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這個故事，要從一個英國姑娘說起。
她叫戴乃迭，1919年出生在北京，父親是位傳教士，后來在燕京大學教書，算是個中國通。可她的母親塞林娜，卻對中國沒什么好感，總覺得這里的孩子身上帶著病菌，連女兒跟中國小孩玩都不讓。戴乃迭七歲那年，跟著母親回了英國，誰也沒想到，這個從小背唐詩、能一字不落背下《孔雀東南飛》的姑娘，日后會跟中國結下那么深的緣分。
十八歲，她考進了牛津大學，讀的是法國文學。導師隨手塞給她一張牛津中國協會的入會表，她也就圖個新鮮去了。這一去，就遇到了那個改變她一生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
楊憲益是天津人，家世顯赫，爺爺是清朝翰林，父親是銀行行長。可他跟一般的富家子弟不一樣，宿舍墻上掛的不是獎狀，而是自己手繪的中國歷朝疆域圖，還在埋頭翻譯屈原的《離騷》。這股子從骨子里透出來的文化氣息，一下子就把戴乃迭給吸引住了。
兩人越走越近，等到楊憲益畢業要回中國時，戴乃迭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決定：她要跟著他去中國，嫁給他。
消息傳回英國，母親塞林娜幾乎瘋了。她是個虔誠的宗教徒，對這段跨國的姻緣極力反對，甚至含著眼淚說出了那句惡毒的詛咒：“你們要是結婚，這段婚姻最多撐四年，你們的孩子長大后，一定會自盡而亡！”
戴乃迭的父親倒是明理，勸女兒先在中國住幾年，適應了再結婚。可戴乃迭一個字也聽不進去。1940年，二十一歲的她揣著五十英鎊，跟著楊憲益從南安普頓登船，在海上漂了五個多月，終于到了戰火紛飛的中國重慶。
1941年2月16日，兩人在重慶結婚，主婚的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和南開校長張伯苓，幾乎半個民國學術圈都來圍觀了這段傳奇婚姻。婚后的日子是真苦，日本飛機天天轟炸，兩口子擠在簡陋的屋子里，靠打字翻譯維持生計。戴乃迭年紀輕輕就成了貴陽師范學院的英語教授，薪水微薄，可她從沒喊過一聲苦。
1943年，他們應梁實秋之邀去了北碚的國立編譯館，這才正式開始了翻譯中國經典的事業。夫妻倆一個口譯，一個飛快地打字；初稿出來，戴乃迭再逐字逐句地潤色英文，一篇譯文改個三五遍是常事，難的甚至要改八遍才罷休。就這樣，《紅樓夢》《儒林外史》《資治通鑒》等一部部中國文學巨著，經由他們的手，變成了流暢優美的英文，架起了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梁。
然而，命運的陰影始終籠罩著他們。1968年，風暴襲來，楊憲益和戴乃迭先后被以“英國特務嫌疑”的罪名抓走，關進了同一所監獄，卻整整四年沒能見面。遠在英國的塞林娜急得親自給中國領導人寫信求助，但信石沉大海，1970年，這位母親含恨去世。
更大的悲劇還在后頭。他們的兒子楊燁，從小聰慧，數學和詩歌俱佳，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精神備受壓抑，性格日益封閉。1975年（一說1979年），年僅三十六歲的楊燁，在英國的姨媽家中選擇了自焚，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母親的詛咒，竟一語成讖。
白發人送黑發人，戴乃迭徹底垮了。她腦子里反復響著的，就是母親當年那句含著淚的警告。楊憲益怕她想不開，從此寸步不離地陪著她。這對相濡以沫近六十年的夫妻，晚年依舊恩愛，但喪子之痛，成了他們心中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
回首這段往事，讓人唏噓不已。一個母親的反對，源于對未知文化的恐懼和對女兒幸福的擔憂，其言辭雖極端，卻不幸被命運的洪流所印證。而戴乃迭與楊憲益，用一生的堅守與才華，證明了愛情可以跨越國界與文化，卻也終究沒能逃過時代加諸于個人身上的悲劇。他們的故事，是關于愛、勇氣、犧牲與無常的深刻注腳，至今聽來，仍令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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