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紀以來，外語學科面臨新的重大挑戰，學科生態的發展、轉變也較快。首先是全球化加速、知識與信息爆炸、全媒體膨脹、人工智能的爆發式發展的時代趨勢，使外語學科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現在我國的外語院校，包括綜合性高校的外語院系的生存和發展都面臨著嚴峻挑戰。

原文 ：《多學科視野下的漢語翻譯文學》

作者 |宋炳輝

圖片 |網絡

翻譯學包容的內涵更加豐富

以外國語文為基本學科的外國語大學設置，并非一種全球性現象，而是只限于非西方國家尤其是東亞地區才有的制度建構，這與全球現代進程的不平衡有關，也與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勢位落差有關，還與漢語翻譯文學的特殊性有關。今天外語學科首先面臨的挑戰是：它在多大意義上還是一個大學學科專業？如果僅僅是語言技能的學習，那么它可能只體現出一種工具性特點，與一個高等院校的學科專業不相吻合。那么，面臨空前挑戰的外語學科從業者，如何拓寬專業視野，增強專業能力？尤其是如何從語言出發，拓展到以語言為基礎的、和語言直接相關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也就是如何引入多學科的、跨學科的學術視野，重新審視學科的研究對象，反思學科的研究方法范式，是外語學科面臨空前挑戰時必須正面應對的。

為了應對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教育部剛剛把外國語言文學這個一級學科作了重新劃分，把原來大部分按外語語種劃分二級學科的方式作大幅度的調整，將整個外語一級學科分成五大領域，即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外國文學、翻譯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以及區域國別研究五大領域，其中翻譯學赫然在列。其實，在五大領域劃分之前，翻譯學就已經被作為自設的二級學科來對待了，但這次正式列為五大領域之一，意義又有不同。按筆者的理解，它已經超越了原來學科體系中作為二級學科的翻譯學概念。五大領域中的翻譯學所包容的內涵應該更加豐富。

另外，如果從與翻譯相關性的角度去看五大領域，那么翻譯之外的其他四大領域都和它有著內在的關聯。也就是說，不論是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外國文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還是區域國別研究，哪個領域都離不開翻譯，離不開翻譯的研究或實踐。

翻譯文學的多學科性質

關于翻譯文學的多學科性質，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討論。第一是作為翻譯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從翻譯學的學科意義來看待漢語翻譯文學；第二是作為國別文學的重要內涵；第三是作為比較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翻譯文學。在整個世界翻譯文學系統中，哪些是中國翻譯文學所特有的表征？這也是我們立足于中國文化與文學來觀察漢語翻譯文學時，理應具備的自覺和理應關注的問題。

翻譯是人類文化生活中一種普遍存在的、非常古老的實踐活動。無論中外，翻譯幾乎與語言一樣古老。《圣經·創世記》就記述了以色列人約瑟兄弟旅居埃及時如何需要翻譯。在古代中國，《禮記·王制》也記載了我國周代的翻譯情形和專司翻譯者的稱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可見，古代中國出于跨文化交往的需要，不僅需要有人專司翻譯，而且與不同方位的異族打交道，還有不同的稱謂。據說到漢代時因多與北方民族打交道，“譯”的稱謂便成為主流，慢慢就替代了“寄”“象”“狄鞮”等不同方向的“翻譯”名稱。這種各民族普遍存在的跨文化實踐，從現代學術分科的角度看，它是一個綜合性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現象，因此可以有許多觀察和研究的切入方式。

在翻譯史視野中，翻譯通常是指在傳世文獻、資料中間留存下來的那些翻譯產品/文本，而翻譯文學則是在翻譯文本的分類史上，經由從古到今的不斷細分而逐步顯現的。在文獻留存的意義上，宗教典籍是人類翻譯史早期的核心翻譯文本，到后來就擴大到文學、思想和史著經典，進入現代社會后，翻譯文獻日益多元，無論是翻譯文本的種類還是數量也就越來越多了。所以，如果從翻譯成品種類的角度看，翻譯可以大致分為三個大類，即宗教典籍翻譯、文史經典翻譯、綜合文獻翻譯。但如果我們把翻譯還原到一種跨文化的實踐行為，翻譯的種類其實遠遠超過了這三類。其實從古到今的所有跨語言的交往，都要借助于翻譯來展開，它可能沒有留下文字的東西，口頭的翻譯其實也是翻譯的一種，而且是更大量的翻譯實踐。所以，從翻譯史角度看，隨著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的不斷展開，翻譯的內涵是不斷擴大的。

與當代學科分化趨勢相呼應，當代翻譯學體系的分科也越來越細。如前所述，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無論二級學科還是之下的三級學科方向，都以不同的方式包括了翻譯學的內涵，比如說筆譯研究、口譯研究等，甚至還有更細化的機器翻譯研究，等等。與此同時，研究對象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所采用的學科理論也是越來越多樣，翻譯研究的內涵越來越豐富。不過，盡管翻譯內涵在不斷擴大，但翻譯文學或者作為一種跨文化實踐行為的文學翻譯，在整個翻譯研究譜系中所處的地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相對于翻譯學而言，在所有的翻譯實踐當中，在書面翻譯、口頭翻譯、機器翻譯的研究中，文學翻譯處于一個比較特殊的地位。這種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重要性的體現。

翻譯文學對翻譯理論的意義

在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不斷發展的今天，翻譯文學或文學翻譯對翻譯理論還有怎樣的意義？翻譯理論的視野，這是一個大問題，當代翻譯研究將諸如哲學、語言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理論引入翻譯學研究，形成眾多翻譯理論學派，在這里無法一一展開。在此只提出一個判斷，那就是很多翻譯理論的闡釋力，都需要用文學翻譯的實踐來驗證，或者要舉文學翻譯為例證，即便是人工智能翻譯的某些有效性，也須用文學性的語料去測試。這就說明了文學翻譯（或翻譯文學）對翻譯理論的發展、演變所具有的重要性。在這個意義上，盡管當代翻譯研究的對象越來越豐富，翻譯文本的范疇在不斷擴大，文本細分程度也日益增高，但翻譯文本/語料的基本分類顯得更加重要，它往往決定了我們對眾多翻譯理論的理解和運用，也決定了翻譯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具體地說，針對翻譯理論有一個基本分類是非常重要的。為什么呢？因為當代社會資訊爆炸式增長，需要翻譯的文本類型也多種多樣，而對應于不同類型的文本，不同的翻譯理論各有其闡釋的有效性。也就是各藥各病，沒有包打天下的理論。反過來，以不同性質的文本及其翻譯實踐來驗證某一種理論，很可能會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斷。

（摘自《中外關系視域下的翻譯文學》）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1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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