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特工陳恭澍追憶：曾有三位同志慘遭日偽特務七十六號用作活人獻祭，這段往事讓人難忘
1946年4月，上海軍事法庭在虹口舊體育館開庭，卷宗里夾著一份編號“76-284”的行刑登記表，余延智、朱承我、周錫良三個名字排在同一行，備注“槍決，地點倉庫”。許多旁聽者不識這三人，然而看臺角落里，時任國民黨上校的陳恭澍卻攥緊了手里的帽檐——他等這一刻，已經七年。
彼時的上海，是租界與戰場疊影的城市。外灘旗幟林立，法租界里香檳碰杯不絕，卻也只有一條馬路之隔，人被塞進黑色汽車，直駛向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日偽特務用剃刀、鋼琴與手槍維持著秩序，國民黨特工、共產黨交通員、洋行偵探在同一座咖啡館對視，誰都不知道對方口袋里裝著的是手稿、情報還是左輪。
把鏡頭往回撥到1939年12月。平安夜傍晚，法租界思南路上一幢三層花園洋房燈火通明。汪曼云擺下長桌，羊排、鵝肝、馬爹利，座上賓包括陳公博、何天風、陳明楚等人。觥籌交錯間，他們談及“新政府”的預算、談及汪精衛南返；所有人笑臉如春，可腳下的地毯卻在顫，誰都清楚，合作只是今日的暗號，明日說不定就互為刀俎。王天木坐在角落里，舉杯不語，眼神在燭光里劃過陰影。
宴會散場后，一行人拖著醉意轉進百樂門。舞池里薩克斯管尖亮，霓虹在香煙繚繞中晃動。何天風抱著紅頭發的舞女轉圈，嘴角沾著香檳泡；陳明楚則在賭桌前擲骰，眼里露出兇光。凌晨兩點，人群漸散。王天木抽出懷表，“該走了”，他輕聲說。何天風哈哈一笑：“去胡同里透透氣。”一句話，讓兩條生命走向終點。
福州路西側那條狹窄小巷，昏黃的煤氣燈下，冷風裹著潮氣。馬河圖提著黑色皮箱跟隨，岳清江與丁寶齡分列前后。忽然一聲悶響，何天風捂胸向前踉蹌，陳明楚剛轉身，又一聲槍響。王天木低聲命令：“干凈利落。”幾秒后，皮箱里的炸藥引線被撤掉，只留下兩具尸首和一輛空車。第二天，“自相殘殺”的謠言傳遍報館，七十六號忙著清場，沒有人追究兇手。
相比這場戲劇性的“內斗”，另一條線索冷得多。早在當年春季，國統局滬特站就向重慶報告：已潛入偽政權高層的“佐藤”小組工作順利，核心成員即余延智、朱承我、周錫良。三人替汪精衛起草公文、譯電報、跑碼頭，外表是順民，暗里卻把譯出的情報塞進《密勒氏評論報》夾縫，交由法租界的聯絡員。同僚說他們是“鬼門關前跳探戈的人”，每天都可能走錯一步。遺憾的是，意外往往比子彈來得更快。
1939年10月，余延智在尋常的交通點沒等到接頭人，卻被七十六號糾察隊堵在弄堂口。有人供出他們“私通重慶”的線索，三人被悶頭押往浦東塘橋一座舊米倉。入夜，刑室里只有汽燈晃動。守衛把黑布袋套在余延智頭上，他笑著說：“兄弟們，照規矩來吧。”朱承我低聲回：“記住——家里沒有叛徒。”周錫良咬著牙，只留下句“中華一定會贏”便被推倒在地，槍聲在密封的木倉里悶悶地炸開。
尸體被掩埋在倉庫背后的荒地，檔案蓋上“絕密”。陳恭澍彼時正忙著協調重慶的交通線，并不知摯友橫死。直到抗戰結束，他在南京檔案處遇見歸隊的徐壽炎。兩人翻檢卷宗，找到徐壽炎胞弟徐壽新的遺書：“盼兄代我告知恭澍，余、朱、周皆忠良，切莫再疑。”那一頁紙角已被眼淚浸透。
細查下來，原來當年滬站內部一路諜報被人截獲，七十六號順藤摸瓜，卻將“敵偽高參”與“潛伏特工”混為一談；更致命的是，陪同運作的一名聯絡員在酷刑下招供，把三人徹底推向死地。情報工作詭譎如同萬花筒，稍一晃動就天翻地覆，誤判隨時可能殺死自己人。
對比之下，漢奸內部的互相殘殺、國統局的暗殺行動、七十六號的私刑，看似對立，實則同源——權力、利益與恐懼。上海這座城市在戰火與霓虹之間維系運轉，每一次夜宴、每一聲槍響都可能改寫一條生命的坐標。何天風與陳明楚的奢靡與死寂，恰好映射了另一端地窖里那三位特工的沉默犧牲：前者死于貪婪與猜忌，后者殞于忠誠與誤解。
法庭最后宣判，多名漢奸被處極刑。旁聽席上無聲起立，人們忙著記錄大歷史，卻很少有人記得那份“76-284”表格上的冷冰冰的名字。七年塵埃落定，陳恭澍合上卷宗，只說了一句：“他們的事，總算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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