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產過剩、美國消費過剩、歐洲投資不足——這就是法國總統馬克龍想要在2026年的七國集團峰會中探討的核心話題。

按照歐盟多國政要的說法，當今世界經濟存在著三個問題，即三段論：中國生產過剩，歐洲投資萎縮，美國消費過剩——觀點聽起來似乎較為合理，全球三大經濟中心各有不足嘛，不是刻意模糊我國。

但南生卻認為這個說法，有問題。

先駁斥所謂的“中國生產過剩”，最直接的證據似乎來自貿易數據——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在部分西方政客的眼睛里，這就是高度依賴外貿，生產過剩了。

過剩，還是不過剩，不是憑感覺哦，得看數據，以世界貿易組織公布的2025年數量為例：全球各國、地區出口的商品總金額為26.26萬億美元，這里面中國貢獻了3.77萬億，占比14.36%。

這一年，中國GDP約為19.63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出的全球經濟總規模大約為118.18萬億美元——中國占比16.61%，這可是比“我國商品出口占比14.36%”更高哦。

與開放型經濟體的出口與GDP比例動輒超過50%相比，我國出口占比并不突出；與封閉性經濟體相比，我國出口占比顯然較高。這就是問題所在，有些國家較為開放，有些國家較為封閉。

有些是工業國，有些是農業國，有些資源國，選擇里面的任何一個國家與中國單獨對比都是不合適的。真正較為科學的對比應是：將中國放在全球視角里，因為全球是融合多元化的綜合體。

再看德國，2025年的GDP為5.05萬億美元，全球占比4.27%；出口金額為1.764萬億美元，全球占比6.72%。

把這兩組比例放在一起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就出現了。

中國的出口全球占比是14.36%，而它的GDP全球占比是16.61%，前者比后者低了2.25百分點。也就是說：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體量份額，反而大于它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額。

而德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它的出口全球占比為6.72%，GDP全球占比僅為4.27%，前者比后者高出約2.4個百分點。

按出口相對于經濟規模的“超額”程度來看，德國遠比中國更符合“生產過剩”的特征。可馬克龍的批評指向了中國，對同為歐洲核心國家的德國卻只字未提。

同一套邏輯，因為國家身份不同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已經很難說是基于客觀經濟學的判斷了。

更值得留意的是時間上的雙重標準。

在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崛起之前，全球汽車市場長期由德國和日本主導，德日兩國憑借汽車出口賺取了數十年的巨額順差，西方世界從未有人用“生產過剩”來形容它們的汽車工業。

法國和意大利的奢侈品幾乎壟斷了全球高端市場，同樣沒有人給它們貼上“過剩”的標簽。可見，“過剩”這個話術從來不是對產能狀況的中性診斷，而是在某個產業的領先地位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時，用來施壓競爭對手的政治工具。

至于中國貿易順差偏大的結構性原因，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競爭力很強——完整的供應鏈、穩定的交付能力、可控的成本——這些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我國沒有逼著他國購買。

二是西方國家對中國長期實施高技術禁售，芯片、光刻機、高端工業設備乃至衛星與航天合作，處處設限，人為壓縮了中國的進口空間——這也不賣，那也不賣給中國，順差當然大了。

然而這兩個原因并非孤立存在，它們之間形成了一個值得玩味的閉環：恰恰是西方的禁售、卡中國脖子，迫使中國在諸多領域走上自主研發的道路。

而當中國在這些領域取得突破后，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反而大幅增強，推高出口，擴大順差。換言之，西方卡住了中國的進口，卻在客觀上倒逼出了中國更強的出口能力。

即：中國的高額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限制與內部趕超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什么“生產過剩”的證明。

再駁斥所謂的“美國消費過剩”論。

馬克龍稱美國“消費過剩”，理由是美國的私人消費占GDP大約七成，加上政府消費接近八成，同時又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他的觀點就是：中國順差全球第一，生產過剩；美國逆差最高，消費過剩。

表面上看，消費占比高、逆差大，似乎自然得出“花錢過度”的結論。但這個推論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美國的貿易逆差大不僅僅是美國人愛消費，核心原因是美國把自己的生產端移到了國外。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將大量的制造業——從電子產品、服裝鞋帽、家電家具到汽車零部件——大量、持續轉移到了中國、越南、墨西哥、馬來西亞等成本更低的地方。

蘋果手機不在美國生產，耐克鞋不在美國生產，這些產品從海外工廠生產出來后運回美國銷售，每一筆都記錄為貿易逆差。大量商品不在美國境內生產，抬高進口與逆差，這才是真相。

歐洲人也可以效仿啊，也學美國把工廠都搬走，然后大量從外面進口，也過上“消費過剩”的日子。可問題是歐洲人做不到啊，這就是引出了美國逆差龐大的第二個原因，且這個原因是歐洲無法做到的。

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交易媒介和計價單位。

全世界都需要美元來做生意、存外匯。其他國家手中的美元從何而來？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向美國出口商品和服務。

換句話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是美元流向全球的主要管道。美元的地位決定了美國必須通過貿易逆差——也就是所謂的高消費——向全球釋放貨幣流動性。

這個格局并非天生如此，而是數十年來包括法國、德國、日本在內的西方主要國家共同推動和接受的結果。

如果馬克龍要反思美國的“消費過剩”，那不妨先反問一句：當年你們為什么沒有塑造一個以歐元為核心的貨幣格局呢？

現在若想做，即：讓歐元取代美元的地位，也來得及。但問題是“歐洲人做不到啊”——能力不足，歐洲沒有能力塑造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貨幣體系。

再問馬克龍，若想要中國“生產不過剩”也很簡單，讓人民幣成為全球最核心的公共貨幣，與數十年來的美元一樣——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貨幣而不是商品。

但問題是，歐洲不愿意啊！原因很簡單，若人民幣真的取代美元，西方霸權不再，美歐無法收割世界了，而這更是歐洲不愿看見的。

說到底，“過剩”不過是歐洲在產業競爭中處于劣勢時甩出的標簽。誰的產品賣得好，誰就被指責“生產過剩”；誰的市場需求大，誰就被指責“消費過剩”。這套話術，毫無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