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空虛確實存在，人們往往會用一種地方性的語義去填補它，但風險在于滑向身份政治。這幾個月，我帶著自己最新那部有些另類的小說密集巡回，倒是第一次沒有讀者問我“根”的問題。
的確，回到鄉村地區——無論是身體上的回歸，還是情感上的回返——重新發掘祖輩知識與傳統，或是為民間語言爭取正當性，這些都回應了當下社會普遍存在的關切。
自現代性以來，歷史仿佛成了一臺不斷制造失根與異化的機器。它把人群從原本的生活空間中驅離——殖民主義甚至直接將其消滅——把他們變成遷徙者。大眾旅游等當代實踐又把城市地理景觀同質化到某種程度，以至于城市一度失去了“家”的意味。
因此，“根”所處的是一個超越書本的象征性空間，盡管書頁之中也一直容納著它。從西蒙娜·韋伊到帕索里尼，從批判“非地方”的馬克·奧熱，到埃利亞娜·布魯姆的生態主義，這一主題始終反復出現，像是某種不斷失落的恒常之物。
也正因如此，它代表著一種值得被滿足的存在性需求。至于應當如何滿足、以何種方式滿足，則關系到各種意識形態所設想的未來。
一些激進保守政治力量已經抓住了鄉村議題。它成功對接了制度性忽視，以及多年積累下來的受屈感，并承諾一種身份上的“恢復”。這種承諾并不能在物質層面給予補償——比如，它并不會擴充公共服務——卻能在一些人那里緩解對世界主義道德優越感的怨氣。
像“本國人優先”這樣的主張，如果沒有與之對應的“扎根”敘事，就無法成立。而這里的“扎根”顯然是以排斥性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方式展開的。
與其做外國人，不如做本地人；這種與生俱來的特征無需爭取，也與精英主義式的奮斗邏輯無關。除了出生在“正確”的地方之外，什么都不用做，就能獲得一種輕易的主體認同。這類話語雖然簡單，卻極有效地吸引選民。
人們也應看到，它的排外綱領從不針對游客或外來企業主；它的農業政策也從不提及，在那些被虛假稱作“生態狂熱”的東西出現之前——也就是在綠色革命、機械化和農藥灌施之前——每一季收成原本都是有機的，本身就是可持續的。
于是，他們借助一種有害的懷舊來操弄的那個遠古時間，并不對應真實的歷史時間，但“根”被有意復活，最終換來了議席。在許多選民那里，它填補了一種空缺。
正因為空虛確實存在，人們才需要賦予它意義，而這種意義通常帶有地方主義色彩。放到意識形態光譜的另一端，像“前進安達盧西亞”這樣的政黨之所以取得壓倒性的成功，也可以從這套邏輯的另一面來理解。
安達盧西亞主義的復興，既回應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外部威脅的世界——戰爭、國際法秩序的崩塌，或一些人所理解的、試圖削弱該地區自主性的權力集中趨勢——也回應了人們迫切想要歸屬、想要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組織“屬于自己之物”的需要。
腳踏土地，用“最標準的安達盧西亞語”說話——借用馬努·桑切斯的說法——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事。這位喜劇演員也在西班牙國家電視臺黃金時段把它高高舉起。若不是因為這種情感確有共鳴，為什么全西班牙會有數百萬觀眾追看他的節目《安達盧西亞之犬》，盡管它有著鮮明的南方視角？
收視數據印證了一種趨勢。桑切斯憑借個人才華將其具象化，并把它投射到全國：在我們的邊界之內尋找安全感，擺脫那些陰魂不散的自卑標簽——鄉巴佬、懶漢——而且還是通過一種歡快的方式來完成，對儀式和習俗加以紀念，同時格外珍視福利國家。這不再是沃克斯的綠色，而是洛爾迦筆下“我多么愛你，綠色”的那種綠色，帶著十足的安達盧西亞式幽默。
于是，“根性”又一次頑強回返，以一種變色龍般的方式出現，要求人們正視它，把它當作療愈匱乏的一種形式。這里的“匱乏”也有其最字面的含義，即人與自然關系中的缺失。
與那種僅僅訴諸身份認同的信息不同，這里更關乎如何更聰明地組織生活方式，盡管其動力也許同樣來自恐懼，以及平息恐懼的機會。無論如何，從住房問題到對“共同家園”——借用良十四世的話——的照料，從口音到傳統，人們對“根”的執念所顯示的，都是全球化的疲態，以及共同體想要尋求庇護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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