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視覺中國

上初中時，一本《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在同學中悄悄傳看，讀過的人忍不住炫耀，破碎的片段也令人心驚魄動。我好不容易打聽到書主，滿懷期盼排上了號，結果因為有同學上課偷看，書被老師收去。我歷來記不住外國地名和人名，卻牢牢記住了這尚未寓目的書名和大偵探福爾摩斯。

時隔近20年，群眾出版社終于推出一套五冊《福爾摩斯探案集》，我購回一部，讀了個昏天黑地，但已覺不及迪倫馬特《法官和他的劊子手》引起的心靈震撼。差不多同時，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登陸，與福爾摩斯風格迥異的名偵探波洛打開一個全新時代。森村誠一推理小說《人性的證明》出版，由日譯本轉譯的亞森·羅賓探案故事也開始流行。江蘇作協籌劃出版《程小青文集——霍桑探案選》，讓我得知中國曾有名偵探霍桑。此后閑書日多，尤其金庸武俠小說的變化莫測遠勝偵探小說的套路，偵探小說讀得少了，但詹姆斯·邦德的影視片仍是必看的。

《西方偵探小說史》，[英]朱利安·西蒙斯 著，劉韋廷 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26年出版

重新引發舊日興趣，是這部《西方偵探小說史》。著者朱利安·西蒙斯寫了30多部偵探小說，而且是唯一“囊括美國推理作家協會頒發的‘愛倫·坡獎大師獎’、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頒發的‘鉆石匕首獎’，以及瑞典偵探學院頒發的‘大師獎’三個重量級獎項的作家”（《出版后記》）。以我的閱讀經驗，兼為創作者的研究者往往比單純的研究者更可信任。西蒙斯在書中坦言：“我是個書迷。熱愛一切經得起理性解釋的犯罪文學……我的研究是基于書迷的身份，而不是埋首在索引資料中的學者身份。”他認為偵探小說包括犯罪、心理、懸疑、警察、冒險、間諜小說等，“是這一切的混合體”。他寫于1992年的《第三版作者序》中強調：“這是一份充滿熱情但偶有失望的閱讀記錄，而非推理書目或百科全書。它用來閱讀、查詢、論辯及提出合理的質疑。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發揮一點力量，讓新一代的讀者能夠理解：最棒的犯罪小說不只是消遣，也是文學。”例如被譽為“偵探小說之父”的愛倫·坡，“他所寫的五個短篇可說界定了偵探小說的形式”，然而“愛倫·坡并不認為他寫的是偵探小說（在第一篇偵探小說《莫格街兇殺案》問世時，‘偵探’一詞還無人知曉），或許他也不認為這些獨特的作品有多么重要”。著者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列入偵探小說的“百大書單”，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確喜愛聳動題材，可被視為一名犯罪小說家，但他的作品成就卻是犯罪小說作家難以企及的，甚至成為他們的標桿。”他列舉“犯罪小說的嚴肅型作家”多達24位，包括博爾赫斯和羅伯·格里耶。我讀愛倫·坡作品時確實不覺得那是通俗文學，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爾赫斯就更不用說了。

中國的通俗文學研究者幾乎在同時發出同樣的呼吁。1994年范伯群為“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所作《總序》，開篇即說：“近現代文學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種共識，應該將近現代通俗文學攝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純文學和通俗文學是文學的兩翼，今后撰寫的文學史應是雙翼齊飛的文學史。”

瀏覽西蒙斯展開的偵探小說歷史畫卷，令我感觸最深的是時間的錯位。毋庸諱言，當代中國人廣泛閱讀偵探小說，始于20世紀80年代，距福爾摩斯的誕生已過去了一個世紀。

其實在偵探小說的第一個黃金時代，福爾摩斯已經進入中國，并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偵探小說創作。1896年，梁啟超主編的上海《時務報》第六期開始連載張坤德譯《英包探勘盜密約案》（今譯《海軍協定》）等四案，此后福爾摩斯系列陸續譯載出版。1916年，程小青、周瘦鵑、嚴獨鶴等以文言合譯的《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12冊由中華書局出版，1926年大東書局出版周瘦鵑白話譯本《福爾摩斯新探案全集》，1930年世界書局出版程小青白話譯本《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程小青自1914年開始偵探小說創作，1919年《江南燕》被拍成電影，1922年主編《偵探世界》月刊，因其“霍桑探案”系列師承與模仿柯南·道爾，被譽為“東方柯南·道爾”“中國偵探小說之父”。其時可與之比肩的尚有孫了紅著《東方羅蘋奇案》，何樸齋和俞慕古合著《東方魯平奇案》，陸澹庵《李飛探案》，張碧梧《宋梧奇探案》等。模仿柯南·道爾可以成為宗匠并不奇怪，西蒙斯說“如果要選出至今寫得最好的20則偵探短篇，夏洛克·福爾摩斯系列至少應該占上六個名額”。

西蒙斯從心理學和社會學角度分析偵探小說廣為流行的因素，舉出美國總統林肯、威爾遜、肯尼迪、克林頓、英國首相鮑德溫等政治家，弗洛伊德、艾略特等學者作家愛讀偵探小說，犯罪文學是“讀者中最聰明的那群人的最愛”。又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半個世紀中，“犯罪文學為讀者提供了一個令人安心的世界，試圖擾亂既有秩序者會被察覺與懲罰。偵探是社會的代理人，是唯一擁有高度智慧的角色”。

其實更值得重視的，是第三、四章里討論的“未知的大眾”讀者群，“這群未知的大眾出生于工業革命時期，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而“六便士‘藍書’”“一便士故事”等廉價出版物和免費圖書館培養了“擁有讀寫能力與些許閑暇時間的新世代讀者”。“在19世紀最后20年里，由于印刷技術的發展與教育水平的提升，‘大眾期刊’這個完美的媒介總算出現。它們售價低廉，刊載大量小說與非小說作品”，尤其是大受讀者歡迎的偵探小說。無獨有偶，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總序》中專立《大都會的興建與近現代通俗熱》一節，“從精神需求和物質后盾兩方面去探究其中的內在聯系”，清末民初的“工業化不僅為通俗文學的升溫準備了物質條件，而且也為通俗文學‘制造’讀者群”。他說：“歐亞若干國家的文學發展史可為這一歷史必然提供佐證。”西蒙斯此書恰成為有力佐證。這也有助于我們理解，20世紀80年代通俗文學閱讀熱潮會再度在中國勃興。

西蒙斯的“西方”是純地理概念，所以本書幾乎未涉及日本推理小說。有趣的是，他將荷蘭作家高羅佩的《狄公案》系列歸入“奇特作品”。當然他也指出：“傳統的中國或日本‘公案小說’是關于罪與罰的故事，這類作品的慣例之一是兇手身份自開始便一清二楚，讀者（或聽眾，因大多數故事均出自說書傳統）的樂趣來自官員針對惡人設下陷阱。”公案小說的主角是審案之官，以秉皇權執法救世的“包青天”為典范，偵探小說的主角則是非官方的平民，憑個人智慧偵破案件，警方往往被作為陪襯，這無疑是兩者最明顯的差別。寫《中國公案小說史》的黃巖柏認為，西方偵探小說的偵破手段與寫作方法“比《施公案》《彭公案》等我國固有的公案章回小說優越得多，擊敗了后者，受到中國知識青年等相當多讀者的熱烈歡迎，并且給中國走入死胡同的公案小說接出一條路來”，導致“包拯與福爾摩斯‘交接班’”，不免失之于皮相。

《西方偵探小說史》1972年出版，1985年修訂，1992年增補，這一年著者年屆八旬，兩年后就去世了，所以這是本書的“最后一個版本”。西蒙斯不愧為“推理迷”，在本書中引述了數量驚人的偵探小說，介紹情節，分剖人物，評判得失，解析主角從“超人”向凡人的演化、寫作“規則”的發明與終被摒棄，書后附錄的書名與人名《索引》長達45頁。我讀過的幾十部偵探小說，在其中只能算九牛一毛。相信喜愛偵探小說的讀者、翻譯出版者、影視編劇都可以從中得到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