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景賢

一、國家情報局與相關法律動向

日本于2026年5月27日通過了立法，正式設立了日本“國家情報局”。這被稱為標志著日本戰后安全政策的重大轉折，其核心并非簡單的行政優化，而是旨在集中權力、突破和平憲法，因此引發了日本國內外的廣泛擔憂。

新法案通過成立的“國家情報局”，是以議長為首相、包括外務、防衛等9名核心內閣大臣在內的“國家情報會議”為最高決策層。國家情報局局長直接對首相負責，被賦予了跨部門的 “綜合協調權”，為此，新機構被賦予強制調取權，可無障礙匯總各省廳情報，防衛省、警察廳等機構必須向該局上交情報。這種“一元化”設計，正是日本右翼長期追求的目標，即將情報大權直接收歸首相官邸，是一種集權制設計。

不僅如此，國家情報局在職能上也得到了充分擴張，除了傳統人力情報外，還涵蓋網絡輿論監控與“認知戰”。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對所謂“虛假信息”等核心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反對派人士認為，這為監控國內民眾、壓制反對聲音等“權力濫用”預留了空間。

1，日本國內的反對聲音

日本國內的憲法學者指出，在《特定秘密保護法》和“共謀罪”等法律基礎上，增設國家情報局這個“執行者”，日本已構筑起一張嚴密的國民監控網，旨在壓制一切反戰和左翼力量。由于該立法雖將“虛假信息”、“認知戰”納入工作范疇，卻未在法律上清晰界定這兩個概念。相關人士指出，這意味著任何批評政府的聲音，理論上都可能被扣上“間諜”或“散播謠言”的帽子。同時，該機構缺乏監督機制，在野黨提出的“設立獨立第三方審查機構”等修正案，均被執政聯盟否決。這導致權力只屬于首相，卻缺乏國會或司法的外部制衡。

為此，該法案通過前后，都遭到了大量日本民眾反對。日本輿論界將其類比為二戰前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機構--“特高課”。由于當年日本正是先搞情報集權，之后才走向了侵略，這一歷史陰影與當下的國際背景極端吻合，國家情報局的成立，導致日本民眾和鄰國深感不安。大量民眾在國會前抗議，擔憂該機構讓“人人受到監視”。由于該機構缺乏獨立的國會審查機制，反對者將其稱為實質上的“市民監視法”。

事實上，與當年“特高課”相比，國際情報局不只是歷史重演，更是制度升級。兩者在集權邏輯上一脈相承，但新機構的權力上限則比戰前更高一籌。戰前的“特高課”通過覆蓋全社會的監控網，殘酷鎮壓反戰人士、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如今的國家情報局新法案則對“監控邊界”定義極其模糊，任何批評政府擴軍的行為，理論上都可能被列為“受外國勢力蠱惑”的對象。不僅如此，“特高課”僅隸屬于當時的內務省，而新的“國家情報局”則直接向首相擔任議長的“國家情報會議”負責，這意味著它處于國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2，國家情報局之后將下設日本版CIA ----“對外情報廳”

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一直奉行“情報先行”，從甲午戰爭到侵華戰爭，每一次軍事行動前都伴隨著大規模情報滲透。為此，戰后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日本的情報體系被刻意設計為“分散制衡”。而此次建立國家情報局的新法案徹底打破了這一格局，可以無障礙匯總各省廳情報，形成了一個缺乏外部監督的情報系統，不僅如此，它還被明確賦予了針對“潛在對手”的軍事情報收集職能。

“國家情報局”設置法成立后，日本政府宣布開始討論設立“對外情報廳”，未來專門負責收集和分析外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信息的國家情報機構。具體而言，即效仿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英國秘密情報部（MI6），通過向海外派遣情報人員及構建情報網絡，獲取直接關系日本安全保障和外交政策的關鍵信息，收集包括反恐、網絡信息采集、掌握他國軍事動向等在內的、有關日本國家危機管理至關重要的“鮮活情報”。

以往，據稱日本并未設立真正意義上在海外開展情報工作或間諜活動的統籌對外情報機構，情報工作僅停留于各省廳在各自領域情報工作的需要范圍內。為此，日本政府此次設立作為情報活動指揮中心樞紐的“國家情報局”后，將加速推進有關成立“對外情報廳”（暫稱）的相關討論，該機構作為相當于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功能的國家情報機構，成立時間預計在2027年底。目前有關討論議題為推進調整外務省、警察廳、公安調查廳等現有機構的協作與權限分配，同時完善相關法律體系，諸如配套出臺“日本版FARA（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等反間諜法案。

所謂“反間諜法案”，將系統性應對“間諜行為”，目前具體定義尚不明確，法案推進也相對較為謹慎，原因在于日本國內民眾擔心該法會嚴重壓縮公民權利和言論自由，抵觸情緒較強。一旦該法通過，將與新機構形成組合拳功能，即國家情報局負責監控、搜集“嫌疑”證據，反間諜法提供法律定罪依據。這套組合拳被日本社會批評者稱為“戰爭準備法”，批其旨在從法律和行動上徹底掃清日本國內的反戰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設立“國家情報局”只是第一步，其后將成立用于海外滲透的 “對外情報廳”（日本版CIA） ，并成立《反間諜法》，形成配套的“戰爭準備法”，這些動作與連續13年增加的防衛預算、部署遠程導彈、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等舉措將形成系統性聯動，正在全面突破戰后日本的“專守防衛”原則。

二、警惕日本“對外情報廳”介入臺海、南海及東海的地緣戰略

3月12日，日本共同社曾爆出消息，日美計劃擴大機密情報共享范圍。可見，在外交層面，該機構將深度嵌入美日情報聯盟，充當美國在亞太的“情報前哨”。由首相領導的“國家情報會議”可向美國等盟友直接擴散情報。這意味著美國能更高效地調動日本的國家機器為其戰略服務。同時也意味著，新機構整合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情報話語權”將得到提升，不僅能更主動配合美國在印太的戰略布局，甚至可以主動制造“事由”介入地區事務。

介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公然宣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可能武力介入臺海，其2027年底將要成立的“對外情報廳”無疑將為臺灣問題介入提供情報前置支撐，諸如搜集臺海周邊軍事動態，滲透獲取中國大陸的軍事情報，以及配合美日聯合作戰計劃進行情報鋪墊等。

不僅如此，2026年5月，日本將日菲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其核心動作之一就是擴大情報合作。日本和菲律賓正致力于構建制度化的軍事合作框架，核心是啟動《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談判。該協定旨在建立高度敏感軍事情報（如戰斗數據、指揮系統）的直接共享機制，一旦達成，將與美菲、美日現有情報協定形成閉環，構建美日菲三邊情報共享體系。日菲之間此前已簽署了《互惠準入協定》和《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為此，一旦新協定《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談判成立，將補齊從物資互通到情報共享的最后一環。

可見，日本必將南海、臺海甚至東海全部納入其情報搜集范圍，新成立的國家情報局和即將成立的對外情報廳，必將加大與美國的情報共享，等于對整個該地區形成“全方位監控網”。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情報機構有可能制造介入的“法理依據”。有消息分析認為，高市早苗內閣意圖將周邊局勢定義為“安全威脅”，從而為涉臺、涉南海議題的介入提供所謂“情報依據”。換而言之，必須防范未來日本情報機構制造“事由”，由決策層據此推動軍事介入。

三、日菲合作中的情報合作

近期，日本與菲律賓在政治與軍事領域的合作顯著深化，呈現明確的“準同盟化”趨勢。雙方正圍繞制度構建、裝備轉移、聯合演訓及戰略協調四大領域密集推進，引發地區安全格局深刻變化。

1，制度與情報合作走向閉環

除前述日菲間已經啟動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談判將建立高度敏感的軍事情報共享機制，達成美日菲三邊情報共享體系以外，日本還借助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的政策契機，正在成為菲律賓關鍵防務裝備的供應國。雙方協商出口“阿武隈”級護衛艦等退役艦艇、菲方評估引進日本88式岸艦導彈、16式機動戰車及10式主戰坦克，除此之外，日本還通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框架，連續三年向菲律賓無償提供雷達等裝備。

雙方還在聯合演訓方面實現了突破性升級，軍事互動從“觀察”升級為“實戰參與”。在2026年4-5月的美菲“肩并肩”軍演中，日本首次大規模派遣約1400人的作戰部隊參演，并首次在境外發射88式岸艦導彈。日本陸上自衛隊還首次參加美菲“盾牌”軍演，作戰人員踏上菲律賓本土。

2026年5月，日菲雙邊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后，日方公開支持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意圖將南海、東海與臺海議題聯動。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兩國近日宣布啟動在臺灣島以東海域的“劃界談判”，此舉嚴重侵犯中國主權，中方已提出嚴正交涉。

無疑，日方繼臺灣問題以來，再次利用菲律賓挑戰中國底線，希望借此突破其“和平憲法”的各種束縛，推動再軍事化，開拓海外軍工市場；菲律賓則意在彌補防務短板，在南海問題上獲取更多籌碼。日菲間的這種深度捆綁必定加劇地區陣營對抗，破壞地區互信，影響地區和平。

2，關鍵配套：情報協定與國家情報局

與此同時，需要看到，作為合作的技術核心，日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也旨在實現日菲情報直接聯通，擺脫對美國的中轉依賴，形成“人員、物資、情報”全要素閉環。目前，這一協定仍處于談判啟動階段，若最終簽署，將成為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首個此類軍事信息協定。而日本日前成立的“國家情報局”，將以指揮中樞的形式，利用GSOMIA和未來將進行配套的《反間諜法》等法律，與菲律賓一起，共同推動日本從依賴美國情報的“接收國”，轉向主動構建情報聯盟的“輸出國”，從而完成其安保戰略的根本轉變。

2027年底以前，日本將完成以下布局：1. “國家情報局”（2026年掛牌）：首相直控的情報中樞，統籌分析、強制調取各省廳情報；2. 日本版CIA “對外情報廳”（2027年底前）：專職海外人力滲透，配備系統化培養的“影子特工”；3. 《反間諜法》（預計2027年提交）：完成法律閉環，提供“抓人”的法律依據；4. 成立間諜人才基地：從民間招募、以各種身份偽裝的專業間諜“生產線”。

無疑，必須密切關注，日本正在全面恢復對周邊國家的情報滲透能力。戰后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所設置的“分散制衡”情報體系被打破，不得不說，日本離軍國主義復活切實地又邁近了一步。而當其矛頭以地區“威脅”的名義，對準周邊鄰國的時候，也必將造成嚴重的對地區互信的破壞，值得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