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對有些人來說是激情燃燒的歲月，對有些人來說就是食不果腹的年代。

當代有兩個作家是被餓出來，一個是閻連科，一個是莫言。

閻連科說，“上世紀70年代，記憶深刻的，對我來說不是革命，而是饑餓和無休止的勞作。”（閻連科《我的那個年代》）

閻連科的饑餓不是一個人，“整個中國鄉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饑餓中間。”（閻連科《我的那個年代》）
莫言的餓是最出名的，六十年代吃過煤快，七十年依然吃不飽，“去玉米田找菌瘤、聽說癩蛤蟆肉比羊肉鮮”（莫言《忘不了吃》）

對莫言而言，“當然，僅僅有饑餓的體驗，并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饑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莫言的演講：《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

饑餓能成就一個作家，但饑餓絕不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驕傲！

七十年代到底有多窮？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說，“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1978年我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認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GDP是490美元。與世界上其他貧窮國家一樣，中國當時有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林毅夫《中國雙軌漸進改革模式具有世界意義》）

我們七十年代居然比非洲還窮！

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后來回憶視察農村后非常受刺激，“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真是家徒四壁呀。”（《萬里談農村改革是怎么搞起來的》）

萬里還發現老區竟然有姑娘沒有褲子穿，真是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

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窮到什么程度，改革開放40周年政論片《奇跡·擁抱世界》中說：
"1978年鄧小平要出國訪問，中央竟然拿不出外匯，最后幾經輾轉才從外貿公司運作了一筆外匯供小平同志出訪日本。”

老百姓窮，國家也窮。

七十年代絕大多數人卡在溫飽線上；物資嚴重短缺，靠票證配給（糧票、布票、油票、工業券），有錢也未必買得到；農民處境比城市居民還要嚴酷。新華社記者寫的《告別饑餓》記述，《東方紅》歌手李有源的兒媳出去討過飯；延安邊區時期勞動英雄申長林所在生產隊二十八戶人家，家家都缺糧，八十多人出去討飯；記者還看到當時延安街頭討飯人數之多、情景之慘，留下了痛心徹骨的印象，“據地委同志講，當時延安地區三分之一農民吃糠，還有一部分連糠也吃不上。”

七十年代雖然很窮，國家也有不少亮點，兩彈一星支撐住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鄧小平說過："如果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鄧小平文選》）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 第一臺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試制成功，這些都是影響世界的成就。

七十年代最成功的是外交，解放以后新中國一直是被封鎖被孤立的狀態，毛澤東、周恩來審時度勢縱橫俾闔用小球推動大球開辟乒乓球外交中美關系開始破冰，好戲接連不斷，中國重返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日關系邦交正常化，到1979年底建交國達120個。

七十年代的主旋律是政治掛帥，過度扭曲自力更生，有海外關系就是敵特嫌疑，學習西方技術就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學賣國主義，鄧小平后來批評這種現象，"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過去向先進國家學習先進技術被叫作'崇洋媚外'，這是一種蠢話。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1978年10月10日，鄧小平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的談話）

七十年代的主流文化是高度統一，“八億人民八出戲，十億人民十首歌"，電影就是《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循環播放。作家、音樂家、電影導演、大學教授等等不是在牛棚里就是在改造中，解放以后66年以前幾乎所有的小說、電影都被打成大毒草。1975年7月初，毛澤東對鄧小平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毛澤東文藝論集》）

著名作家巴金在《隨想錄》里寫過，“一聽到樣板戲的旋律，他就毛骨悚然，會接連做噩夢”。作家鄧友梅被折磨時“一聽到高音喇叭放樣板戲，就像用鞭子抽我。"（1986年4月5日《新民晚報》）高音喇叭+樣板戲是與批斗會、游街、牛棚、被羞辱結合在一起的配樂，這是當時的固定模式。

七十年代對知識分子而言真是一唱三嘆不可言說，但是卻播下了傷痕文學的種子。

1966年起高考被廢除，知識分子成了專政的對象——被稱為“臭老九"，"知識越多越反動""白專道路"之類口號把讀書本身變成了危險的事。1970年大學開始招工農兵學員，不用文化考試只需要推薦就行，不管是文盲還是小學生都可以上大學，結果就是知識體系斷裂、人才培養斷層，耽誤了一代人啊！

所謂推薦上大學完全破壞了普通人的公平，上大學更是成為少數人的一項特權，當時流傳著“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1978年，云南墾區爆發知青大返城事件，知青們發起萬人聯名信給國務院，發布宣言宣布大罷工，請愿代表在昆明臥軌攔車強行北上……這場回城風暴振動中央最終席卷全國，也就意味著這場知識青年下鄉運動的結束。

作家張抗抗在《無法撫慰的歲月》中一針見血：
"老知青所謂'無悔'的豪言壯語，作為個人體驗尚可理解，若是成為一代人'追憶往事'的口號，就有些自欺欺人之嫌了。整整一代人犧牲和浪費的青春、時間和生命，不能用'青春無悔'這種空洞和虛假的豪言壯語一筆抹去。"

兩千萬人的知識青年，一代人的熱血和生命，他們得到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有些人一生都在批判都在反思，有些人一邊高調青春無悔一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去。

在七十年代極端條件下，也阻擋不住年輕人追求讀書和渴望知識的心，一個很常見的鏡頭就是手抄本在知青點傳來傳去，封皮卻用《人民日報》包的。七十年代民間最流行就是手抄本。據統計1970——1976年手抄本種類達300多種,出名的《一雙繡花鞋》（梅花黨系列）、《綠色尸體》、《第二次握手》等等。很多知青還偷偷讀所謂的黃皮書（內部發行的西方現代文學）和灰皮書（內部發行的政治哲學譯著），知識的火種沒有滅。

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直受到美國的制裁和封鎖，在西方世界看來中國是遙遠的神秘的。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約翰·羅德里克在其著作《關于中國》這樣描述中國，"尼克松將看到的中國——貧窮，但有志氣；純潔，但無產階級化；它滿懷豪邁的民族感情……他們竟把七億多中國人養活了……街道潔凈如洗，蒼蠅幾乎絕跡，沒有污泥、垃圾、紙碎……每一個人都似一部大機器里的一顆螺絲釘。"

1972年意大利著名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受中方邀請拍攝紀錄片《中國》，攝制組走訪北京、上海、南京、蘇州等地，記錄了70年代初普通中國人生活、城市風貌、社會日常。這部片子放映后，中方相當不滿意，強烈批判安東尼奧尼是丑化中國，甚至兒歌都要唱“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中方原本是希望通過安東尼奧尼展示偉大成就的，可是在安東尼奧尼看來“中國的人民就是這部片子的明星”，安東尼奧尼的鏡頭對準的是——胡同泥路、集市人流、小腳老人、牲口農舍、豬圈…記錄"真實的中國人生活"。安東尼奧尼的片子完全不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被批是少不了的。

七十年代是個斗天斗地斗別人更斗自己的年代，是個知識貶值個性泯滅的年代，是個勒緊褲腰支援全世界的年代，是個一思考就危險的時代。我們無法忘記舉國狂熱依舊保持清醒的張志新烈士，也不能忘記在獄中三年寫下了約14萬字批判文章的陸蘭秀烈士。陸蘭秀堅信："后人看了我寫的材料，一定會給我平反。"（丁群：《殷殷關山血——當代女杰陸蘭秀的一生》）

記住他們的意義很簡單——不應該讓"清醒"再次成為罪名，不能讓歷史悲劇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