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時間往回撥。山西安澤一帶早在北魏太和年間設縣，初名安澤，取“安吉”“澤泉”二地首字。隋大業改制，因縣治位于太岳山南側，“山之南為陽”，遂易名岳陽。自此，太行深處的小縣以岳陽為名一用就是千余年，地方志里“岳陽驛”、“岳陽關”屢見記載，南來北往的商旅都熟悉這個名字。
湘北的岳陽則不同。西晉設巴陵縣，日后巴陵城因臨洞庭、倚岳陽樓而聞名。南朝梁時曾在汨羅境內短暫出現過“岳陽縣”和“岳陽郡”，可惜橫跨兩江三楚的戰火很快終結了這段嘗試，縣郡俱廢。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巴陵”穩坐縣名，龍舟競渡與岳陽樓詩賦讓巴陵漸成江湖勝地，卻鮮有人再提“岳陽”二字做行政區號。
1912年，清帝遜位，新政府忙著重劃行政區。原屬“府、直隸廳”全被歸并為縣，條文雖簡短，卻牽一發而動全局。湘北的巴陵縣在這次調整中被定為“岳陽縣”。理由不復雜，巴陵有岳陽樓，樓名揚天下，借名“岳陽”既可彰顯古跡，又能擺脫“前朝遺稱”的包袱。于是1913年10月，新縣印信敲下的便是“湖南省岳陽縣廳”八個朱紅大字。
問題隨之爆發。電報、電函、稅單、部隊調令，全寫著“岳陽縣”，卻有兩處收件地，一在洞庭之濱，一在太行之麓。運輸部門“拍電報都得問明省份”，軍需處更不敢大意。混亂最典型的一次是1913年底內務部向各省撥付賑濟銀兩，5000兩銀票貼上“岳陽縣”郵簽后被直達晉東南的驛路“截胡”。湖南方面據理力爭，掀翻了這鍋粥。
民國三年春，內務部不得不出面“統一賬本”。他們制訂了一個原則：同名縣只能留一個，優先保留設治“歷史較早、沿革穩定”的那家。安澤岳陽自隋大業年間一脈相承，表面看似乎更占理，但檔案翻到更深處，才發現南朝梁528年便有“岳陽縣”建置，雖只存六十余年，卻早了將近80年。加之當年梁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對湘北的治理影響深遠，故官方認為“岳陽”之名“本屬湖南”，可據此回溯古制。
山西方面聽聞此裁決，自然一片噓聲。安澤縣令陳翊章在呈文里寫道：“民間稱本縣為岳陽已逾千年，忽復舊名，生人茫然。”然而中央已下令，辯無可辯。1914年6月，山西岳陽縣正式復名安澤縣，縣城照舊，官府更印，百姓口耳相傳的“岳陽”二字卻自此淡出太行山區。
一紙文號既下，困擾郵政的難題迎刃而解。湖南岳陽縣得以名正言順，此后一路升格，1986年改地級市時干脆恢復古稱“岳陽”。而山西安澤則繼續靜守汾水支流旁的青山翠谷，縣志在編修時，只于“沿革”一章里簡略提到“隋開皇九年置岳陽縣，民國三年復安澤名”一句。
有意思的是，若論聲名，湖南岳陽靠一座宋樓、一篇千古名賦贏得天下矚目；而山西安澤雖失去“岳陽”二字，卻因境內寒冷泉與紅軍東征舊址而別有韻味。一個借助文化地標躋身名城，一個回歸原名守護鄉土，這場地名之爭最終化作兩省縣志里的小注，卻折射出民國初年地方行政的劇烈調整。
試想一下，如果當初保留下的是山西岳陽，岳陽樓是否會成為“巴陵樓”？范仲淹那篇《岳陽樓記》又該改作《巴陵樓記》嗎？歷史不容假設，卻能讓人會心一笑：文字千秋，政區瞬變，唯有山河依舊。
郵袋風波已成百年舊事，郵路也從旱驛馬幫變成了高鐵與航空。今日翻開地圖，兩座縣城相距800公里，一北一南，再無混淆。但若有人在安澤老街問起“岳陽”，老人會抬手指向南方說：“那是江南的事，我們這里，早已叫安澤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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