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748年春三月，長安北郊的黃土臺地上新起了一座廊廡深廣的廟宇。唐玄宗剛下詔賜額“始皇廟”，咸陽縣令陳侃舉著祭祀簿子躊躇不前，他嘀咕一句：“用不上十二鼎吧？”隨行禮官低聲回應：“圣旨只說‘依漢制’，可漢人自己也曾爭了幾百年。”兩人面面相覷，這一刻的尷尬揭開了后世對秦始皇廟屢建屢毀的漫長拉鋸。
把時間撥回公元前220年。剛統(tǒng)一天下的嬴政在渭河北岸的信宮大興土木，將宮殿名改為“極廟”，意在“象天極”。按舊禮，廟是祭祖的地方，活著的人替列祖列宗守靈；他卻反其道而行，先把自己供了進去。有人說這叫僭越，也有人覺得這是“把家底寫進憲法”，彰顯一統(tǒng)之后的自我神化。極廟成型時，他不過三十九歲，氣勢正盛。
同一時期，驪山腳下的寢廟悄然奠基。方形院落，東西寬約二百五十米，南北近八百米，規(guī)模比同時代的中型諸侯國都城還大。寢殿中央擺滿漆器、帛衣、炊具，守陵人日夜擊鼓灑掃，四時以牲牢奉祀。墓主人尚在人間，靈魂的“住所”已被安排得妥帖周全，這在當時絕非忌諱，而是一種“生前備喪”的大國慣例。
210年秋，始皇東巡隕于沙丘，二世胡亥將極廟提升為秦“祖廟”。炙烈的皇權(quán)尚未冷卻，咸陽城卻已暗流洶涌。三年后項羽放火，極廟、寢廟連同章臺、阿房一并化為焦土。可奇怪的是，漢高祖劉邦入關(guān)后反倒沒有完全否定這位前朝對手。前197年，他特撥二十戶免役戶常守陵園，還在陵北搭建“始皇祠”。史書記：“不齋戒往，則風雨暴至。”這種帶有恐懼成分的崇敬延續(xù)了整個西漢。
東漢末，會稽百姓仍用木人供奉秦皇像。太守王朗嫌其“不合禮”，下令扔進江里。木像卻逆流而上，鄉(xiāng)民驚懼，私下另起祠宇。信與不信交織，形成了民間與官方的第一場拉鋸：統(tǒng)治者講儒家名分，百姓敬鬼神威靈。
魏晉南北朝戰(zhàn)火連綿，人心自顧不暇。史書里很少再提修廟之事，只在地方志偶見殘碑。這一沉寂一直持續(xù)到隋末。盛唐氣象興起后，需要一位“圣王”作為一統(tǒng)象征，禮部卻拿著《春秋》大談“暴君不得預祀”。兩派交鋒數(shù)年無果，直到天寶七年，玄宗一句“秦政一統(tǒng)六合，其功大于過”，方才拍板重建始皇廟，并親定配享李斯、王翦。
宋朝接棒大唐，國勢雖不如前，卻更重視制度承繼。乾德四年，太祖趙匡胤頒敕保護歷代帝陵，開寶九年又在臨潼吳西村興建新廟。此后關(guān)中、江南、齊魯多地民間相率建祠，往往把秦皇與大禹、舜禪并列，圖個風調(diào)雨順。與此同時，不少地方官仍以“苛政猛于虎”之說為理由，將私廟改成土地祠、城隍殿，熱鬧一時又歸冷清。
元明清三代的主調(diào)是“壓”。尤其明中葉以后，理學成了絕對王道，秦始皇與“焚書坑儒”的符號牢牢綁定，官方祭冊里再無其名。乾隆四十八年制定《歷代帝王廟祭典》，188位古帝王幾乎擠到廟堂，唯獨缺了秦一統(tǒng)天下者。禁令雖嚴，偏遠鄉(xiāng)野仍暗留香火：山東成山頭的懸海孤廟、浙江紹興的鳳鳴山舊祠、廣西興安的四賢祠，都是在屢毀屢修中存活下來的遺民記憶。
為何要修？首先是“功”。統(tǒng)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秦皇奠定了大一統(tǒng)的技術(shù)底盤，后世中央集權(quán)的每一次再造都會想起這位奠基者。其次是“威”。從木像逆流到斬而復生的松樹，關(guān)于秦皇靈異的傳聞愈演愈烈，百姓寧信其有，不敢輕慢。最后是“鏡”。歷朝皇帝在他身上照見治國的光與影，或推崇，或借批判自警；毀廟或建廟，實是話語權(quán)的爭奪。
為何要毀？也是三點。禮學家說他違背周禮，巫言盛行卻缺乏德性；政治家擔心“暴君”形象招致非議，影響統(tǒng)治合法性；財政官則抱怨養(yǎng)廟需錢，戰(zhàn)時更嫌浪費。于是廟宇常成“節(jié)流”犧牲品，一刀批文，柱梁傾頹。
千百年往復，木構(gòu)新舊，背后是一部關(guān)于權(quán)力、禮制與民俗的拉鋸史。秦始皇當年以活人之身塑造神祇雛形，也許未曾料到，自己的祠堂會成為后世顯學與迷信的試金石。毀之者與修之者，各憑心證；而那座深埋驪山的寢宮，千秋不動，靜看人間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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