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以為，就文學造詣來說，與魯迅相比，胡適充其量不過一介“文學愛好者”；但要論比人格，胡適的性格顯然又更加“健全”，看不到一絲病態，非常健康，很難找到瑕疵，而魯迅就很不好說了。今人喜歡談“魯胡優劣論”，我以為這是最重要的兩點認知基礎，而且都沒必要爭論，因為都是特別顯而易見的事實。

胡適遺物

在文學乃至學術這一塊，胡適是有先天短板的，那就是他缺乏“家學”。他出身安徽鄉下，是小地上的人，那個地方的文化氛圍又遠非江浙可比，最重要的是祖上不是種田就是做小生意的，到了他爹這一代，好歹發憤圖強讀些書，可自始至終都沒功名，努力半生不過博得一秀才，終其生也沒搞出什么事業，可謂郁郁不得志，是那個時代非常底層的“小讀書人”。由于他爹常年在外謀生，胡適自小也沒得到什么“過庭之訓”，生平讀過的“第一本書”不過他老爹自編的甚淺甚陋的四言韻文，傳統文化的底子是非常薄的，所以自傳說待學堂九年一篇《盤庚》都總“讀不熟”。但胡適資質甚高是肯定的，據說三歲就認得七八百個字了，連慣于黑他的江勇振都不得不承認老胡是“天才”（《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早在1927年，西方首席漢學家韋利接觸過一段胡適后，就驚呼他是“當世六大天才之一”，但也認為他的聰明不是“教育與后天的產物，只能說是天賦異稟”，并且明言胡適“雖然形體上是中國人的樣子，但根本等于是西方人”。現在回看，韋利的觀察真是很厲害的。

所以盡管胡適后來風云際會，僅僅27歲就當上了北大教授，還是學術中心里聲名籍甚的頭號網紅，可內心還是很自卑的。也所以，彼時學界祭酒蔡元培給他的第一本書作序，誤以為他出自績溪學術世家“金紫胡”那一脈，胡適也故意不吭聲，將錯就錯，借此自我貼金（這也是他一生名心甚重的表現，需要立名揚萬時，就不要什么“樸學方法與實證主義”了，他公開的一大信條就是“努力做學閥”）。相比之下，魯迅來自“名士之鄉”浙江紹興，還是府城內的書香人家，家族世代讀書，不僅爺爺是翰林，族中長輩翰林進士也是一大把，家門口常年掛著一副牌匾，上書“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所以他一開始的“家學”就不容小覷，剛識字那會就得到翰林祖父指點讀白居易、陸游、李白、杜甫、韓愈，包括一堆經史子集，不僅家里都有，上街也隨便能買到。胡適與胡適，就出身、家境、生長環境、以及教育背景來說，不說完全不同，也可說是天差地別的，尤其是傳統學問方面。用如今的觀念看，胡適倒是標準的“小鎮做題家”，而魯迅是“江南世家子弟”，一開始的受教育方向就大相徑庭。要再引申開玩笑，胡適與魯迅的起點，就相當于衡水中學VS北京四中了。當然，這也可以反過來想，胡適盡管“輸在起跑線上”，卻能如此翻盤逆襲，正也可見他的厲害之處，似乎更可佩可敬。

在后來，胡適即便“暴得大名”，可也有自知之明，明白無論是“國學”還是“西學”，都有短板。在北大那幫同事里頭，尤其是較之“周氏兄弟”，自己那點儲備實在可憐，所以他很聰明地不碰“硬學問”，于傳統樸學文獻考據詩詞書法之類無非打擦點邊球，這些方面的儲備一開始都不如傅斯年顧頡剛這幫大一大二學生，他是適時轉向引進“新方法”，尤其是帶頭“反思傳統”那一套的前所未有的徹底啟蒙架勢，可說代表著那個時代學術思想界“最強音”，是行業“革命精神”的“帶頭大哥”，從而站在“國民導師”的第一線。1931年，胡適重返北大授課，哲學系大二學生牟宗三一聽，就知道他是外行，而且深悉他的“門面活”套路，認為胡適征引文獻時基本不解釋，因為到底是否看懂了他需要“藏拙”，而一旦需要“真正下論斷的大關節，則一說便錯”，“由此便可看出他實在不了解”。實際上，牟宗三認為胡適的學問是很虛的，也懂得掩飾，外行容易迷惑。

直到1961年4月27日，牟宗三在給學生蔡仁厚的信中，還繼續鄙夷其人其學，“對于胡適一類人，我們可根本不理。他的話有什么可征引處？這種人也值不得罵，也值不得征引。我們的層次境界和他完全不同”。胡適的西學，也不一定功底扎實，金岳霖就說胡適講中國思想史無非“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中國哲學史大綱》遮住封面都會以為作者不過是一個美國人。而從《胡適留學日記》可知，胡老師在美那些年，并未曾在讀書上下過多少功夫，是比較愛玩好熱鬧的人，與韋蓮司花前月下的光陰所費估計都比讀書時間還多，忙到在外上廁所時才突擊看點速成小冊子（《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所以，馮友蘭剛從河南鄉下考上北大時，聽著胡老師滿口哈佛哥大杜威柏格森，全都是從未聽過的新名詞新概念，也是崇拜的不得了，可待他多年后猶如青蛙跳出了深井，也跑到歐美見識一番后，對胡老師的觀感就完全變了，胡適也很忌憚他，曉得人家能看穿把戲。胡適與馮友蘭的過節，得從這方面去思索，才會理清其中微妙。

可以客觀地說，以現在的眼光看，胡適的學識、才情都是很有限的，至少功底遠難稱一流。但他勝在聰明，開風氣，善于造勢，樂攜后進，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且生平理念大抵能一以貫之，既追隨者眾，也引領了百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乃至政治學上的新風氣，甚至按照葛兆光的說法，我們至今都還站在“胡適的延長線上”，這才是胡適真正厲害與可怕的地方。但若還是公正地說，起碼在文學這個領域，魯迅是實在看不上胡適的。而胡適的文學趣味，也確實只能欣賞點二三流的東西。胡適不大懂文學，他說《紅樓》不入流，說莎士比亞“實在看不出什么好處來”，說杜甫的律詩都不咋滴集中那些“打油詩”反倒是“老杜的真好處”；同時，他又是最推重易卜生、《醒世姻緣傳》這等層次的文學作品的。我想，諸如此類似也不難窺見他的文學趣味與眼光，大體是偏向二三流的。當初，《白話文學史》一出來，朱光潛就直接“炮轟”，發出了著名的“三大驚訝”；后面胡適又鼓搗了一部“詞選”，龍榆生看后就說，老胡看重的清一色都是淺白近滑者，真正好的諸闕“反被遺棄”，也都是劍指他的文學眼光不行。在那個年代，在民國那批人里，無論拼學術功底，還是比文學水平，胡適確實是較差的，這不是要故意埋汰他。

所以胡適寫詩，無論白話還是舊體，都一塌糊涂，在林琴南夏承燾龍榆生這些行家眼中，簡直是個笑料談資；他寫文章，古文白話，也只能文從字順一白如水，文采于他只怕是不能而非不為也；他想嘗試寫點戲劇與小說，在當時看來都是小兒科水準，如今更不堪卒讀。舉凡此類都是他的短板。至少在文學這一塊，胡適之所以名聲大噪，按現在的話來說，只怕主要吃的是“時代紅利”，又摸準了“信息差”。而魯迅就不一樣了，他才力浩大，夐出前輩，文章詩詞自然好到無需論證，他評點中國傳統詩文、小說，以及西方作家，眼光始終在線，論述極少失手過，除了晚期出于意識形態偏好也確實點了好幾位并不太行的左翼作家。但不管怎么說，當魯迅在精讀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日，胡適的最高志向還是要成為“中國的馬志尼”。我以為，胡適論及學術，真正比較有系統，而且真迥出時流的，畢生都在政治學。這方面素養比他好的，見識比他高的，20世紀中國都找不出幾個。想他在康奈爾轉系后，幾門政治學課程全都在80分以上高分，分數也最穩定（最高是心理學，92分；次為“中國思想史”，90分）。一言概括，胡適是那個時代新風氣的創造者，絕非傳統的經師型人物。他絕頂聰明，他風度翩翩，他口才便給，他極早出洋見過世面，他掌握了國際學術界第一手新訊息，回來就把“故國人民”震得不要不要的。

但另一方面，從“人格”方面來說，應該可以承認，胡適是“健康”得多的，不似魯迅有許多“病態”，內心也有很多陰暗面，屢屢疑神疑鬼，乃至不免刻薄。我想，從根本上來說，這還是因為兩人出身家庭與生長環境不一樣，尤其是童年時代的處境，實在是天差地別的：一個終其生受到“原生家庭”之痛糾纏而無法盡解，一個是每每想到家庭都是暖意，導致雙方“人格”的底色是很不一樣的。在那個時代人的眼中，魯迅無疑是個怪人，不好接觸，冷峻嚴肅，不近人情，隨時可能翻臉，所以多數人只是敬而遠之；而胡適可說恰恰相反，一輩子從未與人紅過臉，永遠笑呵呵，待人接物永遠周到妥帖，“我的朋友胡適之”是那個時代的“及時雨宋公明”，讓人至感溫暖。所以魯迅一生都惦記著“復仇”，而胡適念茲在茲都是如何“愛天下人”。那個時代的知識圈名流準名流，沒有得到胡適恩惠的可說極少；但如果恰與魯迅熟悉的，最后不鬧到翻臉或陌路的，也是極少。單單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兩人性情上與為人處世上的巨大差異。比如，他推舉“政敵”郭沫若當“院士”，后面又確實推舉“學敵”錢穆當“院士”，從現有資料看都是很誠心的。胡適這種人，這么會做人、懂人心，其實做什么行當都能成就的，亢極之悔、窮高之兇都不存在，所謂“富貴功成、文章名遂”，不過水到渠成而已。或許也可以說，胡適之是20世紀中國文化界的胡雪巖。

這種胸懷與手段，只怕魯迅就做不到，或者說即便“收攏人心做模樣”，魯迅也做不來。魯迅是對后輩中的忠誠門徒好一點，此外就難說了。別的且不論，朱安那個事，我以為魯迅就做的不厚道，亦與生平標榜的理念嚴重沖突。近讀梁思薇《梁宗岱、沉櫻與我》（歷史文化學社2025年版），恰好看到一則相似公案，說是1934年時分，粵籍文化名流梁宗岱曾讓老家“名義發妻”何氏狀告，結果法庭判處梁敗訴，只能乖乖掏出兩千大洋“贍養費”了事；而在此前的1922年，徐志摩逼迫同樣是“發妻”的張幼儀離婚，“贍養費”是5000千大洋，徐申如還要每月寄送300大洋供張開銷，最后徐家分家產，張幼儀又拿到三分之一巨額家產。現在回想，彼時的朱安是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去狀告魯迅的，是否可以順利“拆散”許廣平不知道，起碼她可以拿到很大一筆賠償，甚至足以安穩度過余生，而無需至死既無名又無分，還得整天寸步不移伺候婆婆魯瑞，活像了一個免費保姆，如此“慟哭一生休”。平心而論，這不能不說是魯迅為人上的缺陷，不如胡適。你要誅心說胡適愛表演，但人家也表演了一輩子“好人”，如此徹底一致，民國時代那也是找不出第二人的。所以如何評價胡適之，我以為迄今為止還是余潛山說的最到位。他說，“盡管（胡）在學問上沒有什么了不得，像我的老師都討厭他，但是二十世紀真能繼承以道抗勢傳統的，他是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所以不管你怎么罵胡適，他有他了不得的地方，至少在提攜后進方面，他是不遺余力的”。錢穆很討厭胡適，可錢穆的高足諸如余潛山嚴耕望們，感情上倒是更親近胡適，殊堪玩味。前些年，我聽林安梧說，余潛山是錢賓四的學生，但余其實欽佩與欣賞的統統是胡適之，這觀察就很到位。

要我說，胡適與魯迅這兩人，就性格而言，可說一個似冰，一個如火，一個冰冷無比，另一個則熱情到讓人受寵若驚。歸根到底，這是兩人童年時代得到的不一樣，乃至完全相悖：魯迅是飽受世間人情冷暖，小小年紀內心就千瘡百孔，多少淚與恨都積壓在心里，無人訴說；而胡適呢，徽州鄉下猶如世外桃源，他母親又只有他一個兒子，寶貝得不得了，加上兄長都大他許多，沒什么家庭矛盾，生活上雖不富可也不太缺錢，所以胡適是在一種溫室一般的環境中成長出來的人，他的性格就是很美好的，很健康的，似乎毫無黑點那種。所以魯迅更像是詩人性情，易怒，沖動，嬉笑怒罵，寫文章都是在排毒，畢生更到處得罪人，最后連親兄弟都不相往來了；而胡適更接近學者氣質，理性，嚴謹，平和，同時也長袖善舞，處世圓融，天下誰人不識，四海皆兄弟也。魯迅瞧不起胡適，認為他和稀泥，會做人，不免鄉愿；而胡適晚年，對魯迅表示欽佩的同時，也惋惜他太浪費生命了，將大量時間耗在人事紛爭之上不值得，取瑟而歌很委婉了。這種看法分歧，根底上到底還是兩人性格太不一樣了，看世界也差異也很大。實際上，這兩人都是很光明磊落之人，彼時算不折不扣的“同道中人”，可就是因為性格分歧，致使許多由此生發的理念也多不一致，只能分道揚鑣，恩斷義絕。這自然是很可惜的。民國時代文化思想界的“雙子星座”，居然要鬧到決裂，好比李白杜甫日后不惟“好朋友”做不成，還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怎能不讓人感慨以及惋惜呢？

所以，我是一直認為，“魯胡優劣論”是個偽命題，是本無其事偏要制造話題，但有一點應該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文學”與“學術”上的事，我們應該盡量聽從魯迅的意見；而至于“做人”與“政治學”方面，我想還是應該多學習胡適吧。從這一點看，我是贊成今后的中小學課本，多選胡適而少選點魯迅；不過到了成人之后，又應該多讀魯迅，放下胡適也無所謂的，因為“文學家”魯迅的文章真是越讀越新，而作為“準思想家”或“啟蒙大師”的胡適，那些東西其實早就是常識，現在人讀不讀早無所謂了——他身后最重要的“文集”，其實是《胡適日記全集》。而且，以老胡糟糕的文學水準，那些味如嚼蠟的文章，有心人即便想讀，只怕也讀不下來的。很慚愧，我自己的胡適作品閱讀，大部分都是中學時代讀的，也就那個生冷葷素不忌連《知音》周國平巴金都能看到韋編三絕的年齡段，才忍受的下來。

想前段時間，湖西拍“紀念館版”《胡適全集》，武漢有位朋友預備巨款想拿下，我就忍不住說風涼話，別砸冤枉錢搞什么“全集”了，你能忍住看完《胡適文存》200頁，都是當今胡學翹楚了。

2026.6.13，午后亂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