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天涯》2026年第3期

點擊封面，馬上下單本期《天涯》

編者按

陳峻峰的散文《詩人前傳》記錄大別山溝一位“時代詩人”與時代和歷史的互動，他自幼善歌，求學受挫返鄉后深耕本地山歌，北京編輯下鄉點撥，讓他理解何為小我與時代大我，據此創作的詩歌被人矚目，他也成為全國新民歌手。這篇獨特的“前傳”以“時代詩人”和鄉土民間文學對象，融合地域民歌考據與時代敘事，虛實交織，借個體命運折射一個時代的文藝生態。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原刊于《天涯》2026年第3期“散文”欄目的陳峻峰的散文《詩人前傳》。

詩人前傳

陳峻峰

一

詩人出生，落地就唱，哭聲是歌聲，開嗓就比別的孩子嘹亮，回蕩在大別山里。順著那哭聲，參參差差，首先找到的是詩人的母親河——史河，那里是源頭，也是豫皖兩省的界河。河之東乃皖西葉集小鎮，是一方文化名鎮，出過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未名社”和“未名四杰”：韋素園、臺靜農、李霽野和韋叢蕪；還出過少年漂泊者、紅色作家、革命文學奠基人蔣光慈；河之西就是豫東南蓼地小鎮，叫陳淋子。萬古如長夜，暫時還沒有文化名人的光耀照臨，單等詩人開天辟地的降生。不相信，難道就是這個山溝溝里的娃？出身即命運。詩人不服，落地就唱，及至少年，立下大志，追隨“未名四杰”，做文學夢，從河之西跨過史河橋到了河之東求學。果然文脈氤氳，水土潤化，得以啟智和開悟，考上了皖地省會的一所大學。不得了，震驚了故鄉小鎮。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娃大學只上了兩年半，賊大膽，寫情詩，唱情歌，把同校的漂亮女同學追到手，又賊大膽和女同學如火如荼戰天斗地一個暑假，讓女同學懷孕，被學校除名，卷了鋪蓋，打回原形。村人惋惜，遠遠看河對岸星光璀璨，而陳淋子這邊，夜更長了。

父母沒有埋怨他，原本就是山溝溝里的娃，現在還是山溝溝里的娃，沒多一點點，也沒少一丟丟。命，該有的才有，不該有的就不會有。事兒是有些丟人，但年輕的時候誰沒充過楞、犯過渾、干過傻事？詩人去了河東語文老師那，老師給了他幾本書，其中有《紅旗歌謠》和《農村“大躍進”歌謠選》，還有一個小筆記本，是老師早年搜集的當地大別山區的民歌。老師說是淮南民歌。解釋說臺靜農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也有大量調查和搜集，由當年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主辦的《歌謠周刊》的編輯幫助，整理出六百首，抄成兩本，準備印制，就叫《淮南民歌集》。老師說，究竟叫什么，需要和其他民歌一起進行綜合性比較研究，摸索出本地民歌的特性和規律，再命名。名順則言順。老師鼓勵他，大致是說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能武就為文；耍不了刀槍、干不動農活，就耍筆桿子。況且你過去還寫作發表過詩歌呢。從老師那兒回來，開始讀老師搜集的《淮南民歌》，還有那兩本歌謠。激蕩起來，躍躍欲試，詩句仿佛就頂在喉嚨口。他按照老師的教導，開始收集民歌，從家人、村人、親戚開始，然后去田間地頭，繼而深入大別山腹地山水深處。他被點燃和喚醒，活過來了。

在收集有一定量的時候，他平息下來，分類、整理、琢磨，他便發現了老師搜集的和他搜集的淮南民歌或者叫大別山民歌以五句山歌為最多，五句山歌中以情歌為最多。他回過頭來，在他學過的文學史教材和老師給他的書籍中尋找古代歌謠與中國其他地方流行的新舊民歌來進行對比，發現了故鄉五句山歌的不同之處。比如句數本身，古代歌謠包括《詩經》有五句的，但不構成句數的明顯特征；中國西南、西北、東北、江南等地的民歌能見到的一般都是四句，或四句多段一首，或句式不等，自由體，長長短短的，如戲曲唱詞。大別山民歌四句的有，不典型，還有六句的，一般都是五句，名稱有好多叫法，如五句子、五句歌、五句板、五句頭、喊五句、趕五句或者五句子歌；句式決定了形式，也決定了內容，差不多就固定了：一、二、三句鋪墊，四句結句，五句點題。五句多段的，叫趕五句、排子歌。臺靜農和老師把這些統稱為“淮南民歌”，沒叫五句山歌，很明顯是因為其中包含有不等的句式，即便五句占了絕大部分。那為什么不叫大別山民歌呢？估計其中有些民歌超出了“大別山”而在更大區域的“淮南”范疇。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句山歌有沒有可能為大別山或淮南所獨有？進而為中國民歌所獨有？教材及所能見的各種書籍中空白，未著一字，詩人推測，可能是被忽略了，或者是編輯視野受限，以及存在區域的邊緣和封閉，缺少傳播的廣泛性、影響力，那么這便是中國民間文學的一大缺憾了。進一步想，這是否為他的驚世發現？他激動了。許多年后他才知道，還是淺薄了，五句山歌的分布，是從桐柏山起始，自淮河南岸，經大別山及鄂西一直到大巴山地區，還有部分南方客家人中也唱，是當年中原人南遷時捎帶的“文化產品”。然而，就五句山歌本身而言，還有除句數之外的特性，比如不同類別的五句山歌其音調亦各不相同，有曲牌，形成套式；打夯、車水、薅秧、采茶都有自己的歌，并且有獨唱、領唱、合唱等等的演唱形式。大致分為號子、山歌、小調、燈歌、喪歌、兒歌等，內容有勞動歌、儀式歌、時政歌、情歌、生活歌、歷史傳說歌、兒歌和其他諸類。細分就復雜了，比如兒歌里就包含有搖籃曲、數數歌、問答歌、游戲歌、鎖鏈歌、繞口令、顛倒歌或曰扯白歌等。最是“唯有”和“獨有”，體現在情歌上，無論怎么情呀愛呀的，都字面干凈，其他種類的中國傳統民歌都幾乎沒有。包括涉及性的情歌也是。老師說，叫“素面葷底”或“葷底素面”。舉幾個例子：

一

天上星多不成行，

地上人多不成雙；

二十歲小郎自己睡，

十八歲大姐守空房，

罵聲三曹五閻王。

二

日頭落了萬里黃，

畫眉觀山姐觀郎；

畫眉觀山要下雨，

乖姐觀郎進廂房，

紅菱帳子臥鴛鴦。

三

清早起來去瞧乖，

乖姐睡覺沒起來；

青絲頭發盤郎頸，

朱紅舌頭壓郎腮，

口口問郎可自在。

回到我們的詩人。一時的激情發散可能帶有落魄后的情緒填充和補償，就像繁花也有蔫了的樣子，山洪也有退去的時候，幾個月后，他有了厭倦和疲憊，千難萬難所搜集來的民歌也越來越重復，甚覺單調、乏味、低級，甚至庸俗和無聊，幾乎再無一首讓他眼前一亮的，哪怕一二句。沒有。他有點沮喪地回到家里，蒙頭大睡，又睡不著，他開始懷疑，他所搜集的，乃如獲珍寶還是一堆糞土？同時想，我像瘋子一樣搜集這么多民歌究竟要做什么呢？

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民歌真“瘋”了一回，那是一場“運動”，老師給他的那兩本歌謠選，就是那一時期的成果。那個時候，我們的詩人還是一名中學生，他對那一場席卷全國的新民歌運動完全無覺。他在想象他趕上了那場運動，也不知會寫出什么樣的詩歌來。反過來說，民歌在數千年前，比如在古老的《詩經》里，叫“國風”。同等意義上，是否可以把這些新民歌理解為新國風？具體到作品上，又不像，令人惶惑。比如讓他印象深刻的這幾首：

一

一個谷穗不算長，

黃河上面架橋梁；

十輛汽車并排走，

火車馳過不晃蕩！

二

稻堆堆得圓又圓，

社員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湊上太陽吸袋煙！

三

腳踏黃河水倒流，

搬來泰山做枕頭；

決心苦戰十五年，

趕上英國不發愁。

四

公社的山羊長得壯，

上山碰到非洲象，

山羊打了個大噴嚏，

轟隆一聲震天響，

大象嚇得直哆嗦，

撲通跪倒直喊娘，

娘啊娘，還是公社的山羊大，

跟它比，我簡直就是屎殼郎！

這些新民歌，當年的一位大詩人進行了古往今來、高瞻遠矚、極具權威的評價：“民歌的出現，及它在整個詩歌創作上的影響，已經使我們看到，前無古人的詩的黃金時代揭幕了。這個詩的時代，將會使‘風’‘騷’失色，‘建安’低頭，使‘盛唐’諸公不能望其項背，‘五四’光輝不能比美。”就連那位坐在詩歌之巔的大詩人也贊不絕口：“今天的民歌民謠，今天的新國風，是社會主義的東風。這風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凍結，人民的心都開出繁華，吐放芬芳。”詩人仍舊不安、困惑，他覺得他看到的和新民歌描述的完全不同，就頓生荒誕感和不真實感。再去拜望老師，老師說，你所困惑的正詮釋了文學之本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詩人本想還要說什么，比如高于生活高到啥程度呢？真有能架橋的谷穗？比大象還大的羊？被老師阻止了，告訴他當即要做的不是問不是想不是說，而是寫；不會寫，就模仿——古典有《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民歌有李有才、王老九、習久蘭、殷光蘭、姜秀珍、古華；新詩有聞捷、郭小川、賀敬之、普希金、馬雅可夫斯基。詩人很聽老師的話，回家后，就開始寫。他也并非沒寫，他其實已經寫了很多，寫他失學后的傷心、苦悶、無奈、絕望，還有一日日對女友的思念。顯然他寫的這些詩歌都不是老師說的那些經典和詩人的詩歌，更不是偉大的人民群眾寫的那些詩歌。難道我寫的不是“詩歌”？這可都是我所經歷，是真實情感的記錄和表達，只是沒有那么嚇人的夸張而已。他拿著那些詩稿，走投無路后又去了老師那里。老師根本就不看，說，是不是“詩歌”，你投稿啊。

修改、整理、分類、謄寫，詩人開始投稿。他把詩稿裝進信封，寫好地址，在右上角再寫上“投稿”二字，完后到鎮子上的郵電所郵寄。信封的口不封，郵電所檢查之后確定是“稿件”再封。柜臺上有糨糊。封好后，郵電所的工作人員將信封剪去一個角——這是個標志，即此信是按“印刷品”郵寄處理，免費，不用付郵資、貼郵票。真好。稿件、“印刷品”是文化物品，郵寄不要錢，我們國家好高尚。詩人轉身走出郵電所的門，昂起臉，欣欣然。不僅投稿不要錢，而且他“投稿”了，有了目標和方向，也有了期望和期待。然而等待稿件回音，一日日的，煎熬人呢。發現他為稿件煎熬，實則是為“身份”煎熬。我是誰？——回鄉青年？本就是這山溝溝里的娃。大學生？被開除學籍了。知識分子？和葉集的“未名四杰”能比嗎？農民？要力氣的和要技術的活，都干不了，也不愿干。最后，詩人？暫且存疑。

存疑，說明它具有可能性。

一個月后，他開始陸陸續續接到退稿信，大多是鉛印的公式化的，也有三封是編輯手寫的，其中一封來自一個女編輯，對他的稿件談得很詳細，寫了很長很長的信。退稿，他有準備，不覺意外，但他終究沒想到幾十份稿子無一采用，他絕望了。因為詩人也做不了，他就什么人都不是了！他不再去找他的老師，也不再寫信向女友傾訴。躲在屋里，自我囚禁，像蜷縮著的將死之人，氣若游絲，靜等誰來拋下第一鍬土，將他埋葬。

天快晌午了，堂屋的大門被打開，光亮斜射進來，然后是人的影子和邁過門檻的腳。兩個人的腳，一雙是父親的，他認得，另一雙像是一個女人的腳，是外地人的腳，他看到了那腳上穿著的完全不同于村子里人的鞋子。他女友有一雙這樣的鞋子，粗跟，帶袢，皮革面，紫紅的顏色，洋氣。

三

他的判斷沒錯。來的人是給他寫信的北京《光報》女編輯。

她是專程為他而來。坐了十個多小時火車，又坐了六個多小時汽車。到蓼城時是晚上七點多，打聽去詩人鎮子的班車，一天一班，早晨六點十分從蓼城西關縣汽車站發車，汽車站就是她下車的地方，于是決定就近找家旅社住下，商量好次日有服務員叫早。問現在這個點有沒有飯店營業，服務員說，出門左拐有蓼城雞湯掛面賣，你去看看關門沒。女編輯看看手表，剛晚上八點，行李包放吧臺先去找蓼城雞湯掛面館了。——營業著呢，女編輯有幸運之感；只有一個食客，顯著入夜的清靜。女編輯不知怎么“吃”，說要人們平常都要的那種。過了一會兒，面端上來，湯色清澈，漂著一層薄薄的雞油，鮮美撲鼻，白色掛面間有幾片青菜葉子，仿佛飾品，還有雞蛋，嫩黃色。她拿著筷子不忍心攪動，凝視，審美，想象，感受，過了會才優雅地沿碗邊啜了一小口湯，除了濃郁、香，舌尖還有甜味。隨挑了一筷子掛面放唇邊，控制著動作和聲音，吸吮似的吃了幾根，非常滑溜，既筋道，又綿軟，可以肯定，這掛面決然不是一般的面條，包括口味。遂生感慨，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山南水北，即便你了解掛面吃過掛面，但你不一定吃過蓼城的掛面；你吃過蓼城的掛面，但你不一定吃過蓼城雞湯掛面；你吃過蓼城雞湯掛面，但你不一定吃過蓼城西關這一家的雞湯掛面；你吃過蓼城西關這一家的雞湯掛面，但你不一定吃過蓼城西關這一家的此一夜晚這個鐘點的雞湯掛面。就是這樣。女編輯被自己逗笑了，那笑也表達她吃得很滿足。

好食物帶來好情緒，只這一碗蓼城雞湯掛面就讓她覺得這一路所有的辛勞都是值得的。事實上第二日仍舊沒那么順暢，早班汽車吱吱啦啦向東行駛，過七一大橋，開始往南拐彎的時候，熄火了，女編輯當機立斷下車。車子可能修好，可能修不好，但她不會坐等。向人打聽路線，她現在所處就是去詩人鎮子的312國道，她決定到路邊招手攔車，給錢就是了；攔不到汽車攔驢車、攔架子車、攔自行車；一輛攔不到就攔五輛、十輛、二十輛，她相信總有一個心腸軟的人。這韌勁感動了蓼城，感動了上蒼，降給她好運氣，就有一輛蓼地拖掛貨車停下了，問清楚之后，同意捎上她。更走運的是師傅拉貨去六安，經過詩人的鎮子，可直達目的地，不用再折騰。也有問題：駕駛室里坐了男貨主，師傅說，你不嫌的話可以上來擠擠，車廂貨物裝滿了，頂上坐人太危險。女編輯哪管許多，就上了駕駛室擠擠。那可真擠。師傅和貨主一個勁地笑。車開動了，問他們笑啥，沒回答，還笑。最后師傅才說，你看著是大家小姐，攔車爬車的動作比俺農村婦女都野道。女編輯也笑了，說，狗急跳墻，兔急咬人，人急了，就不拿捏了。氣氛融洽起來，各自作了介紹，師傅說，我一看你就是北京的，不一般的人。女編輯說，你能看出我是不一般的人，那你也是不一般的人。師傅說，我說不過你。你搭我們車，車錢咋算？女編輯說，我付，多少？師傅說，哄你的，不要錢。你是文化人、大記者，給俺們講故事吧？一直講到地，算車費，回頭時趕上了，我還拉你。女編輯說，你們這地方的人都這么好嗎？師傅說，都這么好。貨主說那可不一定。女編輯又問，你們這地方的人都這么有意思嗎？師傅說，都這么有意思。貨主說，也有沒意思的。師傅當即懟他，你這人才沒意思。轉過臉對女編輯說，別理他，他是出了名的杠頭，你說啥他都會說“那可不一定”，成口頭禪了。女編輯說，凡事有質疑精神，挺好啊。師傅說，我們蓼地啊，有三寶：土（老母）雞、笨（雞）蛋、嫩頭青（蘿卜），蓼地人就編排自己了，說俺們這的男的都是愣（借嫩諧音）頭青，女的都是土雞，生個孩子是笨蛋。說完，自己先樂起來。女編輯雖然不能完全聽懂他的方言笑話，但她斷定在地方語言情境中一定有意思。因為這時那個杠頭也笑了。可以肯定他不止一次聽過這個笑話。女編輯就問，蓼地的土老母雞是不是很有名啊？杠頭接過話，顯得有些詫異說，你不知道蓼地雞？你個大記者，不知道蓼地雞？它還有個名字叫“九斤黃”。九斤沒得，五六斤是有的。母雞下的蛋也大。俺們這人說“五一雞”“八一蛋”，就是五斤一只雞，八個一斤蛋。吃肉吃老公雞，喝湯喝老母雞湯；老母雞肉沒啥吃頭，就是喝湯，不僅香，而且甜絲絲的，大補。在俺們這，你一定要吃一回老母雞湯下掛面。女編輯聽得神奇、忘情，嘴里咕噥了一句：“朝聞道夕死可矣！”杠頭急切地問：“你剛說啥？你剛說啥？你再說下。”師傅在一旁叫起來，說，這不對啊，反了，說好是你給我們講故事，抵車費的，成了我們倆給你講故事了。女編輯說，我們記者的職業，就是聽人家講故事，講人家的故事。杠頭說，你不會回北京把我們倆也寫進你文章里吧？女編輯說，那可不一定。

女編輯把這一路的經歷和感受仔仔細細說給了詩人聽，告訴他，這些不是要講述我來的旅程和遭遇，而是想和你說，這才是生活，現實的、火熱的、習以為常的，甚或被忽略的，這就是你創作的源泉。你就生活在生活中，生活在師傅、杠頭、鄉親、家人、歌手、廣大勞動人民中，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你寫的那些愛情詩，是詩，真摯感人。你寫了你的哭泣、感懷，寫了你的思念和曠世的憂傷。作為自己記錄、抒情、發泄、自我欣賞可以，但它不是我們所說的可以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你的感受力、表達、詩藝沒的說，不缺才華；當務之急要解決的是為自己的文藝還是為人民的文藝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小我”和“大我”的問題。這是根本性的原則問題。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是很多作家、詩人的問題，是關涉祖國文藝大方向的問題。女編輯說的，詩人還理解不了。女編輯說，不急，我專門來見你，就是打算和你一起待上一段時間，同吃同住同勞動，帶你體驗和觀察生活，發現感人的細節、美的瞬間，挖掘人民、大我、時代、生活的主題，徹底解決創作方向和方法。詩人聽傻了，內心被注入了力量。父親在一旁雖然聽得不完全懂，顯然也受到了感染，淚水盈滿眼眶，他覺得他的娃遇上了貴人，有救了。

女編輯在家住下來，那原是詩人住的西頭廂房，詩人給騰出來，換了新稻草和床單，詩人在廚房一頭的工具間撐了一張“床”，將就著。女編輯自己都沒想到，接下來這一住就住了一個月，她堅信詩人是可造之才，是未來的文藝新星。她要手把手幫助他解決生活和創作、大我和小我的問題，從最基礎的古典加民歌入手。她帶著詩人或說是詩人帶著她，跋山涉水，穿越邊鎮村落以及荒野林區，認識和發現自然之美；深入到巖頂崖下、山灣沖畈、莊戶人家，和各種各樣的人攀談，聽他們講故事，唱民歌、小調、小戲、謠曲兒，唱熱和了還用嘴敲起了鑼鼓點子，扭擺起來，那個妖、媚、浪。女編輯也跟著扭，拉了詩人扭。聽不懂的方言有詩人幫著翻譯，然后一字不落地記錄下不同唱詞、曲調和樂譜。實在找不到的字，就加注音和釋義。回來后，她又教他怎樣歸納、分類、整理，融入自己的創作，并嘗試將其與古典詩歌結合起來，找到時代的主題，找到大我。她還要求他所有大別山民歌都會唱，原汁原味，不要走樣；同時和他講象征、隱喻、擬人、借代、韻律、鋪墊、升華、通感，革命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女編輯沒有看錯，詩人天分極高，很快就領會并掌握了“正確的創作方向和方法”，創作出一批民歌體和民歌變體的新詩，并在女編輯的幫助下字斟句酌，反復修改。常常一兩個字能折騰兩個人好半天，突然改好了，仿佛最后奮力一鍬，清泉自涌！還有一種情況，比如詩人創作的那首：“打起鼓來敲起鑼，車輪一轉絆俺腳，唱歌車水都不會，齊向貧下中農學，又學勞動又學歌。”字面沒問題，還是少了一鍬。如“絆”字可改成“打”字，會有疼痛感，才深刻；最后一句：“又學勞動又學歌”，可改為“先學勞動后學歌”。這是點題句、升華句，你體會一下，改后意義就大不同了。先學勞動后學歌，涉及的是認識問題，也是態度問題，作為一個青年學生、青年詩人，學習勞動是首要的，勞動學不好，歌也學不好，更是唱不好。

就這樣，詩人收獲滿滿，女編輯也收獲滿滿，詩人發現她不僅跟著自己收集民歌，還隨時記錄下所經山水所到村莊的名字，以及地理方位、環境、氣候、形狀，也記下遇見的山民的名字、年齡、面相、談話。女編輯一方面給他指導，包括采訪記錄行為的示范和影響，幫助他打磨修改詩稿，認識生活與寫作的意義；一方面也誠懇地向他請教，與他切磋和交流。詩人有時說出來的什么以為平常，卻讓女編輯喜出望外，讓他慢慢發現了生活表層下面的蘊藏與奇妙，生發出事物與文學深度的意義。詩人每天內心都被激情脹滿，有好多東西滋滋生長，在喉嚨，在指尖，要唱出來，寫下來，而女編輯也創作了一批詩歌和散文。她很滿意。除了生活、采風、寫作的收獲，她覺得她的任務完成了，和詩人說要回去了。算了下，竟是來了一個月搭八天。當天晚上，女編輯把詩人新創作的詩歌挑了幾十首帶上。第二天詩人送女編輯從史河碼頭坐船到蓼城，再乘汽車、火車回京。

好多天后，在糖罐下面，發現了十二塊五毛錢。

四

后來女編輯來信說，那天她乘船到蓼城，在東關大碼頭下船后，沒有直接返回，而是搭了一艘拉貨的船，朝著淮河下游去了。一路上聽船家講水上傳奇、唱淮河船歌，二十天后才回到北京。回京后，女編輯開始運作，很快，詩人的詩在好幾家報紙上發表出來，有的還登載了作者簡介，加了編者按；幾個月后，有幾家刊物也發表了出來。這事就鬧大了，驚動了當地的宣傳部門，也驚動了上級的宣傳部門，很快派人到了蓼城，一群人進了大別山，看望詩人，了解了詩人的有關情況，也了解了《光報》編輯下鄉的有關情況，就詩人作為青年人才的安排培養問題，進行了一次小的討論。討論得很熱烈。認為詩人在遭受挫折之后，沒有氣餒，重拾信心，站了起來，初現才華，嶄露頭角，蓼國大地一顆文學新星冉冉升起，一簇詩歌花樹向陽成長。這是一個有多重意義的“典型”，應該直接安排到有關部門，提供一個優越的寫作環境，既保證其創作時間和生活穩定，保護了人才，也能讓其人盡其才，創作出無愧于家鄉無愧于偉大祖國的作品。這看似對一個人的安排和照顧，卻是對所有有志青年的巨大鼓舞和激勵；滴水見陽光，寸草三春暉，不限于文化領域、文學創作、幾首發表的詩，也不限于狹隘的詩人身份，而是將其樹立為時代先鋒、自勵榜樣、青年標桿！有人說，不妥，作為泥土上的歌者，來自民間，歌唱生活，脫離了生活，脫離了人民群眾，沒有了泥土，創作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很快就枯竭了。設想，一旦他失去農民詩人的身份，當干部或文化部門工作人員，他還是標桿嗎？兩種意見針鋒相對，都有道理，一時無決。這樣一來，詩人看似解決了創作問題，生活困境仍不能得到解決。明擺著，你是詩人，但你本質是隊里的社員，你不勞動，就沒有工分，沒有工分就分不到糧食，還有棉花、油料、肉，換言之，你就沒得“吃穿”，還是不能活。最后的結果還要說嗎？即便有女編輯幫助，找到了正確的創作方向和方法，作品得以發表，但你能堅持多久？所知的所不知的人才、天才、英才、奇才，自生自滅的多了。這山里一代代會唱民歌的多了，有的還被推為山歌王呢？都是天生的，沒人教，那山歌多得喲，一肚子兩肋巴骨，春上唱、秋上唱，閑時唱、忙也唱，坐著唱、站著唱、立著唱、走著唱，上到山頂頂上唱、下到地溝溝里唱，人多時唱、孤零零一個人也唱，高興了唱、不高興也唱，就是沒誰把它當營生、當飯吃。詩人能成為一個特例嗎？不能。

那天挨黑，大隊會計見了詩人，和他說有他的信，還有匯款單，兩張哩！詩人第二天就跑大隊部去拿。信是他投稿被采用的回復。這是女編輯之后他自己投稿的第一個被采用的回復。喜出望外。這是不是個證明？隨后又懷疑了：究竟是自己詩歌達到了發表水平，還是因為受到女編輯或者《光報》的影響？不管它了。令他興奮的是那兩張匯款單，是他的稿費，一張是兩塊六角，一張是八塊，合計十塊零六角。詩人不是興奮，而是激動，他離開大隊部后，渾身顫抖，到家后悄無聲息地鉆進西廂房，拿了一本書，從中間打開，把匯款單夾進去，掩蓋著，裝作看書，以防人看見，然后認真辨認那兩張匯款單和那上面的錢數，仿佛生怕是自己看錯了，反復核對和確認。他沒和任何人說。挨到下午，四顧無人，揣著匯款單，悄無聲息地去了鎮子的郵電所，工作人員告訴他要大隊開證明才能取，還要帶自己的私章。找了大隊會計，開了取款證明，私章咋辦呢？上街刻要錢。他身上有張兩角的，折成三角形，一直沒花。那是一個象征，賦予意義，不能花。花了，意義就沒有了。突然想起他中學的同學，愛寫寫畫畫，會刻章，且牛得很，不需要貼紙，也不需要描字，拿過來章料，端詳一下，目光掃描，下刀就直接刻。飛沫濺花，目不暇接，感受刻刀的鋒利以及腕力延及刀子與意念的力度，起承轉合，游刃有余；方寸之間，亦乃大千世界，前古人，后來者，身臨決絕之境，無選擇，無反悔，最后摁了印泥，宣紙上試，紅白分明，一掠的驚艷，仿佛印證、自證，仿佛人生完美，氣象自成。詩人找到了他同學，同學說他早都不干了。寫字畫畫刻章在俺們這不能當營生、當飯吃，也被人看不起。最后說，工具有，章料也有，老同學求到門上，我給你刻一個。突然問：“你刻章干什么？”“取錢。”“什么錢？”“稿費。”“你發表作品了？單子我看看……乖乖，這么多！這我可得收費。”“取了給你。”“逗你的。但你得把發表你作品的報紙帶來，我見識見識。”然后問：“報紙上印的真是你的名字？”

從同學家出來，詩人就去郵電所取錢，詩人個子矮，郵電所的職工站起身來看了又看，問了他好多話，不相信，兌付之后，還站在那，崇敬兼及疑惑地一直望著詩人走出大門。詩人滿足極了，他看到了郵電所職工對他的驚訝和羨慕，重要的那兩張匯款單果然變成了錢，攥在他的手里，一卷，一張五元的，兩張兩元的，一張一元的；還有六角零錢，分別是一張兩角的，四張一角的。這是他要求換的，一角的大概是他消費或者說花錢的衡量，那一張兩角的，他不知出于何種心理，他想和他身上的那一張做一下比較。在快到家的一處田坎，看看四處無人，他就坐在那里，背靠著茅草埂，很舒坦的樣子，仿佛傳言中的地主老財威赫地坐在太師椅上。他開始在身上摸索，找到了他的那兩角錢，拆開，撐平，和新取的兩角錢重疊、比較，邊角大小寬窄，一樣，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只是這一比較，發現他身上的那兩角錢，磨損嚴重，尤其折疊的地方，起毛，成了一道白痕，錢的正反兩面顯出好幾個三角形。他不知道這兩角錢還能不能花出去。這是一個疏忽。花不出去就花不出去吧，不就兩角錢嘛，他現在身上的錢如果都換成兩角的——哈哈，有五十三張！我的天，五十三張！他下意識地把手伸進口袋，又下意識地感受了一下他口袋里的錢，想象五十三張錢的體量和實在。他從沒有一次攥過這么多錢的感受。過去學校的生活費、家里給的車費，都是要花的。那不是“錢”。真正的錢，是可以花，也可以不花。就像現在他手上攥著的，讓人心生驕傲，有了底氣，目光蔑視，靈魂戰栗。而這才只是一個開始，且來得突然，他還有稿費沒到呢，還會有多少？是否能交足他家的缺糧款？如果夠的話，他是否就可以脫產走專業寫作的路，實現他的文學夢想，并接踵而來給他帶來無盡的贊譽、聲望、虛榮，以及勞動所實現的居住、家庭、溫飽所需交換的“價碼”和“本錢”。農民種地，作家種字，都是職業。農民不能改變成為作家嗎？作家也不能改變成為農民嗎？農民世世代代，作家也是世世代代嗎？那么多的工人、農民、解放軍，不就成為作家了嗎？像吳運鐸、胡萬春、高玉寶、李瑛、王老九、浩然。當然他們在成為作家后原有的身份沒變，仍舊做工、種地，在崗位上。他咋辦？女編輯說先學勞動后學歌。勞動學不好，歌也學不好。她說的勞動就是長天白日沒完沒了的土地上的勞動嗎？她勞動過嗎？作為腦力勞動的寫作不是勞動嗎？只有體力勞動才算是勞動嗎？遺憾的是女編輯只談勞動沒談勞動價值。比如在勞動價值的實現上，能不能讓鄉下人成為城里人，成為吃商品糧的人，成為風不著雨不著日頭曬不著，像女編輯那樣坐在辦公室里細皮嫩肉的人。

過了幾天，又來了兩張匯款單，他有些激動，去大隊部取，問了大隊會計一些情況。詩人所在的隊，糧食分配大的面是“人六勞四”，即人頭占六成，每個人都有；余四成，需通過勞動獲得；勞動以工分算，年度核算后，工分缺了，拿錢買。一千個工分大約是二三十塊錢，二三十塊錢能買一百多斤米。詩人算了算，他要是每年能掙五六十塊錢，就可以不勞動也能養活自己了。

沒有錢的時候，心無塵埃、無雜念，啥想法都沒有。即便有想法，不過一閃，“擦根火柴就燃燒”（詩人詩句），瞬間的，然后就滅了。有錢了，人就復雜了，擦根火柴，點燃起欲望的野火，蔓延，灼熱，要燒到自己了。他記得在學校時看過馬克思對金錢的定義，當然偉大的馬克思說的不是金錢，而是貨幣。他記住了貨幣或者說錢的基本屬性和功能：價值尺度和交換手段。價值，具體到稿費，它是詩歌還是詩人的價值衡量和體現？換言之，一張稿費單里，其中詩歌值多少錢？詩人又值多少錢？詩歌和詩人的價值就只是按標準開出的稿費單的數額尺度嗎？交換，除了直接用來交換工分、口糧、副食品、筆墨紙硯、刻私章，還能交換什么呢？包含審美嗎？包含帶給人民的巨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嗎？也包含詩人的天分、自傲、名聲和榮耀嗎？

諸多設問，千條萬條，可以確定的是，他需要寫詩，因為他需要稿費，需要錢，寫很多很多的詩，掙很多很多的錢，不斷積累，量變帶動質變，完成價值實現；有資本和價碼來做交換，這是前提，也是真理，物質決定精神，說不準，就是新人生，從山溝溝里一飛沖天，在云端里了。

詩人感覺，像是眼見著的事。

五

他感覺是對的。

詩人的詩歌寫作進步驚人，看來他是深刻領悟并掌握了女編輯教給他的創作方向和技巧，正確處理了大我與小我的關系，創作的數量和質量飛升，發表的也越來越多，名聲就大了。一些報刊開始向他約稿，甚至來人對他進行采訪。然而山溝溝里的日子是無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復始，千年不變，除了詩人已非常人的匪夷所思、想入非非，偶爾弄出些動靜，余則老一套。你也不能說慢，但你也不能說快，就像山里山外，山這邊和山那邊，遠方的人和莊戶人，你是你的日子，人家是人家的日子。從女編輯來到現在，估摸著有一年或者兩年了吧，山還是山，樹還是樹，樹梢頂上的那塊云彩還在那，沒動，沒偏移一點點。屋山頭傳來山老鴰的叫聲，還是去年的那幾只，老調重彈。今早出來的日頭還是昨晚黑進到山后頭的那個，沒變大，也沒變小，沒變亮，也沒變暗。時間在山溝溝里不僅無覺，也無形態和印記。生、死，包括萌發和腐朽、新建和頹圮、初誕和消亡，以及偶發的欣喜和哀傷，都在時間的暗角里，看不見。一年、兩年，也是千年萬年，有什么不同呢？詩人無法知道世界帶給他的影響和他帶給世界的影響，他只知道他的詩歌在山外邊那些人無法去到的地方發表，不斷有稿費單從山外邊那些人無法去到的地方匯來。匯款單、大隊證明信，口袋里裝著的私章，以及取錢、數錢、攢錢、藏錢，這確實是真實發生了的，是有覺的。尤其是他到了郵電所，取到了新錢，意外的欣喜，讓他每次都會放在耳邊抖抖。新錢的紙張質地好，嘩嘩響，脆響。有時他還把臉貼在錢上，就像貼在一只手掌上，感受依存和撫愛。每一張錢他都給展平，一沓沓存放，從不卷起，仿佛折疊和卷起會隱藏面值，只有展開攤平，面值才會顯現，并獲得錢在視覺上的滿足和愉悅。大約由此，每一張錢他都舍不得花。他看著那些錢，就像母雞看著自己下的蛋。母雞看著自己下的蛋，還想作為母親孵化自己的小雞。他看著自己的錢，不知要干什么。錢在他這已失去作為貨幣的價值屬性和功能，只有觀賞價值。錢本來就是一張紙，花了才是錢，不花就是紙，當然是有價值的紙，但不用于交換它還是紙。也許他在等，等著在某種額度上或價值上且被他視為“有資本”或有一定“價碼”了，再來花，即交換，通過交換，比如給家里交缺糧款，讓父親不再逼著自己干活；通過“交換”，比如走下“關系”，給他安排一個好活——教師、會計、文書、宣傳員、記分員——這些，他一定會比一般人干得好。想到此，疑惑了，他一個大學三年級的肄業生，鄉村稀缺的有知識文化的人，也是“有資本的”“有價碼的”，不知為何換不來一個不干活的活？

青蘋之末，微瀾之間，好運來，也許不要換，他感覺到了。仿佛竹外桃花，抑或山雨欲來，反正他感覺到了，僅僅是感覺到了，他完全不知道有關方面已在商討把他作為人才和典型準備，對他作出安排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交換，在社會學的意義上。換言之，他“有價碼”，也“有資本”。當然不是他那點錢，或者“學歷”。一失足成千古恨，恨就恨在他犯的是“作風”的錯，涉及一個人的道德。道德即品行。獨善其身，兼濟天下，德為先。因此過去沒安排，道德是個坎，現在被重視，是他“農民詩人”的“身份”價碼和“時代”價值。其實上次市縣兩級就詩人的安排進行磋商，已表現出高度重視了，雖無果，分析還是對他所犯錯誤性質的忌憚。當然那時他還“沒資本”，即他尚未達到一定的成就和影響力。沒想到的是，之后只這一兩年，詩人迅速成為全省乃至全國出名的人物了，有人已經把他與王老九、習久蘭并稱為“三大新民歌手”。日益高漲的名聲淹沒了他糟糕的過去和錯誤，青春年少的那點沖動和犯渾較之太陽般升起的一位農民歌手算得了什么。我們需要他，時代需要他，需要他的歌聲。春江水暖，山雨欲來，詩人轟轟烈烈的人生，正在打開宏闊、嶄新一頁。他的新詩被發表、轉載、傳抄和朗誦，他的新民歌到處傳唱，他遭受挫折自強不息的事跡名揚天下，他開始不斷被省市縣有關方面邀請，參加采風、研討、會議，有的還請他做專場報告，給業余作者談人生、談理想、談生活、談創作。一時間，他的照片、消息、評論和詩歌作品，幾乎占據了所有報紙和廣播，北京的一家權威報紙，整版報道了他人生和創作的經歷。就是這次報道，把他提升為天下三大新民歌手之一，完成了對他的價值定位。沒過多久，詩人和那兩個著名的“天下新民歌手”有了歷史性會合，他們一起被邀，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青年創作積極分子代表會議，受到諸多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并合影留念。

會議結束時，合影照片發給每一位代表，詩人打開看，好長好長的一張，黑白照，不知那是什么高級相機照的。那么多的人，卻分明、清晰，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光芒和笑容。他一眼就找到了自己，也一眼認出前排的那些高山仰止的領導人，還有那些名字如雷貫耳的大作家、大詩人。會議結束，詩人帶著一身青春的洋溢和榮光回來，跑去找他刻章的同學，讓他做個相框把照片保存起來。同學把照片輕輕打開，兩眼放光，手有點抖，他也能認出其中的好幾位領導人來。那些大作家有的他認識，有的他不認識，詩人就一個個給他介紹、指認。當他指認到茅盾的時候，同學說別慌、別慌，就把身子放低，臉就要挨著照片了。興奮地指著照片上方那一行很文氣的行書“國家領導人接見全國青年文學創作會議代表合影留念，公元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問詩人說知道這字是誰寫的不？詩人搖搖頭。同學說你再認認、再想想，有好幾家刊物都是他題寫的刊名，多好辨識啊，秀氣、飄逸、俊雅，典型文人字。問誰啊？誰？這都看不出來？就是茅盾啊！說到這，他們又把目光投射到照片上，全是崇敬。

山溝溝里的日子以及藏在它暗角悄然發生著變化的事物，是無覺的，現在看是因為那些悄然發生著變化的事物還不大，大了或者說足夠大了，就藏不住了，地殼運動式地顯現出。山搖地動，山崩地裂，日新月異，摧枯拉朽。那些如常麻木的無聲無息如故作息的人，會突然抬起頭來，有了生動和驚恐的表情，眼睛里有了日光、月光，歡笑、喜慶，風暴和花朵。許多年之后，人們說到詩人，說到當年，山溝溝里發生著變化的大事物，接二連三，猝不及防，不相信，就跟神話一樣。比如起始北京女編輯專程奔著大別山為著山溝溝里的一位無名小作者而來；之后，就是在選拔詩人參加全國青年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之前，北京宣傳部門的一位大領導駕臨蓼地，在省市縣領導陪同下，到大別山腹地親自看望和考察詩人。還忘說了，詩人參加全國青創會，全市就他一個。走前縣里組織有歡送儀式，回來時組織有迎接儀式，縣委書記親自接見。人們看到了北京的報紙上關于青創會的報道，其中的一家權威報紙用了一個整版發表天下三大新民歌手每人一篇文章。其中詩人的文章題目是《我唱山歌您定音，一路唱到北京城》。這是詩人新民歌創作以來的經典之作、巔峰之作，人所共知。有兩個版本，版本一是：

百鳥愛的是山林，

萬物愛的是陽春；

龍愛深潭魚愛海，

俺就愛唱家鄉音，

我唱山歌您定音。

版本二是：

爹親娘親沒您親，

您的恩情似海深；

教我成人教我唱，

我唱山歌您定音。

一輩不忘您的恩。

兩個版本中的“您”用得好，用得妙，從大我和小我的創作原則上理解，這個“您”，不是個體，而是群體，或者組織。比如說它指代的可能就是“人民”或者“黨”，不過用了“您”，表達內心滿腔的尊崇、愛戴、懇切和親近。照此理解，毋庸置疑，歌中的“我”也不是單指詩人，而是所有的詩人、民歌手、文藝工作者。兩個版本，思想性不用說，藝術性各有所長，前一個含蓄些，有點拿腔拿調；后一個直接些，顯得真實自然，就像是詩人身在深山，眼含熱淚，向“您”唱出他的心聲。詩歌一經發表，立即引起轟動，很多人都會背誦，韻律優美，朗朗上口。有記者、評論家認為，詩人憑這一首新民歌，就奠定了他作為中國三大新民歌手之一的不可撼動的地位，并無可置疑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這是什么概念，這是何等的高度。于是詩人就像人們期望以及他預感的一樣，從北京回來不久，就被“組織”上安排了“工作”：去大別山腳下的一個煤礦上班，在礦辦公室負責宣傳工作，名正言順地寫稿子、寫詩歌。詩人歡喜，他由此告別和脫離了土地，改變了身份。他“有資本”改變身份。有關方面認為，詩人的“身份”并沒有改變，脫離了土地，只是換了一個崗位，仍然生活戰斗在生產第一線；你不能說在泥巴田里是勞動，在煤礦或者在煤礦辦公室就不是勞動；挖土挑糞是勞動，寫字畫畫就不是勞動；對詩人的安排，完全符合上級對文藝創作積極分子“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要求，并通過生活創作環境的改善，樹立榜樣和標兵，也表明組織上的一個態度，鼓勵更多的青年發揮聰明才智，投身時代，創作、奮斗、成長和進步。

之后不久，他大學的那個女朋友完成學業，承受著社會和家庭的巨大壓力，毅然決然，直奔大別山而來，和詩人結婚成家，書寫了一個特別時代的有點傳奇、悲壯的愛情神話。而就在那一年的初夏，起風了。

作者簡介

陳峻峰，作家，現居河南信陽。主要著作有《三炷香》《個人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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