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年仲夏，襄陽城西的漢水泛起泥黃的浪花。關羽在水邊立馬觀戰，身后八位隨佐分列左右，這便是諸葛亮入川前留下的文武骨干。很多人替關羽不平：有這樣一支班底，怎會在同年冬天被呂蒙截擊得節節敗退？要想弄明白，得先看看這八人的本事與性格，再對照當時荊州的情勢，一點點抽絲剝繭。

離開成都的那天，諸葛亮做了最后一次分派。文官四人：馬良、伊籍、向朗、麋竺；武將四人：糜芳、關平、廖化、周倉。看似齊整，其實暗埋隱憂。對關羽而言，這套班底最致命的短板，不在兵不強，而在心不齊。

馬良年近三十，白眉鶴目，是南郡一帶公認的才子。可惜他擅長的是禮法典章，談起軍略難免生疏。當關羽揮師北向樊城，馬良固守荊州，頂多能整理糧券，寫封檄文督促各郡縣送糧。要他評估襄樊形勢、推演曹仁會戰的走向，就顯得捉襟見肘。于是，關羽決戰汝水、襄河兩岸時，這位頭號謀臣卻只能留在后方相機應變。

伊籍輩分略長，為劉表舊臣，長于說服、短于臨機。世故圓潤的官場手腕固然有用，但在前線需要的是敢于拍案而起的硬派參軍。面對關羽鋒芒畢露的脾氣，他多半選擇含蓄婉轉，想勸又不敢力諫，“將軍，須防東吳”這句話終究沒說重。等到風聲不對，他與馬良快馬加鞭向成都求援，卻只來得及捧著噩耗跪在成都宮門。

向朗自詡有水鏡門生的風骨，實心卻在藏書編史。把他放在荊州，本意是文教兼顧，整飭郡縣。但關羽性急，不耐繁文縟節，兩下磨合就火星四濺。結果是：關、向之間互不信任，遇大事便各行其是，謀劃自然落了下乘。

麋竺的處境最難。劉備拜漢中王，賞他“昭烈”之號，地位僅次于諸葛。可這位大戶出身的“總賬房”對軍務幾乎插不上手。更糟糕的是，弟弟糜芳與關羽積怨已久，兄長夾在兩頭，言語稍有不慎便可能火上澆油。心理包袱極重，談何參謀？

說到武職，糜芳排在首位。他握有南郡，卻被關羽一句“俟吾克城還，當治汝罪”嚇得夜不能寐。呂蒙白衣渡江那天，守城將士望見江面帆影如林，心早就散了，城門于是洞開。糜芳的選擇，關羽生前不會原諒，麋竺死后也沒釋懷。

關平和周倉是關羽最信賴的左膀右臂。關平年方二十有八，橫刀躍馬，曾在襄河大戰三十合逼退龐德，卻被父親一句話召回后方，專管輜重。他郁郁不平，卻也陽奉陰違：“父帥無恙，兒自安”——話雖這么說，內心卻憋著勁兒要立奇功。等關羽敗走麥城，他替父破圍不成，折返與父同殉。

廖化的經歷頗似一根釘子。此時他只是偏將，領數千人扼要道。看見吳軍勁弩如雨，他提槍擋在關羽車前，終被喝令突圍求援。等他翻山越嶺趕到上庸，劉封、孟達正在猶豫要不要“救”荊州。廖化痛斥二人軟弱，卻空口無憑，只得悻悻南歸。多年后北伐，士卒調侃“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可見他的勇而不智早有端倪。

剩下的周倉一身蠻力，從樊城活捉龐德便是他的高光時刻。可這名猛將缺乏獨當一面的資歷，也欠缺對大局的把握。關羽突圍吩咐他留守麥城，周倉卻以死殉主，城中守軍頓失主心骨。

如此一比，吳將呂蒙的陣容無疑更加務實。呂蒙本人是行伍出身，擅長臨機指揮，且善于整合資源。更關鍵的是，他打的并非單槍匹馬的仗。步練師系出名門，替他牽線孫權；孫皓尚未即位時已受其恩澤；徐盛、潘璋、朱然、蔣欽，一字排開，皆有與曹休、張遼對斬的經歷。最重要的，是呂蒙在發難前半年故意裝病，孫權順勢讓呂蒙“白衣領兵”，麻痹了關羽，也拉近了與部下的距離。荊州的守將們看見吳軍主帥搖著羽扇、披著白布上船，還以為他身體不支，不成威脅。心理戰，先勝一籌。

更別忘了后勤。東吳水師馳騁長江，對水路封鎖輕車熟路。反觀關羽，水淹七軍之后自信突然膨脹，大量拆除江邊防御工事，調精銳直插樊城。后方只剩糜芳、傅士仁兩位“內斗達人”，一旦補給線被切斷，勝負其實已經寫在賬面上。

兵家有言：眾謀乃上，眾口鑠金。諸葛亮為防曹魏而調張飛北上，是不得已的布局，卻讓原本就縫縫補補的荊州防線出現裂縫。關羽更習慣單刀剪徑式的硬攻，不屑與同僚商量，馬良、伊籍等縱有微策，也難插入決策核心。這樣的一支團隊，對付普通刺頭尚可，對上老辣的呂蒙，就像硬木遇上利刃，結果可想而知。

如果把目光放長一點，蜀漢的根基偏安西南，人才庫相較曹魏、東吳本就單薄。諸葛亮此番拆東墻補西墻，本來就是權宜之計。留給關羽的八人里，缺少一位真正能和他硬碰硬、又能扛得住他性格鋒芒的大參軍。沒有掣肘，也就沒有第二種聲音。于是襄樊前線捷報頻傳，荊州后方卻風聲鶴唳，人心搖擺，最終成了呂蒙的可乘之機。

史冊寫到這段時，常嘆一聲“失荊州”，但更值得深思的或許是用人。諸葛亮能慧眼識珠，卻也有顧此失彼之憾；關羽刀法絕倫，卻在溝通上短板盡顯；至于馬良、伊籍諸人，各有千秋，卻被迫扮演了能量不對等的配角。三國之局，勝負常在一線。呂蒙病榻請命、兵行險著，成了那一線，而關羽與他麾下八人終究沒把這條線攥住，荊州自此易手，江水東流，再無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