字一出，徐志摩瞬間被推至風口浪尖。
翻譯之爭表面是文字，底下卻是兩條路的碰撞。魯迅在意的是“與其制造音韻，不如摳住人間冷暖”，徐志摩則堅持“詩要像風琴，字句得讓耳朵呼吸”。方向不同，彼此難以說服。年末，魯迅在《晨報副刊》發詩《我的失戀》，暗暗借“窗前月色”譏諷徐的情事；偏偏此時孫伏園離職，徐志摩頂了副刊主筆，立刻把魯迅作品全部攔在門外。
葉公超后來回憶一次午后閑談，魯迅半抿茶水，淡淡一句：“那小子傷春悲秋多過動筆。”短短十幾個字，被傳成“流氓論”。徐志摩并未沉默，他私下對朋友說：“他寫小說，我寫詩，各人消遣各人魂，何苦相看兩厭。”一句看似云淡，卻把隔閡再添一層。
其實，兩派人馬都清楚：真正稀缺的是版面和讀者。商務印書館的教材訂單、新式報館的副刊寸土尺金，多得一版，同行就得往后挪一格。資源之爭裹挾觀點之爭，筆鋒才會如此尖利。郭沫若投稿被商務退回后轉投泰東書局，新書上架當天《京報副刊》立刻給了整版推介；胡適只能另辟蹊徑，借北京大學課堂與《獨立評論》穩固影響力。
時間推到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機從南京北上，不幸墜落于開濟嶺。消息傳到上海，《申報》以整版黑框悼念。魯迅剪下那一版報紙，夾進《準風月談》手稿，有人問他為何留存，魯迅只說了四個字：“文壇一筆。”不久后，胡適與郭沫若也在北平街頭碰面，握手時并未多言，算是默契收場。
翻看那幾年的期刊目錄，《語絲》的犀利短評與《創造》的自由詩篇并排而立；《晨報》上的散文與《努力周報》里的學理互不相讓。爭論帶來的，是讀者口袋里多了幾種口味的文字，也是新文學轉向多聲部合唱的腳注。后來人再讀這一段筆墨往來，也許會搖頭，也許會莞爾，但無法否認：正是這些公開的碰撞，讓二十年代的紙張發出了最嘹亮的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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