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憑借四方面軍八萬人馬，實力比一方面軍強，就公開要權，不僅當上總政委，還將陳昌浩、周純全增補為政治局委員，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傅鐘、30軍政委李先念為中央候補委員，而總指揮徐向前只是中央委員，副總指揮王樹聲什么也沒有當選。
在很多人看來，就是選四方面軍領導進入政治局，也應該是四方面軍主要領導，比如陳昌浩、徐向前，怎么能輪到周純全呢？從職務和四方面軍的影響來說，周都不足以與徐總指揮相比。當時的周純全不過擔任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軍政委等職。
從軍隊角度來說，他確實還有一定距離，但周純全還兼任一個職務就是川陜省委書記。這個屬于地方職務，有多高呢？是當時川陜根據地地方最高領導，陳昌浩代表四方面軍部隊，周純全代表川陜根據地，因此被增補為到政治局。
對于傅鐘、李先念被增補中央候補委員，很多人想不通，如果說以上陳、周各有代表，傅、李都是軍職干部，職務沒有王樹聲的高，為何能繞過上級被增補為候補委員呢？
從以上情況來說，陳、周、傅、李都是政工出身的干部，徐、王是軍事出身干部。在黨組織中，反而是政工干部優先于軍事干部，是不是體現出“黨指揮槍”的原則呢？也就是說，軍事主官的占比是不能過多，不然可能就不是黨指揮槍了，而要反過來。
我們知道在土地革命早期，部隊當中沒有設政委，而是黨代表。顧名思義：由黨派遣到軍隊里代表該政黨從事領導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組織建設工作的人員。從這個解釋就完全體現出“黨指揮槍”的原則。
土地革命時期就確立政治建軍，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軍事指揮屬于中革軍委執行層面；政工干部天然承擔黨內政治領導，思想統一等，本身就屬于黨務工作，具備進入政治局參與政治決策的屬性。軍事干部主要核心在作戰指揮方面。
簡單來說，政工干部被提拔到核心層自帶天然屬性，政治局委員中大多數都非軍事主官出身，只有少數而已，大多數都是沒有帶過兵的，這是在解放前的情況。
王樹聲比李先念、傅鐘職務高，也是因為他是軍事主官，按照這個原則來說，他在當時比起政工干部而言是不優先考慮的。為何讓李、傅進入呢？
傅鐘可是老資格，早在1921年就入黨，四方面軍上下，只有張國燾的資歷比他高一些。傅鐘長期干政治思想工作，而且資歷老，職務高，被增補候補委員，在四方面軍中沒有異議。李先念與其他軍政委不同，他在大革命失敗后一直在地方工作，擔任地方主要負責人，1931年帶頭參加紅軍，成為一名政工主官，他具備軍地能力的干部。
沙窩會議適當增加四方面軍一些干部進入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讓他們參與到核心決策當中，目的不言而喻就是平衡。很多人不知道，張國燾原本打算讓四方面軍9名干部進入政治局被否定，因為一旦實現，在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原則下，張有可能就改變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要知道戰爭年代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起點門檻很高，1945年以后的十大將才成為候補委員，更別說在更早的10年前了。雖然候補委員，沒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但在會上有發言權，日后增補中央委員也是優先被考慮到。能成為中央委員就可能進入政治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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