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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明朝滅亡,總有人跳出來說:“哎呀,東林黨都是清流啊,他們只是理想主義,錯的是閹黨,是崇禎剛愎自用,是天災流民……”打住。我每聽一次,就替崇禎不值一次。一個十七歲上臺的少年天子,想中興大明,結果被一群滿嘴“仁義道德”的江南士紳活活玩到煤山自縊。你要說東林黨不該負責?那大明就該亡得這么窩囊嗎?
先問一個扎心的問題:崇禎上臺時,明朝再爛,有沒有救?有救。遼東局面雖然惡化,但關寧防線還在;西北雖然流寇四起,但朝廷手里還有幾十萬大軍。真正把最后一口元氣抽干的,是兩個字——沒錢。打仗要錢,賑災要錢,發軍餉要錢。可崇禎的國庫比他的胡子還干凈。錢去哪了?不是被東林黨的“減稅”口號變沒的。
誰最恨收商稅?東林黨。誰在萬歷年間拼死反對礦稅、關稅?東林黨的前身——江南士大夫集團。為什么?因為江南豪商巨賈、大地主就是他們的金主爹。他們嘴上喊著“不與民爭利”,那個“民”是種地的窮老百姓嗎?別天真了,種地的老百姓交著十倍于江南的田賦,而江南的士紳大戶,一個個田產萬頃,卻用“優免”政策一分錢稅不交。東林黨人自己家里就良田千畝,他們當然要拼命反對向富人征稅。結果是啥?大明財政窮得叮當響,加派“遼餉”“剿餉”“練餉”,全壓在沒權沒勢的農民頭上。西北的農民吃土都吃不飽,不造反等什么呢?
李自成打進北京城那天,從官員家里抄出的白銀數以千萬兩計。崇禎最后連一百萬兩軍餉都湊不出來,跪著求王公大臣捐錢,東林黨出身的首輔魏藻德捐了多少?三百兩。后來被劉宗敏抓起來,夾棍一上,吐出幾萬兩。這就是“清流”?清個屁,流的是百姓的血。
比拒絕交稅更要命的,是東林黨把“黨爭”刻進了大明的骨灰里。天啟年間,東林黨人占據朝堂,排擠異己,逼得魏忠賢這個木匠身邊的太監不得不拉攏其他勢力反撲,釀成“閹黨之禍”。你說閹黨壞,閹黨確實亂政,可東林黨掌權后就清廉如水了嗎?他們上來第一件事不是想著怎么練兵籌餉,而是搞“報復性清算”,把稍微有點能力的非東林官員全部踢出朝堂。左光斗、楊漣等人氣節可嘉,可論治國理財,他們真比不上那些被他們罵作“小人”的實干派。到了崇禎朝,東林黨更絕:凡是對手提出的政策,不管好壞,一律反對;凡是自己人,哪怕庸才也拼命往高位塞。你反對收商稅,我反對加田賦,吵到最后啥都干不成。崇禎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內閣首輔,幾乎每一個都在黨爭旋渦里滾過,根本沒法專心做事。
最諷刺的是什么?東林黨自詡“正人君子”,可南明弘光朝時,馬士英、阮大鋮這些所謂的“奸臣”還在拼命組織抵抗,東林黨人卻在干什么?內斗,瘋狂內斗。史可法雖然是英雄,可他也是被東林黨的內部派系撕扯得焦頭爛額,眼睜睜看著揚州城破。清軍南下后,那些把氣節掛嘴邊的東林大佬,錢謙益一句“水太涼”直接投降,侯方域等人也紛紛剃發易服。罵別人是“閹黨”的時候挺硬,膝蓋骨倒是軟得很。
當然,你會說:崇禎自己就沒責任嗎?當然有。他多疑、急躁,動不動殺總督換大臣,把袁崇煥凌遲了,把孫傳庭關進大牢,自己把能打的將領全折騰死。但我要說,崇禎是病急亂投醫,而東林黨就是那個開假藥的。他們壟斷了話語權,把所有的失敗都歸結為“小人誤國”,卻從不反思自己反對征稅、縱容黨爭、拒絕任何務實的財政改革。崇禎到死都沒明白,他信任的“君子”們,其實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大明的江山是朱家的,但錢袋子可是自己的。
所以回到問題:明朝滅亡,東林黨該負責么?我的答案是:不僅要負責,而且是主要責任之一。沒有東林黨的財政自殺,大明的國庫不會空到連剿匪的軍餉都發不出;沒有東林黨的黨爭內耗,遼東防線不會在“戰和之爭”中反復搖擺;沒有東林道學的道德綁架,崇禎或許還能放下臉面去和流寇談判,而不是被“君王死社稷”的口號架在火上烤。
歷史不是小孩子過家家,誰忠誰奸哪有那么簡單?東林黨人或許不是壞人,但他們是一群脫離現實的“道德廢物”。當大明的船已經千瘡百孔,他們還在爭論船舵該向左轉還是向右轉,并且堅信只有自己的方向是“君子之道”。船沉了,他們一個個跳海殉國,還賺了個“忠烈”的美名。可船上那幾千萬百姓呢?陪著你東林黨的道德優越感,一起喂了魚。
這才是最讓人脊背發涼的事:好人的愚蠢,有時候比壞人的惡意更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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