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天，我因身體原因，從對臺軍事斗爭準備最前沿的作戰部隊退下來，回到故鄉待分配。年底，安排到縣某直屬單位。工作閑暇時，我拜讀了陳繼達、鮑福星、楊大力、陳東升、戴曉青等故鄉各位文壇前輩的作品，收益良多。

我讀書不多，世界名著看過不到八本，《紅樓夢》都未曾翻開一頁。但陳老師的長篇小說《宦海孤帆》《圓月》《海難》，我全部讀過，每一部都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認識陳老師是2009年夏天。那天陽光燦爛，陳老師不期而至我的辦公室，臉上帶著陽光般的笑容，對我說：“孩子，我是陳繼達。聽說你在國內各大媒體發表過很多作品，有很深的文字底蘊，能不能為我剛殺青的《徐定超》提一些寶貴意見？”我當場站起來，很堅定地點了點頭。

此后，我用一個星期拜讀了《徐定超》，寫下近兩千字的個人看法感讀陳繼達先生的《徐定超》——在《徐定超》審稿會上的講話（點擊可見），參加了審稿會。

只是——“孩子”？

陳老師一直叫我孩子，真情自然流露，仿佛我真的只是剛走出校園的青年，需要長者的庇護和指引。而我已經30歲了，有過生命里的種種經歷或者痛苦。但在陳老師面前，我欣然接受了“孩子”這個稱呼。這說明我內心深處，仍然渴望有長者呵護。如今每念及此，總是感懷不已。

陳老師身上有種特別執著的精神——認定對的事，就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哪怕歷盡曲折、九死一生。他以花甲之年堅持深耕長篇小說，便是明證。

說到執著，不由得想起王陽明與王安石。王陽明新婚之夜出走求道，王安石為推行變法不顧家庭，二人的執著指向宏大理想，卻以家庭為代價，帶著理想主義的孤絕。

而陳老師對文字的執著，與他們精神相通，路徑卻不同——他兼顧了家庭子女，在履行父親與丈夫責任的同時，寫就了三部長篇小說。“兩王”的執著是破家以求道，陳老師的執著是持家而不廢筆。這份平衡，比純粹的決絕更難，也更見一個人的真實分量。

《宦海孤帆》被公認為兼具現實批判力度與詩情畫意的官場題材力作，聚焦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縣級官場，以打假反腐為核心線索，權威評論家雷達、曾鎮南等將其定義為“戰斗”之作，稱之為“警鐘長鳴、發人深省”的諷喻世情之作。最難得的是，陳老師以詩化筆觸將沉重題材寫得富于詩意，避免了同類作品常見的枯燥說教，實現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平衡。

《圓月》是繼《宦海孤帆》后陳老師的第二部長篇，也是我讀過最沉的一部。小說聚焦社會轉型期農民的生存困境，通過“泥腿子”與“白領”兩種生活狀態的對比，揭示農村弱勢群體的真實處境，被評論界視為為底層“鼓與呼”的“戰斗”之作。它寫底層的艱辛，寫官場的暗面，寫人性在利益前的扭曲，也寫一個時代留在普通人身上的痛感。敘事扎實，情感真摯。圓月高懸，照見的卻是地上的泥濘。陳老師的文字像一把鈍刀，不鋒利，但割得很深。這部小說的價值，在于它誠實地記錄了一個不該被遺忘的年代。

《海難》與前兩部并列，構成陳老師晚年關注社會與人性的創作序列。海難之下，淹沒的不只是生命，還有人性、秩序和那些本不該被摧毀的東西。陳老師以詩化語言融入散文筆法，文字厚重而抒情，將宏大歷史濃縮于具體故事之中。這部小說的力量在于真實——那種不敢細想卻無法回避的真實。讀完之后，你會久久沉默，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震撼。

如果說這三部長篇是陳老師用詩化筆法完成的現實批判，那么他對故鄉“大躍進”現象的直接揭發，則是匕首投槍，一針見血。他曾明確指出永嘉縣南岸水庫的開發是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必須堅決叫停。

陳老師的觀點也許有待商榷，但他經受種種考驗不忘初心，用盡全力批評心中認定的錯誤，充分彰顯了那個時代文人的氣節與風骨。文革期間，賀龍元帥曾力聲嘶喊：“這個時候還不站出來，你還是共產黨員嗎？”而那個始終未能真正站出來的人，竟是受人愛戴的“人民好公仆”。連他都做不到的事，陳老師做到了。在當今物欲橫流的時代，面對強權下的錯誤，太多人選擇集體沉默，而陳老師始終不忘初心，這份精神尤為可貴。

但是這種堂吉訶德式的孤勇，注定是一場悲劇。陳老師一路慷慨悲歌、奔走呼號，最終累垮的只是自己的身心。

最后一次見到陳老師是2019年。那時我已繼續經歷了這十年間的驚濤駭浪。陳老師來到我的辦公室，我幾乎認不出他——曾經筆挺的身軀已經佝僂，滿頭白發，皺紋比記憶中深了許多。

他推門進來的動作很慢，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歲月終究在這位83歲的老人身上留下了痕跡，不知是累的，還是真的老了。

他走到我面前，一如既往地拍拍我的肩膀。那只手已經不像從前那樣有力了，落在肩上，輕得像一片葉子。他看著我，眼睛里有光，說：“孩子，看到你在，真好！”

我頓感胸口一熱，鼻子發酸，眼淚在眼眶里轉了好幾圈，硬是沒讓它掉下來。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陳老師叫我“孩子”，從來不是因為我年輕，而是在他心里，每一個認真活著的人都值得被當作孩子一樣珍視。他用一輩子的執著告訴我，這個世界上，總有人在你看不見的地方，替你守著那些不該被遺忘的東西。

陳老師，您永遠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